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理想國」堅守理想的出版人：出美好純粹的書
原標題：「理想國」堅守理想的出版人
出一兩本好書不難,但常年持續出好書,就凝成了一種出版的品格與氣質。4年來,人文社科類圖書品牌——「理想國」以專業的態度和品質成為很多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的精神家園。
「理想國」如何聚集理想?「理想國」的選書標準是什麼?本報記者專訪廣西師大出版社總編輯、「理想國」的總舵主劉瑞琳女士。
2010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下屬的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創辦十周年。總經理劉瑞琳決意藉此機會創立一個全新的文化品牌。在她的設想中,不僅未來出版的書將打上這個名字,它還將孕育出更多的可能性。
於是,現今國內出版界炙手可熱的人文社科類圖書品牌——「理想國」橫空出世。
劉瑞琳曾這樣解釋「理想國」:理想各有所屬,各式各樣的理想匯聚在一起,便成為一個理想國。作為社會公器,出版社應該給大家提供一個匯聚思想的公共平臺。
出一兩本好書不難,但長年持續出好書,就凝成了一種出版的品格與氣質。短短四年時間,「理想國」以專業的態度和品質成為很多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的精神家園。
2014年年末,本報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和平裡化工大院居民區的「理想國」,拜訪了它的締造者劉瑞琳女士。
出美好純粹的書
翻開「理想國」2014·秋的書目,這裡有納爾遜·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奧蘭多·費吉斯的《耳語者》、龍應臺的《野火集》、陳丹青的《草草集》、章詒和的《鄒氏女》……這些書個性十足,排列在一起,卻又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呼應。
它們是怎麼聚合在這裡的?「理想國」選書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呢?
劉瑞琳的回答出人意料:出版,其實是對審美的考驗。「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的最高層面是審美。出不出一本書,當然會考慮到各種功利性因素,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促使我們最終下決心的,往往是一種審美的判斷。一本美好的書、一本純粹的書,就是我們應該出版的書。」
為了追求這種「美學意義」,很多時候劉瑞琳不得不做出取捨。一本書,即便有市場,即便有文化價值,也不一定適合「理想國」。「我並不認為書的類型有什麼高下之分,歷史書和菜譜,都有各自的價值。問題的關鍵在於,書寫得是不是足夠誠懇、純粹、專業。一本菜譜都可以是很美的。而有些號稱批判、反思的書,卻也可能是不美的,因為它的邏輯不夠嚴密,它的證據不夠充分,它的語言缺少克制,即便它有話題性,或許也會有影響力,但不在我們考慮之列。」
劉瑞琳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學哲學出身。之所以進入出版業,是因為喜歡跟做書的人打交道。作家麥家曾評價,劉瑞琳身上蘊藏一種懷揣著理想的老派出版人的「不安分」。
在2013年的香港書展上,劉瑞琳被邀請做一個主題為「從國際經驗看創意與出版」的演講。她講道:「在每一個環節,都有一種不安分的東西存在。這種不安分,讓我們不斷突破自己的本分,不斷去追求極致,不斷跨越既有的界限,不斷去想像另一種可能。所謂創意,其實就是一顆不安分的心。」
在她的辦公室裡,劉瑞琳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從本性出發,做更單純、負責任的判斷。我們對所做的事情是有擔當的。」
打造文化人的共同體
「理想國」在2010年剛剛出爐時就爆得大名,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它蜚聲全國的文化沙龍。2010年,「理想國」推出「理想國文化沙龍」。在2010年度沙龍上,兩岸三地近30位文化人士齊聚北京,在兩天之內展開十幾場論壇及沙龍,被譽為國內思想界盛事。
一位參加「理想國文化沙龍」的年輕人對劉瑞琳說,原來總覺得思想很無力、無形,到了這裡,馬上就覺得思想是有形的,能抓得住。
組織文化沙龍,劉瑞琳的團隊沒有拉贊助,所有嘉賓都是義務出席。香港作家梁文道是這次活動的創意總監。他曾自嘲,自己這個總監沒有一毛錢報酬,見面、開會、酒店,全是自掏腰包。梁文道說:「有些事不能完全用錢去談。」
劉瑞琳謙虛地說,這是大家給面子。但在出版界中,比「理想國」更有號召力的不多。
劉瑞琳說,作者的信任是無價的。2002年,當時還供職於山東畫報出版社的劉瑞琳幫陳丹青出版了新書《多餘的素材》。在新書發布會上,有媒體問陳丹青:以後還會出什麼書?在哪出?陳丹青說:問劉瑞琳,她就是我的出版社。
劉瑞琳前同事《老照片》主編馮克力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回憶說,此前,陳丹青只寫過以藝術為主題的《紐約瑣記》《陳丹青音樂筆記》。而新書《多餘的素材》有不少涉及政治歷史的「素材」。陳丹青找過好幾家出版社,包括大名鼎鼎的三聯,對方均以各種原因婉拒。劉瑞琳拿到書稿後,卻非常認可這本書的文本價值。後來,劉瑞琳跳槽到廣西師大出版社,陳丹青也跟著「轉會」。《退步集》《荒廢集》《草草集》《談話的泥沼》……這些年每本書籍都印證陳丹青對劉瑞琳的信任。
梁文道認為,作者有時候會吸引作者。自己認同的作者在哪家出版社出書,自己也會傾向那家出版社。「彼此喜歡的、性情相近的這些人會慢慢聚過來。」
陳丹青引薦了木心,梁文道推舉了駱以軍,而林青霞要出書,白先勇、董橋、蔣勳都向她推薦了「理想國」。國內多家出版社競爭漢學家史景遷著作的版權,劉瑞琳的報價不是最高。但當史景遷諮詢他的學生兼朋友鄭培凱時,鄭教授一口回應:「當然是廣西師大社。」
劉瑞琳也悉心維護這些作者的信任。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章詒和在微博上寫道:上午與廣西師大理想國的朋友通話,我說:請在木心靈前代為獻上鮮花一束,上寫:讀者章詒和敬輓。下午讀到劉瑞琳微博:木心先生是那樣地看重他的讀者,始終不肯以流俗的方式,出來和讀者見面。先生曾說要寫一本書,名字叫《讀者》,也許他已經寫了四十年,可還沒有寫完,就走了,只留下了——讀者。
2004年,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的《奼紫嫣紅牡丹亭》。從此,劉瑞琳及其團隊就義務隨白先勇一起,推廣崑曲,推廣《青春版·牡丹亭》。劇團每次來北京演出,劉瑞琳不僅幫著張羅媒體宣傳,還曾派出兩位同事,投入幾個月的時間,協助策劃組織《青春版·牡丹亭》在國家大劇院的攝影展。
有一回,《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前,男主演俞玖林的嗓子啞了,蘇州崑劇院的團員人生地不熟,著急得很。於是,幫著找醫生,就成了劉瑞琳團隊義不容辭的責任。
劉瑞琳曾在2013年香港書展上回憶說:「這崑曲的義工,我們一做,就是七八年。有時候我們都忘記了,做這麼多的事情,緣起只是一本書。」2012年,白先勇出版《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大陸版的書脊處順理成章地印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劉瑞琳說:「我不清楚,該如何描述我們與作者之間的這種關係。或許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說的,理想國,其實是個文化人的共同體。」
在「理想國」中「看理想」
在今時今日的出版環境中,要維護這個「文化人的共同體」,不僅需要勇氣、恆心、創意,同樣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北京貝貝特於2013年進行了改制,實現了出版的「制播分離」。獨立運作的「理想國」負責「制」,即內容的生產與營銷宣傳,而北京貝貝特負責「播」,也就是出版與發行。
有次去歐洲的出版社考察,劉瑞琳問人家某套書做了多久。對方回答:已經做了五十來年。「在國內很難想像。」劉瑞琳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他爺爺輩或許就在這裡辦公,這是無形的文化積澱。這種傳承的缺失正是國內出版人最難受和悲哀的地方。」
體制內的出版社可能因為領導的變動改弦更張,體制外的出版公司則往往受困於書號不穩定,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兩者均不利於品牌的長期建設。劉瑞琳當年加盟廣西師大出版社就是看中北京貝貝特「兼具體制內的穩定性與體制外的靈活性」。
在馮克力眼中,在山東畫報出版社時,劉瑞琳身上的「不安分」因子就有所體現。在跳槽廣西師大出版社之前,已是山東畫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劉瑞琳曾遊說山東出版集團的領導,提出做圖書出版必須佔據北京這個文化中心的制高點。她建議,山東出版集團在北京創辦一個公司。馮克力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回憶,當時,劉瑞琳拿出了相當完備的計劃。但提議最終沒被集團領導採納。「這強化了她離開的念頭。後來,北京貝貝特招聘總經理,一拍即合。」
2000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全國首先實踐了異地設立分支機構的設想,創立了北京貝貝特,這個既在體制內又可以享受體制外自由的機構正好符合劉瑞琳的需要。
劉瑞琳常講到的故事是:2010年1月,由廣州日報、廣州購書中心等舉辦「2009中國圖書勢力榜」,北京貝貝特入圍「金推手」,主辦方為凸顯民營出版勢力崛起,將獲獎者分成國有、民營陣營。北京貝貝特被放在了民營陣營的第一位。劉瑞琳上臺後笑著說:「我先更正一個錯誤。其實,我應該站在對面人民出版社那個行列。」
時隔五年,提及此事,劉瑞琳依然自豪。她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從某個角度上說,把我們列為民營企業,說明我們是尊重市場規律的,是有競爭力的。」她堅信,雖然體制內的出版社還佔據資源和積澱上的優勢,但隨著民營出版在市場上突飛猛進,趕超是一種必然。
然而,想要謀求更大拓展的時候,北京貝貝特還是面臨著國有體制的束縛。如何更加靈活地利用外部資源?如何最大限度地激發內部的創造力?如何規避政策變化、人事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在出版社領導的支持下,劉瑞琳也推動了北京貝貝特的改制,實現了創意團隊的獨立運作,為「理想國」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聊到2015年的計劃,劉瑞琳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透露,「理想國」將推出名為「看理想」的視頻計劃。她自信,出版者做的視頻和視頻網站上的內容會大不一樣。
「安靜地閱讀紙質書,讀者更容易感受到人類文明的精微,心弦更容易被撥動,這是紙質書不可替代之處。但出版的本質是傳播,一些知識、信息和審美的傳達也是紙質書不能給予的。我們會用更全面的手段,比如視頻呈現。」劉瑞琳拿起茶几上的手機搖了搖道:「同樣的內容,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新的形式傳播。同時,我們很多作者也具備這種能力。你們將會看到一種新的可能。」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