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2月5日、2月10日《上海科技報》頭版連續刊登文章《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現狀調查》，將上海高校近年來科技成果轉化情況逐一呈現。現將三篇報導分享如下：
2020年12月23日，同濟大學「2020年度十大最具轉化潛力科技成果」發布，這些成果涵蓋了工程製造、綠色環保和生物醫藥等領域。更加助力的是，同濟大學打算在未來5年中拿出1億元來支持校內科技成果轉化。如此大規模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活動在今天的上海各大學中其實並不是稀罕事。
去年出爐的2019年上海科技成果轉化白皮書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合同數量高達415項，合同金額達到20.38億元。其中，技術轉讓的合同數量為298項，總金額為4.05億元；技術許可的合同數為89項，總金額為15.48億元；作價投資的合同數為28項，總金額為0.85億元。根據上海市教委的不完全統計，2019年上海高校完成認定登記技術合同數為16599項，金額達到86.87億元。
在實踐中摸索前進、攻堅克難，這是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不斷取得進展的重要原因。
體制機制上的全新探索
上海大學在2020年入選了教育部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學校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池長昀介紹說，2017年起，相關政策禁錮開始解除；至2018年底，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路徑、股權與現金獎勵激勵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等制度難題基本得到解決。今天，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科技成果可從實驗室走出，沿著一定路徑，通暢走完邁向產業化的各階段。
近些年，上海大學出臺了大量相關政策。《上海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在收益分配方面充分把握獎勵激勵、團隊發展和體系建設之間的平衡；《上海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人員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實施辦法》明確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績效，可作為其職稱（職務）評聘、崗位聘用的重要依據；《上海大學專業技術人員兼職和離崗創業實施辦法》規範了學校專業技術人員校外兼職和離崗創業行為。
池長昀透露，目前上海大學正在借鑑斯坦福模式，加強研發與專利布局/運營並行，探索「專利申請權轉讓」模式。2019年底至今以該方式實施轉化的項目，涉及金額已超2億元，大大縮短了成果轉化時間。
上海大學還開展了兩項新探索，分別是開展科技成果價值評價和打造產業化（商業化）概念驗證平臺。「前者通過對科技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客觀公正的評價，確定科技成果商業化、產業化的潛力與可行性，後者聚焦概念驗證資金不足難題。」池長昀介紹說，「我們會同上海相關高校的專家、技術轉移機構、投資基金、轉化平臺聯合發起成立了上海市科技成果評價研究院，這也是上海首家科技成果評價研究機構。通過『滬溫科技成果概念驗證中心』等合作平臺的初步實踐經驗，上海大學未來打算在長三角區域內引導社會力量尤其是相關行業企業力量共同設立概念驗證資金，打造聚焦某一學科、某一產業領域科技成果產業化（商業化）的概念驗證平臺。」
池長昀告訴記者，概念驗證平臺與科技企業孵化器的不同之處在於，孵化器通常給已有產品的初創企業提供種子基金或環境支持，概念驗證平臺則評估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潛力，把產業化（商業化）風險降到最低點，吸引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進入。
美國高校在科技成果轉化前進行概念驗證的情況已很普遍。池長昀介紹說，2002年至2019年，麻省理工大學德什潘德中心在概念驗證方面投入了1700多萬美元。受資金支持的轉化項目中有近三成通過成立公司實現產業化，這些企業累計吸引8億美元後續投資，資本放大比例高達47倍。其他經評價後獲資助項目雖未成立公司，但大部分通過專利轉讓、許可方式實現轉化。
「第一單」正處於發展的快車道
2016年6月，上海海事大學信息工程學院安博文教授拿到了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以在校教師身份開公司、當老闆。這也成為了新政落地後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第一單。當時，安博文團隊的「光纖傳感檢測應用」項目擁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可用於油氣罐火災探測、海底電纜巡檢等領域的安全檢測，在南方電網、中海油採油平臺等項目中得到廣泛應用。
公司初創時，上海海事大學以「光纖傳感檢測應用」項目無形資產作價入股，與合作方成立項目公司，註冊總資金2000萬元。上海海事大學佔股30%，學校所屬全資國有公司代表學校持有技術股，將這些股權的75%獎勵給安博文團隊。經歷4年市場風浪後，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為海底電纜監控設備的龍頭供應商，2020年產值超過2000萬元。2020年12月15日，「上海船舶尾氣智能監測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在公司舉行，全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雲集在此，企業發展前景讓人豔羨。
「成功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在股權介入方面遇到了騙子。合作方騙取了公司70%的股權，但自始至終沒向公司投入一分錢，打了3場官司才把問題解決。出現這樣的難題，和我們長期在象牙塔工作，毫無市場經驗有關係。現在公司一共有10多人，全職工作人員有7人，目前訂單最多的是海上風電的海底電纜監控設備，船舶尾氣智能監測的合作項目也不斷增加。」經歷了市場洗禮的安博文談及創業經歷十分理性和客觀。
吃到甜頭的安博文團隊成為了學校其他科研團隊學習的榜樣。安博文說，學校裡很多教授也開始「下海」，開啟成果轉化之路。
值得期盼的開拓實踐
上海理工大學和上海交大醫學院攜手開展的醫工成果轉化實踐是值得期待的案例。上海優質的醫療資源和製造業技術首次緊密聯繫在一起，高附加值的轉化項目正在加速孕育中。
中國大量醫療器械來自國外發達國家，價格昂貴，中國臨床醫療領域的「命脈」大部分被外方控制，手術刀，縫線針、無影燈、超聲刀系統等關鍵技術都不在中國人手中。2019年9月，上海理工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共同發起建立「醫工交叉創新研究院」和「醫工交叉研究生院」。
「研發點子來自交大醫學院附屬醫院的臨床醫生，上海理工大學科研院下屬的跨學科研究院負責搜集醫生需求，同時尋找學校相關教師提出技術方案。如果認為可行，就建立醫工交叉的科研項目，上理工給予資金支持。醫生可被聘為上理工研究生導師，上理工科研團隊也介入，這樣就組成項目攻關的科研團隊。」 上海理工大學科技處處長張大偉介紹說。
完成從0到1的原創研發工作，僅僅是第一步。張大偉說，為了驗證技術是否可以投產，真正實現1到10突破，上海理工大學牽頭成立上海理微醫療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這是一個醫療器械的轉化平臺，另外三大股東分別是上海交大醫學院、中科院微系統所和上海新微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此基礎上，四方又聯合共建「醫療器械創新與轉化平臺」，助推通過驗證的具有市場前景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可供中國醫療系統使用的產品。
1年多實踐後，已有所收穫。張大偉透露，159項醫工項目中已有7項經專家論證具備產業化價值，有3項已註冊公司。其中，「新冠病毒及烈性病原致病病毒全自動檢測系統」被列為中國工程院疫情專項項目；手術縫合針、高頻電刀等成套裝備，都在臨床試用中得到好評。
而在後方等待這些孵化「金蛋」的是廣闊的發展空間。2020年10月，上海市出臺了《關於加快推進我市大學科技園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力爭到2025年，基本形成多層次、開放性的大學科技園體系，全力打造3—5家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品牌效應的大學科技園示範園，輻射帶動高校周邊高新園區、產業園區等形成若干個產值規模達到千億元級的創新創業集聚區，孵化培育1萬家有發展潛力的科技型企業。
同濟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總經理戴大勇說，這也意味著出自高校的科技成果在產業化落地後，相關高科技企業有發展的無限可能，它們能與近在咫尺的高校科研資源繼續保持良性互動，可以使得產品不斷升級。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但似乎前進的步伐與被寄予的「高期待值」之間還有差距。
一組數據可以說明問題：2010年以來，加入美國大學技術管理協會（AUTM）的162所美國研究型大學獲美國國內專利授權總量年均不到5000件，但這些專利大部分實現了轉化。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獲得國內獲專利授權數量要遠高於美國高校，但是轉化效率似乎遠不及美國。
近年來，國內產業界的一些人士喜歡用「山中無柴，斧子太鈍」的比喻來形容高校內優質科技成果的缺乏，以及轉化能力的偏弱，認為這是科技成果轉化數量偏低的根本原因。可是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界和產業界需要以一種更為開放的思維和更為理性的態度，去看待象牙塔中的科技成果轉化。
山上究竟有沒有柴？
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原院長劉燕剛教授對於「山中無柴」的說法極不贊同。
「這樣表達的人基本是外行，不懂高校科技成果的本質，他們天真地認為科技成果本身就是完整的，拿來就可使用。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這種情況並不多，拿來就能用的大多是短平快的應用型項目。科研人員將正在使用的應用技術進行升級或者小改進，產生的科技成果在某些方面超越原有技術，可被直接拿來替代，形成經濟效益。」劉燕剛說，但這類項目不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未來發展的主流。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真正原創或「顛覆性」科技成果的轉化，本身是一個創新過程。某些科技成果的技術屬於世界前沿水平，但是今天的大部分人並不知道它在未來可被用於什麼領域。即便如此，也不能武斷地評價它毫無價值，可能一段時間後就會產生顛覆性應用。將全新成果運用到產業中，顛覆原有技術路線或產業模式，這才是真正高層次的成果轉化。
劉燕剛同時指出，很多高校科研體系脫離計劃體制時間並不長，向西方那樣的高度科技成果轉化，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需要發揮制度優勢，科技、產業、國資和政策部門要多「栽樹」和多「澆灌」，還要「扶上馬、送一程」，傾心呵護，積極鼓勵，靜等花開。
現階段看不到應用可能的基礎科學成果，就註定是劣等麼？去年年末獲頒復旦-中植科學獎的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薛其坤院士對「山中無柴」的說法也持否定的態度。
「不能指望立竿見影看到『真金白銀』，某個基礎性科學原理被提出後，什麼時候被應用，可被應用在哪些領域，這是當時科學家無法預測的。比如觸控螢幕技術，其本質上是電容和電阻的改變，幾百年前的科學家已發現這個原理，但直到智慧型手機時代到來之際，才被廣泛應用。集成電路的概念在1947年被提出，產業化也是在幾十年後。」薛其坤說。
成果轉化模式並不是單一的
科技成果轉化概念看似簡單，但模式並不單一，有很多種類，具體方式並不為普通人所知曉。
上海市科協黨組原書記孫正心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後第一次規模化科技成果轉化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的星期日工程師模式，這種方式有效緩解了當時鄉鎮企業或民營企業缺乏技術的困境。上海市橡膠製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師韓坤被上海奉賢縣錢橋工業公司請去做技術顧問，每個星期日他會坐上公交車到奉賢。僅一年多時間，他就為這家鄉鎮企業創造了豐厚效益。其事跡被報導後，全國大量科技人員進入當地企業進行技術服務，促進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
今天，科技成果轉化模式更為多樣化。上海市教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陸震介紹說，科技成果轉化可分為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許可，以及更為寬泛的技術諮詢和技術服務。技術開發面向的是高校中不成熟的技術，企業如有興趣，可投入資金進行開發，科技成果產權可歸學校所有，也可歸企業所有，還可約定共享。技術轉讓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類型，是科技成果產權發生變更，或產生交易。技術許可涉及到的是專利許可，也就是支付專利所有人固定費用後，可使用其技術，製造可獲得經濟效益的產品，而產權仍然屬發明人所有。技術諮詢和技術服務則是為企業提供一些前沿知識的服務，滿足需求，因為企業對於很多學科前沿的技術並不了解。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創新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海洋副研究員認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有顯性和隱性之分，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涉及知識的遷徙和轉化，不能通過有效的統計手段反映出來，但也是成果轉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於隱性轉化，以專利許可、作價入股等顯性方式存在的成果轉化更加引入關注。一般來說，離市場距離較近的科技成果常採用專利許可、專利轉讓的方式進行轉化；離市場較遠、需要進一步研究開發同時又具備較高潛在價值的科技成果，常採用作價入股創辦企業的方式進行轉化。
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高關注度，陸震也有自己的看法：「今天，毫無爭議的共識是，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創新能力較弱，與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所以社會方方面面有些著急，希望將高校和科研院所實驗室裡的前沿科技成果儘快投入到實際應用中去。但高校本身是自由探索的象牙塔，要快速轉身承擔如此艱巨任務需要一定的時間，社會同時應當關注的是高科技企業本身的強身健體。」
專利申請中存在「虛胖現象」
我國高校專利質量不高也是阻礙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今年1月12日舉行的首屆長三角智慧財產權上海論壇上，胡海洋對於我國高校專利許可中存在的根本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
「目前高校在專利等顯性成果申請上存在『虛胖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政策設計本身就有『拔苗助長』嫌疑，比如國家資助的不少科研項目在結題時要求項目組申報專利，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申請專利授權量的快速提高而實行專利申請資助政策和專利維護費三年補貼政策。所以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高校很多專利保有年限在3—4年之間，之後大部分專利處於所有人主動放棄維護費的狀態，這說明專利所有人對於專利本身的價值認同感不是特別強烈，單純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胡海洋說。
讓胡海洋深感可惜的是，一些原創科技成果雖然價值很高，但最終獲得授權的發明專利的質量卻並不盡如人意。他介紹說：「事實上，專利質量和技術本身的質量不是一碼事。在專利申請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分別是技術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的撰寫，在權利要求書的撰寫中，權利要求越多，申請保護的範圍越廣，獲得授權難度就越大。如果只是追求滿足授權，專利申請人會偏向把專利權利中要求保護的範圍寫得偏窄，申請難度就會大大降低，但獲得授權的專利質量和價值會大打折扣。在不被保護的領域，其他市場主體可在不承擔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光明正大地使用專利技術說明書中所披露的技術信息。」
「很多高校科研人員擅長做基礎研究，這決定了相應的科技成果離市場應用較遠，而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人員還需要在充斥著大量問題專利和垃圾專利的海量信息中發掘有較高市場價值的專利，無形中增加了轉化難度。專利申請虛胖現象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降低了專利許可模式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使社會產生了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佳的觀感和誤解。」胡海洋說。
相關專業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政府層面已認識到這些問題，2020年，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聯合印發了《關於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出了完善智慧財產權管理體系、開展專利申請前評估、加強專業化機構和人才隊伍建設等頗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微觀建設舉措，相信通過努力會逐步解決專利數量「虛胖」問題。
隨著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深入開展，上海高校掀起了技術轉移中心建設的浪潮。2018年4月，市教委發布《關於開展2018年度市屬高校技術轉移中心建設工作的通知》，經過近三年的建設，一支頗具活力的技術轉移隊伍已在上海高校中誕生，並逐步走向成熟。
在「2020胡潤上海技術轉移機構榜」上，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躋身2020胡潤上海技術轉移機構領軍Top 5行列，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助理劉群彥、上海大學科技園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楊文碩等躋身2020胡潤上海技術轉移最佳表現技術經理人Top 10行列。
最近，關於成果轉化人才問題的探討在上海高校十分熱烈，其中有不少爭論點。在採訪中，記者發現了其中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難題，全新領域的開拓總會伴隨未知的困難，這同樣需要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創新的方式去突破。
轉化人才培養是全新命題
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隊伍建設，目前有很多理解偏差。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原院長劉燕剛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人認為科技成果是金黃牛，轉化是非常簡單的事情，隨便組建一個團隊就能做，這是完全錯誤的！轉化人才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終結果。目前達成共識的是由於國內外體制機制不同，引進的國外技術轉移從業人員無法從事國內的科技成果轉化，需要培養一批適應中國國情的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創新。跟跑、並跑和領跑的3種類型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轉化人才的能力是不同的，提出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
劉燕剛舉例說，「跟跑」類型的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是傳統技術經紀人，「並跑」 類型的科技成果轉化需要較為成熟的產業服務者來支撐，而「領跑」類型的科技成果轉化則需要智慧財產權戰略布局者和投資者。
「另外，因為工作的特殊性，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培養模式不可能由現成的書本來指導，也無法照搬照抄原有的知識，這是一項富有創造性的工作，需要從業人員在實踐中經受鍛鍊，慢慢摸索，走向成熟。」劉燕剛說。
2020年11月28日，上海市科委與同濟大學籤署《共同推進上海技術轉移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合作協議》，雙方將合作建設技術轉移學院，共同開啟技術轉移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工作。雖然人才培養工作已開始啟動，但劉燕剛認為，未來還有提升空間，比如說目前人才計劃和各類科技獎項中，都沒有設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才獎項，缺乏激勵性。另外，尚缺乏研究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學術機構。
上海市教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陸震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目前對於科技成果轉化從業人員的培訓活動不少，但沒有系統的學歷教育，國內有成熟的MBA職業經理人學歷教育體系，但是沒有技術經理人學歷教育模式。此外，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職稱評審體系也是空缺的，沒有發展通道，相關工作人員就缺乏工作積極性，目前國內某些省市已開始進行探索，還需要後續完善。」
技術轉移中心定位之探討
技術轉移中心在高校中的定位和獎勵模式也是爭議較大的話題。最近，某高校的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就非常困惑：這些年學校的技術轉移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們按照提前制定的激勵方式，想給相關人員一些獎勵，但是這樣的決定卻被校領導否定。理由也有一定道理，都是體制內相似職級的校內部門，工作中需要互相配合和協同，為什麼從事技術轉移工作就要比其他崗位獲得更高的收入呢？如果轉化崗位的工作人員收入高出一截，那麼配合的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是否會受到打擊？
在劉燕剛看來，如果從制度層面去觀察，高校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是有待提高的。在高校中，人才培養、科研工作、成果轉化三架馬車應該並駕齊驅前行。有相應的待遇，有精神激勵，才能吸引一批優秀的人才投身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畢竟實現成果轉化工作的重大突破仍要依靠高質量的人才，否則轉化效率低的難題將持續無解。
但相關專家也提出了疑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定位是不同的，高校原本是象牙塔，主要職責是培養人才和科研工作，過於抬高成果轉化的重要性，人人醉心於賺錢和盈利，是否脫離了國家創辦高校的初衷？
陸震向記者展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2018年修正）》中的相關內容，其中的第三十一條是這樣表述的：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
「新增加的第四大職責是文化傳承。2012年3月，教育部頒發《關於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中還對大學的文化傳承與創新使命進一步闡釋：推進文化傳承創新就是要兼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加大對文史哲等學科的支持力度，培育大學精神，發揮文化育人的功用。」陸震補充說。
陸震告訴記者，高校四大職責的貢獻比例應該是相等的。長期以來，高校比較重視知識創造和人才培養，在服務社會上有所欠缺，今天高校必須迎難而上，肩負起國家賦予的重擔，努力幫助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奮力向前。從職責範疇看，科技成果轉化屬於服務社會的範疇，但因為中國的高校絕大多數都是公辦，所以位於體制內的技術轉移中心的工作人員目前無法像市場主體中的從業者那般根據工作業績獲得較高收入，相關的配套政策仍是空白。
民辦與公辦模式之疑問
之所以會出現成果轉化人員收入問題的爭議，其根源在於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陸震說，美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蓬勃發展得益於《拜杜法案》的出臺和政策的鬆綁，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美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私立大學優於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帶動公立大學的狀況。美國科技成果轉化數量較高的大學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它們無一例外都是私立性質。公立大學表現中規中矩，轉化數量和質量最好的是加州伯克利分校，那裡離矽谷比較近。這種情況的發生和私立大學的逐利性有關係。私立大學沒有政府撥款，經費的來源有學費、捐款，還有就是通過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的豐厚收入，其董事會有盈利的考核指標。
另外，國有資產流失的「緊箍咒」依舊是很多中國高校領導的心頭所「忌」。某位上海高校理工科學院院長告訴記者，目前學校倡導的是科技成果轉讓方式，而不是入股模式。因為入股後，如果企業盈利狀態十分糟糕，依舊會觸碰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面臨法律風險，而轉讓模式就與高校沒有絲毫關聯，產權發生完全轉移。
認同感也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一大難題。「目前高校正在破除「五唯」，即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帽子、唯論文和唯項目傾向，讓不同崗位的人都可以根據相應工作業績有良好晉升渠道。但在長期追趕發達國家高校的過程中，中國科學界更看重發表論文的情況和學科排名等，這是國際通行的指標，而成果轉化更加偏向於市場和產業界。認知的扭轉需要一定的時間。」陸震說。
來源：上海科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