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平樂》中「樂」字讀音問題的討論已經持續月餘，多位知名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讓我們享受了一場學術盛宴。本期我們推出日本青年學者早川太基的文章《俗曲「樂」字讀音釋疑》。之前早川博士發過一篇相同主題的文言文文章，收到了一些讀者提問，也在這裡簡要回復。
根據目前傳下來的資料進行分析，讀音一律都是lè的可能性極大。
古代存在著讀音lè我可以接受，但古代「某某樂」的曲名是不是yuè、lè讀音並行？是否不能一概而論？
第一，中日兩國古代「某某樂」讀成lè的樂曲至少有五十首以上，而難以找到讀音yuè的資料。第二，日本雅樂和《魏氏樂譜》所有「樂」字曲名都讀成lè，無一例外。第三，如果古代兩音並行，則應該有大量相關資料流傳下來以保證讀音傳承無誤。而管見所及，清以前並無任何可考資料證明兩音並行。因此，我認為曲名讀音都是lè，這樣理解比較合理。如果您找到了反證，請不吝賜教。
唐朝史書屢稱《秦王破陣樂》為「秦王破陣之樂」，稱《龍池樂》歌詞為「龍池樂章」，此外白樂天「新樂府」之一《驃國樂》雲「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均押「覺」韻，可知「樂」字讀yuè。是否反證？
（1）史書又稱《秦王破陣樂》為「秦王破陣之曲」，詩僧皓然的詩題《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說「舞破陣」，此二處「破陣」都是《破陣樂》的簡稱。「秦王破陣之樂」也如同「之曲」這種說法一樣，是指《破陣樂lè》這個音樂。（2）「龍池樂章」也是指《龍池樂lè》這個「樂章」。（3）《驃國樂》並非俗樂曲名，而是詩題（白氏「新樂府」大都直接用第一句當做標題）。《舊唐書·音樂志》云：「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本國樂。」《驃國樂》本義是指西南驃國獻給唐朝的音樂，其命名方式與其他俗樂「某某樂」曲名有所不同，所以不能視作「樂」字讀yuè的證據。三例都不能視作反證。
早期「樂lè」字本義應該是快樂的意思，但由於後來多作為曲名發展流傳，便成為一種跟「行」「操」「鹽」「弄」一樣的表示其為曲名的符號。
如何看待清代《佩文韻府》《詞律韻目》中「三覺」「十藥」的「樂」字讀音？
兩書不但成書年代已晚，而且區分標準與前代資料內容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不建議根據此兩書判斷讀音。
如何看待宋代王灼《碧雞漫志》中「清平樂」得名於「清調」「平調」的說法？
關於「清平」兩字，王灼的看法也可備一說，但不足以用來否定其具有「清平盛世」之意。現在有些學者認為既然「清平」兩字來自「清調」「平調」，那麼《清平樂》的「樂」自然是指示樂yuè曲曲調。然而，一方面，「清平」是否真的來自音樂調式無法考證，因為在王氏以前並沒有相關資料。另一方面，即使「清平」兩字確實來自音樂，也不能證明其後面的「樂」字就一定要讀成yuè。
最近《清平樂》讀音問題火了。有無直接證據證明「清平樂」的讀音？
有的。在明朝滅亡之後去日本的遺民留下的兩種資料《東皋琴譜》和《魏氏樂譜》中，《清平樂》都讀成lè，可見當時是這麼讀的。雖然清朝《佩文韻府》及以後的韻書讀成「清平樂yuè」，但無法追溯到其依據，因此難以取信。
關於「樂」字的讀音問題，目前許多學者似乎都停留在這樣一個認識：音le便是歡樂之意，音yue便是音樂之意。因此都靠主觀討論哪一首樂曲是快樂，哪一首樂曲不是快樂。其實，「樂」字讀音問題正在考證學範圍之內，清人之法，排主觀而據文獻，此乃我們現在討論讀音問題時必須遵守的治學態度。據我所知，目前主張音yue的學者雖多，但無一人提出古代音yue的直接根據。
關於《清平樂》《臨春樂》《夜半樂》《萬歲樂》《千秋樂》等六朝唐宋時期最後帶有「樂」字的樂府及詞牌等俗樂之名，根據目前傳下來的文獻資料來看，這些「樂」字讀音非yuè，而一律都是lè的可能性極大。這種考證學範圍之內的問題，最忌主觀臆測，必須要搜集大量資料，追本溯源，虛心平意，實事求是。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亦為考據學者的萬古不易之法。管見所及，六朝、唐、宋、元、明代並不存在可以直接證明「樂」字音yuè的文獻記載，然同一時期都有音lè的資料，本文將一一舉證。
第一個資料是《襄陽樂》：六朝清商西曲歌《襄陽樂》（《樂府詩集》卷四十八）雲「人言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詩意是雖然別人都說在襄陽快樂，但快樂之事並沒在我身上發生，所以希望回去揚州。第一句「襄陽樂」相兼樂府之題，可見讀音都是快樂之樂。讀音問題可以再參考蘇東坡（1037—1101）《襄陽古樂府三首》其三《襄陽樂》（《蘇軾詩集合注》卷二）：
使君未來襄陽愁……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開頭第一句「襄陽愁」就是人情之「樂」的反義詞，最後又說北方人羨慕「襄陽樂」，這屬於一種語言遊戲，借樂府題《襄陽樂》之「樂」字而言人情之「樂」。蘇轍（1039—1112）《襄陽古樂府二首》其二《襄陽樂》（《欒城集》卷一）開篇兩句亦云： 由此可見二蘇對《襄陽樂》的讀音都是lè，故而有「愁」「苦」之對語。而《襄陽樂》之「樂」字音lè最直接的證據，是元人梁益在《詩傳旁通》卷一引用的宋代學者鄭樵《通志略》「樂府清商曲《襄陽樂》」，曲名下面注音云：「音洛。」因此，《襄陽樂》讀音當為《襄陽樂lè》。第二個資料是《夜半樂》：顏真卿（709—784）與其他五人共同所寫的聯句《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全唐詩》卷七百八十八），顏氏所作的開頭四句寫道：
這篇聯句是送人之作，全篇都用對仗，此處《阿嚲回》《夜半樂》都是樂名，用作借對，表示挽留客人、夜宴歡樂之意。聯句全篇韻字依次是：著、樂、酌、郭、約、作、索、惡、謔、卻、若、鵲、泊、諾，均屬十藥（《廣韻》十八藥、十九鐸）部，可見此處「夜半樂」讀音並非三覺（《廣韻》四覺）中表示音樂的「樂yuè」，而是喜樂之「樂lè」。此外，《夜半樂》表達的含義是「夜宴歡樂」，因此讀音非當為lè，據此可以看出《夜半樂》當讀作《夜半樂lè》。第三個資料是《估客樂》：元稹（779—831）《估客樂》雲「生為估客樂，判爾樂一生」；又陸遊（1125—1210）《估客樂》末兩句雲「自看賦命如紙薄，始知估客人間樂」；方回（1227—1307）《估客樂》詩中「估客樂哉真復樂」詩句出現兩次，更有「人言估客樂，估客有時也不樂。百年計較千年心，不禁一日風濤惡」句；胡應麟（1552—1602）《估客樂二首》均雲「樂哉估客樂」，《新估客樂二首》其一雲「不從估客遊，不知估客樂」，其二雲「不乘估客舟，不知估客樂」；明人儲福疇《估客樂》雲「估客樂復樂」。可見從中唐到明代，詩人都以安樂之「樂」為此樂府題之義。因此，《估客樂》的讀音是《估客樂lè》。
第四個資料是《臨春樂》：《資治通鑑·陳紀》至德二年（584）言及陳後主新作《臨春樂》，胡三省（1230—1302）注云：「《臨春樂》者，言臨春閣之樂也。樂音洛。」「洛」字屬於十藥（《廣韻》十九鐸），與喜樂之「樂」同音。因此，《臨春樂》的讀音是《臨春樂lè》。
第五個資料是《思歸樂》：楊升庵五言古詩《首夏過西園得樂字》（《楊升庵集》卷二十一）云：
《思歸樂》是唐宋樂曲之名，楊氏將其與莊舄典故聯在一起，表達望鄉之意。全篇押韻依次是：霍、鶴、壑、薄、藥、作、酪、錯、咢、樂，都是十藥部的字。詩題雲「得樂字」，意思是分韻抽到了「樂」字。當時文人雅集分韻一般都來自古人詩句，楊氏可能是從一句有喜樂之「樂」的詩句中抽到了「樂」字。因此，《思歸樂》讀音是《思歸樂lè》。第六個資料是宋人使用當時樂曲之名所填的《鷓鴣天·集曲名（燭影搖紅玉漏遲）》（劉應李《翰墨大全》乙集卷十七無名氏作，陳耀文《花草稡編》卷十朱翰作）：
這是類似「藥名詩」的一種語言遊戲，借用樂名，編成詩句，難中見巧。句中《傾杯樂》《蘇幕遮》都是唐代教坊樂曲，後者學界視為西域語，而「樂」「遮」字都當動詞使用，可見詞人將《傾杯樂》之「樂」讀成lè。第七個資料也是宋人使用曲名所填的《驀山溪·集曲名·九月廿四》（《花草稡編》卷十六）：
歡同魚水，永遇樂傾杯，風流子、洞仙歌，曲唱千秋歲。 此處第二句將《永遇樂》《傾杯樂》兩個詞牌融為一句，用來表達永遠可遇意樂傾杯。「樂lè」當動詞，絕非音yuè，可見詞人將《永遇樂》之「樂」讀成lè。第八個資料是東渡日本的明朝遺民留下來的兩種音樂資料：《東皋琴譜》與《魏氏樂譜》。
（1）《東皋琴譜》是根據明末東皋心越（1639—1696）所帶來的琴譜而編纂的。《琴曲集成》第十二冊所收手抄本《和文注琴譜（東皋琴譜）》每首琴歌旁邊都有片假名音注，即當時日本人記錄華人發音的「日式拼音」。《和文注琴譜》宮音琴歌《清平樂》的「樂」旁邊音注是「ロro（實際發音lo）」，就表示漢語le；而《和文注琴譜》羽音琴歌《離別難》中有「仙樂」兩字，「樂」旁邊音注是「ヤya」，就表示當時南方官話的yue音。筆者家藏的其他兩種版本《東皋琴譜》中的音注亦為如此。（2）《魏氏樂譜》則是根據定居日本長崎的魏之琰（1617?—1689）家中演奏的中土音樂編纂的。魏之琰曾孫魏皓（1728?—1774）擅長音樂，明和五年(1768)出版了《魏氏樂譜》，其中帶有「樂」字的《清平樂》《江陵樂》《壽陽樂》《顧客樂》《敦煌樂》《昭夏樂》《思歸樂》《宮中樂》《大聖樂》《齊天樂》等十首樂曲之名「樂」旁邊都有片假名音注「ロro（實際發音lo）」，而《昭夏樂》歌詞「樂舞六代」之樂字音注是「ヨyo」，雖然音注方式與《和文注琴譜》有所不同，但同樣表示yue音。總而言之，「樂（lè）」字用「ロro（實際發音lo）」注音，而「樂（yuè）」字用「ヤya」或「ヨyo」注音，兩字的發音區別很明顯。因此，《清平樂》《江陵樂》《壽陽樂》《顧客樂》《敦煌樂》《昭夏樂》《思歸樂》《宮中樂》《大聖樂》《齊天樂》等十首樂曲之名中的「樂」字讀音都是讀音都是lè。通過上面資料，可以確定《襄陽樂lè》《夜半樂lè》《估客樂lè》《臨春樂lè》《思歸樂lè》《傾杯樂lè》《永遇樂lè》《清平樂lè》《江陵樂lè》《壽陽樂lè》《敦煌樂lè》《昭夏樂lè》《宮中樂lè》《大聖樂lè》《齊天樂lè》十五首樂曲的讀音，然而，其他「某某樂」的樂名能不能一律視作音lè，或許可有爭議。
關於其他樂曲「樂」字讀音，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宮廷雅樂資料。日本「雅樂」樂曲的大多部分都是遣唐留學生在「唐土」學習的宮廷燕樂與民間流行音樂，以及日本音樂家根據唐樂理論所創作的樂曲。雅樂的大半樂譜、樂書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平安（794—1191）、鎌倉（1192—1333）時期。譬如雅樂「破陣曲」是遣唐使「舞生」在唐朝所學的；琵琶音樂是藤原貞敏（807—867）承和五年（838）在揚州師從「州衙前第一部琵琶博士廉承武」學得的；箏樂始祖是承和十二年（845）年帶著樂譜東渡日本的唐人孫賓，孫氏樂譜也被《類箏治要》等古譜收錄。朝廷大臣藤原師長（1138—1192）所編的琵琶譜《三五要錄》中《酒鬍子》注云「《南宮譜》云：唐人為酒飲時，為此音聲」，《南宮譜》是清和天皇皇子的貞保親王（870—924）所編樂譜，可以據此記載了解唐人酒宴習慣。大神基政（1079—1138）《龍鳴抄》記載：大江匡衡（952—1012）成德二年（1098）拜太宰府（今九州福岡縣）長官，在當地認識的宋人說中土與日本一樣演奏《喜春樂》這首樂曲，因此此曲可以當做宋朝音樂的研究資料。現在的雅樂所用琵琶譜的記譜法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被發現的所謂《敦煌琵琶譜》基本相同。由此可見，日本雅樂可以作為唐宋文化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當然，日本學界以前存在著「樂制改革論」，是為東儀鐵笛（1869—1925）首次提倡，而後經著名學者田邊尚雄（1883—1984）傳揚的看法。他們認為所有日本雅樂大概在八、九世紀時都特意被改成日本風格，同時朝廷設立了各種音樂制度，但此看法並無任何根據，甚至乖離實際情況，早已被否定，日本雅樂資料保留唐宋原貌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並無專門「改革」的過程。關於「樂」字的讀音，禁中樂師大神基政（1079—1138）在《龍鳴抄》中，對《太平樂》《武德樂》《登天樂》《長保樂》《萬歲樂》等樂曲附以注音，「樂」字讀音均為「らくraku（實際發音lak或laku）」，表示現代漢語lè音，而並非音樂之樂「がくgaku（實際發音gak或gaku）」。在其他如《古箏譜（樂亭文庫本）》（1163年以前抄寫）、狛近真《教訓抄》（1233年成書）、安倍季尚（1622—1708）所編《樂家錄》（1690年成書）卷二十八「樂曲訓法」等相關資料中，《秦王破陣樂》《夜半樂》《千秋樂》《傾杯樂》《打毬樂》《越殿樂》《飲酒樂》《胡德樂》《甘醉樂》《放鷹樂》《還城樂》《春庭樂》《萬秋樂》《五常樂》《廻杯樂》《北庭樂》《裹頭樂》《慶雲樂》《永隆樂》《和風樂》《央宮樂》《感城樂》《安城樂》《海青樂》《清上樂》《應天樂》《重光樂》《聖明樂》《竹林樂》《平蠻樂》《秋風樂》《宗明樂》《承秋樂》《感秋樂》《雞鳴樂》《鳥向樂》《天人樂》等所有「某某樂」之「樂」都是lè，無一例外。如今日本宮廷、寺廟尚在演奏的雅樂樂曲，其所用讀音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注意到（1）日本雅樂所有樂曲名中的「樂」字讀音均為lè，（2）上節所舉的第七個資料中的明朝遺民魏氏所編《魏氏樂譜》中帶有「樂」字的十首樂曲名讀音也都是lè，（3）六朝、唐、宋、元、明代文獻中都有音lè之證，而難以找到可以直接證明音yuè的文獻記載。（1）（2）（3）所示的情況如出一轍，都指向樂曲名「樂」字只有lè一個讀音。那麼「樂」字音yuè的說法是怎麼來的呢？我們可以看到《佩文韻府》《詞律韻目》等清朝韻書中為古代俗樂曲名提供了新的區分標準，即將帶有「樂」字的樂府題及詞牌分入「三覺」「十藥」兩韻收錄。康熙年間，張廷玉、陳廷敬等文臣根據元人陰幼遇《韻府群玉》、明人凌稚隆《五車韻瑞》補充成書的《佩文韻府》中，入聲「三覺」收錄《清平樂》《石城樂》《襄陽樂》《慶善樂》《上元樂》《破陣樂》《承天樂》《光聖樂》等，「十藥」收錄《估客樂》《襄陽樂》兩首曲名。若此區分標準能夠向前追溯，則古代俗樂曲名中的「樂」字可能存在yuè與lè兩音並行的情況，即一部分「樂」讀作lè，另一部分「樂」讀作在yuè。但需要注意，這部分內容是清人「增」的。
下面我們分析一下《佩文韻府》的這種區分標準是否合理：（1）「三覺」與「十藥」兩處都收錄《襄陽樂》，在覺部註明《舊唐書·音樂志》認為其作曲背景是「劉道產」在襄陽力行善政，百姓樂業，又在藥部引用《古今樂錄》視為「隨王劉誕」所作樂曲。《樂府詩集》卷四十八《襄陽樂》引用《古今樂錄》與《通典》，前者雲劉誕所作，後者說劉道產之事，並列兩說。可知《佩文韻府》分在兩處的《襄陽樂》實為一曲，只是關於樂曲來歷存在著不同說法而已。此外，前文中也提到過，二蘇都將《襄陽樂》的「樂」讀成lè，因此《襄陽樂》音「yuè」的說法可信度實在不高。（2）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有以樂名者」下自注云「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將此二題並在一處，而《佩文韻府》將前者置於十藥，將後者置於三覺，分在兩處。（3）《佩文韻府》覺部收錄《石城樂》《莫愁樂》，藥部收錄《估客樂》《襄陽樂》，但根據《樂府詩集》卷四十七「西曲歌」所引《古今樂錄》，這四首樂曲同為「清商西曲歌」系列曲目，不知《佩文韻府》因何將其分入兩韻。（4）顏真卿等人的《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押「十藥」韻，其中顏氏有句「應雲《夜半樂》」，但《佩文韻府》將《夜半樂》置於「三覺」部。總之，將《佩文韻府》中的分部與六朝、唐、宋時期的文獻資料進行對照，會發現其可信度並不高。《詩韻含英》《詩韻合璧》等韻書自清朝以來甚為流行，但根據書中序文或「例言」來看，它們都是以《佩文韻府》為藍本編纂而成的，所以這些清朝韻書均將《清平樂》收入「三覺」部。清人萬樹《詞律》所收杜文瀾（1815-1881）《詞律韻目》也同樣將帶有「樂」字的詞牌分入「覺」「藥」二部。但與《佩文韻府》不同的是，《詞律韻目》將《夜半樂》《長壽樂》等詞牌都收入了「十藥」部（《佩文韻府》收入「三覺」）。在杜氏《詞律韻目》中，《清平樂》《齊天樂》《破陣樂》《大聖樂》四首都屬於覺部，讀音均為yuè，然而明朝遺民東皋禪師《東皋琴譜》所收《清平樂》注音為lè，《魏氏樂譜》所收《清平樂》《齊天樂》《破陣樂》《大聖樂》讀音也都是lè。此外，杜氏《韻目》在「三覺」之下自注云「樂與樂，恐分析有誤。須兼考十藥韻」，可見作者自己尚不確定此書中對「樂lè」與「樂yuè」的分部是否準確。《詞律韻目》本身並非學術著作，只是韻編引得而已，成書年代也很晚，因此可參考的價值並不大。觀其分部及分類方式，《拋球樂》《傾杯樂》《長壽樂》《思歸樂》等字面上看上去帶有快樂感覺的詞牌都在十藥部，視作音lè，而其他「樂」字收入三覺部，蓋無所據。清朝時許多古樂早已散佚不存，只在古書中能見到六朝唐宋樂曲之名，在這種視覺性的繼承過程中，屬於聽覺因素的具體發音會被人們逐漸遺忘。因此《佩文韻府》與杜氏《韻目》兩書對「樂」字讀音的鑑別與前代文獻資料有所矛盾，其可參考性都不高。俗樂曲名之「樂」，在中國自六朝到明代之間，確有音lè的文獻證據，且數目眾多。同時根據日本雅樂及明樂資料推斷，當時樂府及詞牌等俗樂曲名中的「樂」字讀音一律都是lè的可能性極大。
曲名中的「樂lè」字本義應該是快樂的意思，但後來由於更多作為固定體例發展，其本義反而被弱化了。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列舉「謠」「吟」「詞」「操」等詩題所用之字，其中「有以樂名者」。嚴氏自注云「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兩例可謂俗樂曲名用「樂」字的早期資料。由此觀之，宋人認為「樂」也是如同行、操、吟、子、引、散、謠、弄、鹽、怨一般的表示其為曲名的符號。《長歌行》《短歌行》的「行」字並非步行之意，《昔昔鹽》《皇帝鹽》的「鹽」字當然也不是指食鹽，樂名之「樂」，亦為同理。總之，「樂」的讀音問題是文獻可證的。大量可考的年代較早的文獻證據都指向讀lè，而並無直接文獻證據證明「樂」可以讀作yuè。因此，筆者認為，基於目前可考的證據，俗樂曲名「樂」字一律讀lè為善。當然，如果將來有新的年代較早的曲名「樂」字音yuè的證據被發現，可以證明古代lè、yuè兩音並存，則可以對俗樂曲名「樂」字的準確讀音進行進一步的探討。早川太基，字子敬，號蓉堂居士，日本國山梨縣人，1988年1月生。日本文部科學省所轄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兼職講師，中國民族學會香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研究員，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專攻唐宋文學及音樂，曾在《東方學》《日本中國學會報》《日本宋代文學會報》《宋代文化研究》《民間文化論壇》《中國文學報》等中日兩國學術雜誌發表論文十餘篇。學業之餘，從事詩詞創作，善奏古琴、琵琶、尺八等。2017年獲第二十七屆蘆北獎勵獎，2019年獲第三十八屆東方學會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