很小就知道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其實，讀書的人，誰又不是這樣呢。
就比如《論語》裡的「學而優則仕」，誰都知道。真要問起來，「學而優則仕」裡的那個「優」是什麼意思，誰又能保證一定答得對呢。
我也只是幾年前才了解得更多的。
記得那次與家父閒聊天，聊到一個很俗的話題，就是關於貪官泛濫的事。人人都問，這些人都是怎麼被選拔上去的。
家父便說，現在的選拔確實大可深究。
子曰，「學而優則仕」。意即學問做得還有餘裕，便可以去做官。
而現在那些貪官，本來並無學問，又奢談什麼餘裕！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還要反覆地對那些毫無餘裕的人們進行所謂的培訓，送給他們學士、碩士、博士頭銜以及在職學歷。
家父以為，無論如何，餘裕是素質，不是技巧，它只與天賦和早期教育有關。
好新鮮的說法。
之前，我只知道「優」字有「優秀」、「優裕」、「優伶」等三義，但對於看似耳熟能詳的「學而優則仕」中的「優」究竟是作「優秀」還是「優裕」解，實在是不甚了了。
家父說，他從小讀《四書》時，老師就是這麼解這「優」字的。
回來趕緊翻書。
《康熙字典》：「優遊和柔又有餘力也。」
朱熹的《四書集注》：「優，有餘力也。」
還有《說文解字》：「優，饒也；饒，裕也。」也是有餘力的意思。
再查，還查到有人考證，「優」字，在先秦時就是「饒」、就是「裕」；而所謂「優秀」「優良」之義，是漢代以後才產生的，並漸漸演變成為「優」字的第一義。
原來，把「學而優則仕」解釋為「讀書讀得好就可以做官」，並不是《論語》裡的本意啊。
於是我又自問，那麼這種不確的印象又是從何而來呢？
想我們小時候讀書，早已不讀四書五經了。
接觸到這一句話，是在文革中批判劉少奇的所謂的「讀書做官論」時，說它源出孔夫子的「學而優則仕」。
於是，大家幾十年深信不疑。
而且這「有餘裕」，看來還要分兩種。光是才華「有餘裕」還不夠，還要愛「有餘裕」。
何以有的律師能替別人打那麼多風險極大的公益官司而分文不取呢？我想，一定是他的愛「有餘裕」。
這讓我想起胡蘭成1944年的《論張愛玲》裡的一段話：
「因為她的愛有餘，她的生命力有餘，所以能看出弱者的愛與生命的力的掙扎……，又因為她的才華有餘，所以行文美麗到要融解。」
原來，這便是在誇張愛玲很「優」啊。
細想起來，愛與才華的「有餘裕」，不光是做官的需要，當作家的需要，竟也是普通人的需要。
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文字，狠有些意思。
「彈琴有餘才可以作曲，工作有餘才可以書畫琴棋詩酒花，生活有餘才可以逃跑反抗翻臉旅行。
生命有餘才可以戀愛，戀愛有餘才可以給自己出難題。
寶玉有餘裕，才能大觀園裡姐姐也好妹妹也要。
從這一層面來講，黛玉沒有餘裕，她眼裡的未來只一個寶玉，比不上寶釵，所以要淚盡而逝。
做男人有餘裕，才可以對女人百般寵千般慣。
做君王有餘裕，是可以愛美人到連江山都不要，是愛完美人還可以再來要江山。」
或問，「有餘裕」真的那麼重要麼？
那麼就來看看沒有「餘裕」的生活又會是怎樣的。
胡蘭成的《談談周作人》裡這樣說：
「因為離開一切面紅耳赤的爭鬥，他這才有觀察人生的餘裕的。」
「現實的生活又確是到處充滿著面紅耳赤的爭鬥，周圍的人們都在這麼急促，局限，而潦草的過著日子，他將怎樣保持人生的餘裕呢？」
哦，原來人生若無「餘裕」，是很容易陷入「一切面紅耳赤的爭鬥」的。
原來「不餘裕」的生活會很「急促，局限，而潦草」的。
他在另一篇題為《周作人與魯迅》的短文裡曾描述過這樣的生活：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中國人的生活變得這樣瑣碎，零亂，破滅。一切兇殘，無聊，貪婪，穢褻，都因為活得厭倦，這厭倦又並不走到悲觀，卻只走到麻木，不厭世而玩世。」
「不餘裕」的生活，因為零亂而急促，常常局限於「兇殘，無聊，貪婪，穢褻（罵罵日本、喝喝小酒、炒炒股票、看看A片）」中而走不出來，進而連麻木也顯得那麼潦草，潦草到誰都不知道你已麻木。
玩世不恭的「不恭」，就是「潦草」吧。
而一旦陷於這樣的生活（誰又曾倖免於此呢），不特無法「保持人生的餘裕」，竟無法「觀察人生的餘裕」，更無法奢談「發現情緒上的餘裕」呢。
有這麼嚴重嗎？
再一想，不是麼，「優」是「餘裕」，沒有「餘裕」豈不就是「劣」嘛。
我不想過「劣質生活」，我要追求「餘裕」了。
那麼，又怎麼來擺脫這「劇烈而迫促的生活」呢？
事實上，不管社會政治如何變幻，不管物質生活如何豐富，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動並不會因此而有很大改變的。
正所謂，馬照跑、舞照跳、愛照做，崽照生。
這正好拿來解釋，何以中國人在自以為「強國」、自以為「盛世」的當下，生活依然是如此的「急促，局限，而潦草」。
原來，改革是要從日常生活改起的。
只有「從日常生活革新起，從人們的生活情調與生活智識革新起」，才是人文主義的幹法。
不以外界環境變動而怒，也不以外界環境變動而喜，才能活得有「餘裕」。
「餘裕」，不是高不可攀的標尺，而是值得追求的境界。
我要「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