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鄧小平曾經說：抓中國的對外開放要靠明白人。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鄧小平話中提到的這個抓細節和具體問題的「明白人」就是谷牧。正是改革開放最初十年，扮演著多個角色谷牧，勾勒出特區政策的輪廓
本刊特約撰稿/龐清輝
1978年，國門打開之時，4個經濟特區的建立，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以及珠三角、長三角的開放，谷牧是中央的決策者，也是一線的指揮員。就是這樣一位生於儒鄉，深諳儒學，極具中庸之氣的老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帶領創傷後的中國殺出了一條經濟對外開放的血路。而自此，「特區」「開放」與谷牧的名字也就永久地聯繫在一起了。
引進外資的肇始
1976年，「四人幫」被擒。谷牧一高興喝了將近一瓶的茅臺，一方面感到「慶父已除，國家將興」，另一方面又感到經歷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千瘡百孔，重整河山，任務艱巨。
1978年初，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負責對外開放工作。5月，從來沒有出過國的谷牧帶團去西歐考察訪問，這次出訪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出發前，鄧小平指示說，什麼都看，他們成功的要看，他們失敗的也看，看現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一個多月的考察馬不停蹄，緊緊張張。第一次出國的谷牧，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有了實感。「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聯想到國內的經濟技術水平，谷牧感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感。」
回國後，谷牧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
「我們的上層建築，很不適應發展對外貿易的要求。我們一個省市，比歐洲一些國家還大，可是省市管理經濟的權限卻很小，很少主動性，省市在計劃財政物資的管理上並沒有真正成為一級，許多事情都得跑北京來解決。而且，往往一個問題，跑幾個部門，等幾個月，還沒有結果。」
「這些國家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產品要找銷路，都很想同我們拉關係，做生意。考慮到歐洲一些國家對我比較友好，生意可做得更大一些。」
……
報告的內容就像谷牧本人，質樸而中肯，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在文革結束後，一批計劃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專家型幹部在初次訪問歐洲發達國家時的真實觀感，以及出於強烈的責任心，給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建議。
而這些想法和建議後來大多不斷被完善，逐漸被採納，並凝聚到當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戰略決策中。
聽完匯報後，鄧小平表態說：引進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可以借點錢，出點利息，這不要緊，早投產一年半載，就都賺回來了，下個決心不要怕欠帳。
不久，谷牧接到日本對華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傳來的信息說，日本政府有一筆向發展中國家貸放的「海外協力基金」，利率低，擱置時間長，本息償還期長，中國可以長期使用，但是須由中國先張口。
經過幾輪磋商，當年9月1日，谷牧訪問日本。臨行前，谷牧的老母親很不解：「你去那個地方幹啥？」因為老母親知道1941年穀牧在沂蒙山區與侵華日軍殊死搏鬥時，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彈孔。
1914年出生，在山東榮成寧津東墩村農民家庭的谷牧，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拿起槍桿子參加了抗日鬥爭，並曾在張學良的東北軍從事兵運工作，親歷了西安事變。
那次訪日，谷牧促成了中日第一筆為數500億日元的貸款協議，年利3%，還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國家政府貸款」的思想禁區。「我奶奶在電視裡看到了，拿拐棍敲著地板說：漢奸，漢奸。」谷牧的兒子劉會遠回憶說。
「雖然現在看來說不上是突破，但是在當時邁出了中國使用外國貸款的步子。」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在改革開放的總調子下，中國邁出的一步，谷牧是具體的操作者。」
比使用外國政府貸款起步時間還早一點，谷牧就著手做了吸引境外客商直接投資的準備工作。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施行，外國客商、海外僑商、港澳臺同胞在中國大陸投資舉辦企業從此開始。
原蛇口工業區副黨委書記彭順生，也就此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了一件當年引進外資的往事。
「1983年，日本的三洋公司在蛇口辦廠，按照當時的規定，三洋生產的電視機只能賣給廣東省的商業廳，然後由商業廳到國內市場進行銷售，但是三洋一直要求自己直接銷售。」為此，1986年，彭順生在中南海參加谷牧主持召開的《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會議時，向谷牧匯報此事，「他一聽特別不高興，說我們卡住了人家。」
「開完會總結的時候，他沒太批評我們，又說剛剛批評我的話有些重了。他是個很和善，做事特別實事求是的人。」彭順生說。
對於當年吸引外資的最初形勢，谷牧自己回憶說：剛開始全國總共才批准了6個合資項目，是餐館、養豬場、照相館等項目，協議外商投資金額才810萬美元。
如果從現在一年批准幾萬個項目來看，當年的數量似乎太少得可憐了，但它卻是以後星火燎原的第一步。
特區的艱難推進
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思想最早萌芽於1978年。年初，谷牧在準備西歐考察之前，委託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組成經濟考察團到港澳調研，考察團的報告吸收了廣東省委的建議，提出借鑑港澳經驗，建設寶安縣(深圳特區前身)和珠海縣的大膽構想。
這份報告獲得中央的肯定，與中央後來決定創辦深圳特區有直接的淵源。
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既定，如何具體實施，從哪裡起步，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問題。1978年10月，袁庚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上任伊始，他就作出不同尋常的舉動，搶先一步，建議策劃成立招商局蛇口工業區。
經李先念批示，2月初，谷牧召集國務院有關部委開會，決定給予大力支持。同意批給袁庚深圳東南部的蛇口2.14平方公裡的土地，主管部門原則同意先劃出300畝，讓駐港企業進行開發、建設、經營，並給與地方納稅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與此同時，廣東省委於1979年1月下達文件，成立深圳市，並提出「三個建成」的奮鬥目標。而這只是深圳在大辦特區之前的一個過渡性方略。
在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中，蛇口先行一步，其「蛇口模式」的諸多創舉屢屢獲得中央的高度評價。再加上一些歷史原因，深圳與蛇口在創建之初就發生了很多管理上的矛盾。
「袁庚和梁湘(原深圳市委書記)都坐不到一起，說著說著就吵起來。」彭順生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中央最早希望招商局在蛇口先殺出一條路，深圳卻想堵死蛇口，當時往蛇口拉一條水管都很難。但是谷牧對深圳市的態度非常堅決，必須要給蛇口一定的自主權，當時如果不是谷牧，誰也管不了這個事。」
彭順生就是袁庚從清華大學招去蛇口的第一批幹部中的一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很多人勸他不要過去。那個時候的蛇口和深圳，是大片的荒山野地，荒涼的海灘上沒有人煙，「大部分都是水塘，後來水塘被我們填平了。根本見不到人，只能偶爾看到幾個來考察學習的人。」
在當年深圳和蛇口之爭中，谷牧發揮了重要的調解作用。他提出，蛇口是試點，可以先行一步，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半獨立性。蛇口是深圳特區的一部分，要維護深圳特區對外的統一性。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廣東省委對在深圳、珠海、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的可行性已形成共識。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
1979年5月，谷牧率領一個工作組，來到廣東、福建調查。20多天的調研結束後，谷牧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經濟計劃以省為主；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財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地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優惠稅率，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商品的生產。
按照這個思路，他幫助兩省起草了向中央請示的政策性報告。回京後，向鄧小平面報劃出辦區的四塊地方。鄧小平很贊成，談及如何命名時，他明確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時就叫特區嘛！
隨後，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發[1979]50號文件，批轉了那份報告：對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的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自主權。
「特區有更多的自主權，沒有谷牧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那個時候在深圳打電話要排隊，裝個長途電話都要中央領導來協調，」原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王今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時有什麼困難他就當場解決，解決不了的，回中央報告完再來解決。他是當時中央和特區的橋梁。」
在很多人為興建特區而欣喜的時候，谷牧意識到，舉辦特區涉及面廣，政治性強，黨內外不少領導和群眾不理解甚至反對，國外投資者也有種種疑慮。因此，光靠有方針政策還不夠，必須得提請最高權力機關立法。1979年底，他就著手組織起草法律性文件，先後13次易其稿。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這個國務院提請審議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隨即批准上述四個特區的位置和區域範圍。
至此，經濟特區從創意、構想，到黨的決定、政府法規，最後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變成了儼然在望的現實。
陣痛中全面開放
20世紀80年代初，正是國內市場商品匱乏的時候，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優質布料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商品，而當時中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又是兩個不同的價值體系。國門一開，相應的防範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販私活動更加泛濫。
王今貴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最嚴重的廣東、福建的幾個沿海漁港、漁鎮，成了走私販私的大據點，私活蜂擁而進，私販絡繹於途。
1982年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提出嚴厲打擊走私販私、貪汙受賄等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廣東首當其衝。國務院各部委在其他不少的文件上，也都加上了一句「廣東、福建不例外」。
彭順生對記者說，當時確有一場有關「租界」的風波。當時有人把特區比作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香港市場上水貨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擬為「舊中國、上海的『租界』」。
谷牧後來回憶說：他在中央書記處討論批轉一個對外開放的報告時，曾經與一位大理論權威面對面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當時這位大理論家說轉發對外開放報告可以，但要附一個材料「上海租界的由來」。最終這個報告沒有批轉出去。
同年4月，某報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為題的文章。文章表面上告誡人們不要忘記歷史，實際上是懷疑甚至不贊成中國試辦經濟特區。而谷牧也被稱為是「李鴻章」，「洋務運動捲土重來」等說法接踵而至。
谷牧後來回憶說：他當時的壓力也很大，本該進入草木芳菲陽春季節的經濟特區，卻有點風雨蕭瑟的味道。
在繼續推進特區發展過程中，谷牧與兩省負責同志多次交換意見，取得了這樣的共識：不爭辯，不解釋，埋頭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銷原定決策，仍然照樣幹，有些事辦起來有困難，暫時緩一緩，先辦能做的事。
在當時改革一線的人們看來，谷牧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和關係，因為他熟稔中國國情與「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鄧穎超就曾經點將他做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因為鄧穎超深知，在那個特殊時期，谷牧曾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在重重困難中維護和推動經濟運行，從來沒有偏激的行為，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他身上有最好的體現。
凌孜，葉劍英元帥的二女兒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真的是非他莫屬。」前年，谷牧從病重監護到寬鬆看護的時候，她曾經去醫院看過他，「他是個非常開朗的人，雖然病重，也保持著特別開朗的狀態。」
但是，對於80年代谷牧和葉帥曾經談及的經濟對外開放方面的事，凌孜保留著模糊的記憶，只記得：「那個時候，谷牧經常到家裡和父親聊天，一聊就說很久。」
1983年4月，谷牧視察了廣東三個經濟特區後，去看望葉帥，葉帥說：如果你頂不住了，就來電話，我葉劍英立即調飛機飛回北京，旗幟鮮明地支持你搞改革開放！鄧小平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你就是偵察兵，要殺出一條血路。計劃經濟搞不通，也許你搞特區能給中國找到出路。
「當時我們不走這個路子，也很難說我們會走出一條什麼別的路子來。」彭順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建築工程招標承包製、勞動用工實行合同制、使用幹部採取聘用制、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和轉讓等現在人們司空見慣的事物，都是從特區生根發芽，走向全國的。「當時不邁出這一步，體制還是會束縛在那個結上，還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同時，他還深有感觸地說：「辦這件事沒有經驗，能不能辦得成，沒有哪個人敢說有把握。谷牧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特區辦主任，地位再低一點可能就做不成這個事了。」
1984年春，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分別為兩個特區題詞，充分肯定試辦特區的決策是正確的，給那些有關興辦經濟特區的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至1988年，谷牧像當年在前線創辦其他四個特區一樣，主持籌辦了海南建省和建經濟特區，並且探索到了除特區之外的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些新的開放模式。
從1979年到1988年，谷牧窮十年之功，扮演多個角色，為中國經濟由故步自封轉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礎。在30年後的今天，谷牧老人離去之時，中國已經越來越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在國際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 ★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谷牧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