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其核心觀點標識，崛起於「民間」，靠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的積怨積憤，裹挾底層民眾的「烏合之力」，以期相爭相抗於政學兩界。
「激進左派」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肆意泛濫，在網絡空間中更是無限放大傳播，具有了極其強大的「激進宣示」和「戰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無底線」泛濫，極有可能引起國內外各界的「戰略誤判」和「政策誤讀」。
「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是當代中國「左翼陣營」的「後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場的極端堅定、極化觀點的暴烈鮮明而卓然於世。他們以某些「左翼網站」和地下邊緣刊物為主要發聲平臺，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其核心觀點標識，近年來的崛起大有「蓋過」其新、老「左派」前輩的勢頭。但「激進左派」的話語體系及其政治主張中，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邏輯陷阱」，其急欲促發的學術輿論或社會運動，更具有難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會危害。對此，值得政學兩界給予理性關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陣營」的「急先鋒」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代中國的學界同樣呈現各式「群分」。 「老左派」「新左派」「中間左派」「激進左派」，同屬「左翼陣營」中的「學術友軍」，其代際沉浮和學理演進，與其自身學理論證的學術資源緊密相關，也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階層分化緊密相關。
傳統「老左派」的基本學術立場，是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僵化體制，堅持計劃經濟，堅持公有制，強烈反對市場經濟，反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因其學術話語難以「與時俱進」，不可逆轉地趨向衰落。所謂「新左派」，則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際轉向學術舞臺，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理論為學理資源，以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化、反對國際資本的全球擴張為標識，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反對市場競爭機制滲透侵蝕社會，其影響輻射範圍僅在「溫和新左派」的知識小圈子。2008年以後，「新左派」漸趨理性化學術，也沒有激化與「自由派」後續的相爭相辯，逐漸回歸學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銷聲歸隱、「新左派」回歸學術，「左翼陣營」看似「失落」的空檔期，由社會結構變革和階級階層分化所激發的「激進左派」，絕地逢生、衝殺而起。以2000年「烏有之鄉」網站（現已關閉）的開辦為核心陣地，「激進左派」有了自己的輿論發聲平臺，形成了一個以所謂的「民間學人」為主體的理論圈子。「激進左派」以「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思想為學理資源，以「階級鬥爭與階級分析」為基本方法論，以反對資本主義和當代修正主義為核心政治主張，以代言和代表底層工農大眾為動員旗幟。其學術取向與社會現實指向，是希望通過組織底層民眾，造成強大的「底層動員壓力」，向政學兩界同時博弈施壓，並儘可能地影響高層決策。
「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為什麼要「如此激進」？這正是其與「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權力資源為依託，其現實指向針對高層決策，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的主張多為「隱而不發」。「老左派」影響多在「老幹部」的中高層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堅定純潔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處。「新左派」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知識資源依託，其現實指向針對「新自由主義狂潮」，其反對全球化大勢、反對資本主義化的主張，也更多地針對知識界的新老「自由主義」。「新左派」之中不乏「學功」深厚者，其西方學術的知識背景和學理資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義」上「縱論中國」，其影響力也多限於「知識青年」的學術圈子。
而「激進左派」崛起於「民間」，既無「老左派」的權力資源，也無「新左派」的知識資源，只能以「立場激進、主張激進、指向激進」相標榜，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的積怨積憤，以裹挾底層民眾的「烏合之力」，以期相爭相抗於政學兩界。這便是「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進，越能聚合民眾力量，越能相抗於權力資源或知識資源；似乎越激進，越能覆蓋並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為執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隨著「老左派」的日趨「老化」和「退場」，也隨著「新左派」的日趨「回歸學院和沉寂」，「激進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聲可能，並日益成為時常泛起的「公害」。
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動員」
民族主義是一種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種本能地對自身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民族主義如果走向極端非理性，趨向盲目排外封閉，甚至走向對外擴張、推行民族沙文主義，則民族主義的「正能量」可能畸變為「民族災難」。歷史上各次世界大戰中湧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畸變公害」，殷鑑不遠，不乏其例。
2017年中國周邊局勢時有趨緊，「朝鮮半島危機」幾近滑向戰爭邊緣，臺灣島內「臺獨」勢力猖狂潛行，美國川普更是宣布中國為「競爭對手」。加之國內經濟增速的趨緩平穩和結構性調整，「農民工返鄉潮」及其「下崗失業」人員的隱性增大，似乎都給「激進左派」提供了「事實憑據」和「理論藉口」。「激進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話語空間」，其強烈的排外反美、反對資本主義化，甚至質疑「全面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演說空間」。
「激進左派」一貫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自居，自行佔據「道德制高點」，以「冷戰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和世界走向，枉顧日益緊密的國家合作和國際交流。他們往往簡單粗暴地把整個國際力量化分為「敵我陣營」，以「極化思維」和「暴烈語言」，進行「階級鬥爭式」的大批判，以期影響和施壓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臺方略。在一些主流媒體和網絡論壇中，「激進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戰」「分分鐘橫掃臺灣」等極端戰爭言論。此種看似「極端愛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言論，實則是無視國際交往的「競爭與合作規則」，枉顧世界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複雜互利，只是以簡單「黑白二分」的「極化思維」，刺激和動員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以往的「抵制日貨」的狂熱運動中，在瘋狂打砸和傷及人命的非理性行為中，也可看到「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所可能導致的行為後果。
「激進左派」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肆意泛濫，在網絡空間中更是無限放大傳播，有了「激進左派」與「激進網民」的「上下加熱」，「激進左派」具有了極其強大的「激進宣示」和「戰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無底線」泛濫，極有可能引起國內外各界的「戰略誤判」和「政策誤讀」。
民粹主義的「理論底色」
中國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日漸泛起，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根源。社會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的分化，貧富差距的相對擴大，底層民眾就業和生活壓力的增加，都為民粹主義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但中國出現的民粹化現象及其問題，是一定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問題」，需要不斷地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健全民意表達渠道等「技術性手段」來解決。
正是在這一急劇轉型和結構性調整的過渡期，不斷產生並時有積壓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為「激進左派」的民粹化主張，提供了一定的「言說依據」和「話語空間」。這是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問題，並且這「一系列問題」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一次性解決」。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泛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國內「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是往往把政策性和體制性的技術改革問題，轉化為「底層民眾受階級壓迫剝削」的「階級鬥爭問題」，煽動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積怨和積憤，並一貫把自己「打扮」成「工農大眾」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階級階層革命」，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為其民粹化言論和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極左翼民粹主義」，「激進左派」言論與激進民粹主義有著「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和民粹化行為的「理論底色」。這在大量「網絡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言論中，有極其明顯的表現和佐證。
底層民眾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的組織化，是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規範的民眾組織是社會矛盾和民眾糾紛的中間緩衝器，有利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節與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的自治基礎。
但「激進左派」的民眾組織化取向，存在著理論動員和組織延伸的「邏輯陷阱」。不同於「老左派」之間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於「新左派」之間的學術取向的「學術同盟」，「激進左派」既無權力資源、也無學術資源可以「依憑」，只有把其理論指向和現實指向「下沉下移」。借力於底層民眾，動員於底層民眾。這既與「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其集聚民眾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
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集會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澤東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河南、陝西、河北等地，宣傳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把底層民眾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
「激進左派」的組織化現實指向，主要針對青年大學生、國有企業失業工人和城市農民工，這是現代城市化生活中最無力和最缺乏組織的龐大群體。這些人群為「激進左派」的組織化指向提供了極其豐厚的社會土壤和階層支持基礎，其中潛藏著 「激進左派」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某些「歷史合理性」，也是我們絕不可輕視其影響及潛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如果失業就業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大、貧富差距長期客觀存在，「激進左派」的民粹主義言論的煽動會更有「市場」，其底層民眾組織化「理論代言」的角色和功能會更加凸顯。
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並為其「代言」的價值取向，也值得社會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界也有其警示價值。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現實指向，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其對學術規範和制度規則的蠻橫衝撞，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於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徵途中的中國社會，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理論室主任、博導）
【參考文獻】
①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②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責任編輯：符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