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26年生，江蘇蘇州人，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因在宇稱不守恆、李模型、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撲孤立子場論等領域的貢獻聞名。1943年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學之路。李政道在母校浙江大學成立了浙江近代物理中心。
「我在浙大讀書雖然只有一年，但追尋西遷的浙大卻用了三個年頭，青春歲月中的四個年頭我是與浙大緊密相連的，以此為起點，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訓的薰陶，發端了幾十年來我細推物理之樂。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淺。」
這是在浙江大學建校一百年之際，李政道博士的一番深情表白。
1943年秋，年僅17歲的李政道考取時在貴州遵義、湄潭的浙江大學化工系，在束星北等老師的影響下，轉讀物理系；一年之後由束星北介紹，轉學西南聯大讀大學二年級，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在西南聯大也僅僅讀了一年，便在吳大猷先生的極力推薦下赴美國留學，得到世界著名核物理學家費米的賞識和幫助，很快成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1949年獲博士學位。1956年10月，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和楊振寧合作完成的論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問題》，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嶄新觀點，並由華裔女科學家、也是浙大校友的吳健雄通過實驗加以確定。這一成果被物理學界廣泛譽為「戰後以來整個物理學上最令人驚奇而激動人心的發現」。1957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中國人首次獲得諾貝爾獎。
1941年12月22日，李政道獨自離開上海，這一天，離他度過15歲的生日還不足一個月。
李政道從小就在上海長大，從童年到少年，他一直是一個文靜的喜愛讀書勝過一切的乖孩子，在學校中，他總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李政道的父親是南京金陵大學農化系第一屆畢業生，後來經營肥料化工產品。少年時代，李政道的夢想就是像父親一樣讀上大學，而他心目中的大學便是浙江大學。李政道的父母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李政道排行老三，他還有兩個哥哥，兩個弟弟，和一個最小的妹妹，兄妹六人，後來都考上大學，這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少見的。李政道的父親經商致富，家產頗為殷實，這也使他有足夠的財力承擔兒女們的教育花費。他曾經專門聘請家庭教師，教授孩子們數學、英語和國語，還曾經聘請武術教練，教孩子們習武強身。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李政道本來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並且一帆風順地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大學讀書，然而，戰爭改變了一切。日寇大舉入侵，上海淪陷，李政道平靜的學習生活也難以為繼，他不得不走上流亡求學的艱辛道路。
李政道先是來到浙江嘉興，在秀州中學學習。不久，因戰事蔓延，浙贛告急，他又和兩個哥哥宏道、崇道遠赴江西贛州，在當地的聯合中學繼續求學。在李政道來到江西之前，浙江大學也曾經在江西的吉安、泰和辦學，贛州和吉安相距並不遠，雖然那時候浙江大學已經西遷至貴州的遵義、湄潭，但在李政道的心目中，他距離浙江大學是越來越近了。江西贛州地處贛南山區腹地，雖然生活和學習條件無法和上海相比，但是由於是大後方，遠離戰亂，相對比較平靜，李政道在這裡獲得了一段寶貴的學習時間。他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尤其是他在數理方面的天賦，在這深山僻壤中逐漸得到升華。由於他的學習成績出眾，學校還特地聘請他擔任兼職教師。於是，他在聯合中學便輪流扮演兩個角色：高中的學生和低年級的數學、物理「先生」。他扮演的兩個角色，都得到校方和師生們的一致好評。
1943年，李政道離開江西來到貴州，追尋浙江大學，繼續他的大學夢。一路上衣食全無保障，也沒有錢乘車，只能依靠步行，偶爾搭上一段「黃魚車」就算好運氣了。那時候，瘧疾、菌痢等疾病流行，他也曾病倒在客棧中，全憑頑強的意志和對未來的信念才堅持下來。由於戰亂，李政道沒有正式的中學文憑，甚至連小學文憑也沒有，他以同等學力報考，如願考取浙江大學，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
李政道進入浙江大學，一開始他考取的是化工系。開學前一個月左右，他從貴陽來到湄潭，經過友人束慰曾介紹，拜訪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又認識了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那時，浙大物理系的實驗室、辦公室和期刊書籍閱覽室等都設在湄潭的雙修寺。李政道也常去雙修寺，束星北、王淦昌，還有其他教授、老師都很平易近人，他們談話時，李政道也在一邊旁聽。當時，他對工科和理科的認識很不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兩位物理教授接觸多了，逐漸了解了物理學科的意義和重要，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有時候，束星北教授也和他單獨談物理，談著談著就忘了時間。夜深了，李政道就睡在雙修寺，頭上枕著一本Physical Review(美國雜誌《物理評論》)的合訂本。一開學，李政道便決定由化工系轉到物理系。
浙江大學理學院，包括物理系設在湄潭，而一年級的新生安排在距離湄潭15公裡的永興。因為物理系的學生很少，一年級又都是基礎課，物理系的課程實際上是和化工系一起上的。按照系裡的安排，束星北教授每周要從湄潭專程到永興來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學討論。這種討論是自由參加的，不在日常的課程中，學生可去可不去。束星北每次到永興，一般學生只能問一些表面問題，聽束先生講解清楚後便離開了。只有一個學生能夠與他討論，就是李政道。這樣，束星北教授的討論課，開始總是被一群學生圍著，到後來就成了一個大教授和一個剛進大學的一年級的新生面對面的交流。像這樣的教學，在現在不要說是大學生，就是碩士、博士研究生都做不到，即便是博士後也未必每周都有與導師討論的機會。李政道在浙大求學，享受的是今天博士後的教學待遇。
束星北教授早年留學歐美，曾經在愛丁頓這樣國際頂尖的物理大師身邊學習和工作。他對近代物理，尤其是對相對論的深刻理解，當時在國內物理界可以說是屈指可數的。束星北不僅才華出眾，而且課講得特別好，他上課一不用課本，二不用講義，全憑深厚的功底，縱橫捭闔，深入淺出，無論多麼深奧的理論，經他一講，學生們都能理解和掌握。有這樣的老師一對一地教學，李政道很快就建立了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並且受益終生。
在浙江大學，那時還開設一門「物理討論」課，分甲、乙兩種，物理討論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輪流主持，兩位大師就物理學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和動向作報告，很受學生們的歡迎，許多外系學生也慕名去聽課，以至教室門外常常站滿了學生。這門課程儘管是專門為大四的學生開設的，李政道也每課必到，並且深受啟迪。
1944年下半年，日軍進逼貴州，國民政府號召青年學生參軍抗日，李政道也萌生投筆從戎的念頭。束星北認為李政道是難得的物理天才，極力勸說他放棄從軍的想法。在他遭遇車禍之後，束星北又請好友王淦昌照顧，並叮囑王，一定要把李政道「看住」。正是由於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導和關愛，才成就了這位未來物理學的天才。
抗戰時期，大西南一些偏僻的山區成為相對平靜的「世外桃源」。那個年月，祖國的崇山峻岭像一道道屏障阻擋了日寇的鐵蹄，給苦難之中的人民保留了一小片生存之地。在遵義、湄潭，不僅有大批難民，而且匯集了不少來自中央和全國各地的單位。遵、湄地區原來還是貴州比較富庶的市縣，由於外來人員陡然增加，物資供不應求，物價自然上漲。搬遷而來的浙江大學，師生們的生活十分艱難，學校辦學也只能因陋就簡。
一年級分部所在的永興，甚至算不上鎮，只是山溝溝裡的一個小集市。浙江大學借用當地的「江館」(江西會館)和「楚館」(湖南湖北會館)作為教學場所，同時租用了幾座祠堂和民宅，作實驗室和教師、學生的宿舍。李政道雖然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三年的逃難求學生涯，已經錘鍊了他面對艱難困苦的勇氣和毅力。生活艱苦倒不怕，他最頭痛的還是宿舍和教室過於擁擠，光線又差，自修很不方便。
這一日，他從集市上走過，經過一座茶樓門前時，被裡面說書的聲音吸引住了，於是便進去，像那些當地的茶客一樣，買了一杯茶，倚窗而坐，一會兒聽聽說書的故事，一會兒翻翻隨身帶著的雜誌。李政道發現，其實這茶館裡還有好幾個浙大的學生，有兩個他還是認識的，他們都是在窗口或者門邊，借著屋外照進的光線聚精會神地看書。這真是個不錯的主意，李政道想。從此以後，李政道和同學們便成了茶樓的常客。
那時候山鄉集市中的茶樓，客人主要是來趕集的鄉親，他們賣了瓜菜果蔬，買了農具和日用品，就到茶樓來，一邊喝茶，一邊聽書，泡到中午時分再回去。茶樓的規矩是只要你買一杯茶，喝到什麼時候店家都不能趕你走，還要一直為你續水。浙大的學生走進茶樓，常常一坐就是整整一天，埋頭看書或者做習題。店老闆開始還有些不高興，給學生白眼，後來看他們遠離親人來這深山中求學也不容易，便生了同情之心；再後來，見這些學生娃講道理，有禮貌，有時還幫店主人幹點活兒，就有了好感。有時候李政道或者其他常來的學生來遲了，店主和茶客們還會特意關照：「你們把靠窗口的位置給我留著，浙大的學生待會兒要來的。」
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年月，李政道就在那座古舊的茶樓中，在說書藝人抑揚頓挫的描述聲和茶客們的說笑聲中，潛心於物理學深邃玄秘的時空，為今後細推物理積蓄了必不可少的能量。不知道西方那些物理大師們最初是如何獲取打開神秘之門的鑰匙的，每個人肯定都有不同的道路。如果知道中國最早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在一座茶樓中開始對物理學專業的學習並且從此進入那個深廣的領域的，他們，會有怎樣的感想？
供稿：校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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