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內容發表於《環球時報》2020年8月4日。關於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更多注重經濟內循環而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方針要領，切合經濟形勢的最新變化，但也引發了一些不同觀點的爭議。有論者由望文生義而落入斷章取義，只看到了內循環，卻沒有看到內外雙循環的政策大框架，可說是屬於一葉障目造成的疑慮和誤解。甚至有論者認為內循環和超大規模市場不是一個經濟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出口和生產談不上消費，內循環可能造成內捲化；還有聲音認為內循環是新的閉關鎖國，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茲事體大，不可不察：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認識經濟內循環，如何在實踐中把握好政策方針、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呢？首先，我國注重經濟內循環，是在全球保護主義上升，特別是新冠疫情衝擊造成世界經濟低迷、外部需求萎縮、不確定性劇增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是與我們當下更為強調「擴大內需」的方針緊密相聯、在邏輯上完全契合的。因此，經濟內循環首先是一個宏觀調控的經濟概念，而且是和中國推進外貿發展、對外循環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的，彼此之間不是二者擇一、相互排斥的關係。經濟內循環客觀方面的重要支撐，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如果用經濟學模型定義，大國模型已不足以概括中國市場的特點，對應的應該是十分獨特的巨國模型。中國是擁有全球最大人口規模（14億之巨）的市場，而且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形成的一個統一的市場，其無可比擬的新興市場巨大潛力和成長空間，日益引發全球投資者的高度關注和有真知灼見的投資者前來投資。基於超大規模市場的內在邏輯而言，這是中國經濟當下更為注重內循環的重要基本國情條件。由於目前特殊而複雜的國際大環境，在經濟內循環被強調之後，一些極端化的認識將其解釋為以後就是要自力更生，要依靠中國內部市場完成自我發展。這是一種帶有明顯偏差的理解，是非理性的認識。更為注重內循環，決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更為注重核心技術突破（如晶片）要依靠舉國體制2.0版的自力更生，決不意味著不積極爭取引進、消化、吸收一切可能得到的外部科技成果。同時，經濟內循環為主，符合過去已有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內在邏輯和理論聯繫實際的經濟政策實踐所形成的宏觀調控「相機決擇」的概念，其本身並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從中國社會發展全局著眼，從中國整體發展戰略、大政方針制定的高度來看，無庸諱言經濟內循環背後關聯著的政治意義不可否認，因為其具有以整體運行系統支持中國實現現代化和為人民利益最大化服務的政治意義——從指導與優化中國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的意義上講，經濟政策當然與政治意義相關聯，但這決不意味著可以把政治概念孤立起來並將其與經濟層面對立，也決不能理解為任何一個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有一個政治標籤，這樣只會落入處處「政治掛帥」、亂貼政治標籤的極端化思維，必然造成邏輯上和工作中的紊亂。第二，也有一種疑慮，認為經濟內循環意味著不再依靠出口，而國內消費乏力很可能造成經濟內捲化。這方面先要消除一個前已提及的誤解：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內外需相互促進綜合發力——這一點在領導人在闡發經濟內循環時已經明確。講內循環決不是沒有出口，只不過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下，外貿的波動性與不確定性加大，但中國「世界工廠」製造業基地的作用不會根本改變，即使是美國強行脫鉤，也無法想像中美之間的貿易會歸零。所以經濟上大的戰略框架還是雙循環的相輔相成。所謂「內捲化」這一概念，起源於農業經濟分析，認為單位勞動邊際收益在過密投入下，會出現遞減，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和無法升級，以此來概括內循環，基本屬於張冠李戴。內循環是內生於雙循環大框架之下的，中國積極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擴大內需的訴求，緊密結合著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升級發展的訴求，而且明確地把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對接到數字經濟、新基建、新型城鎮化，以及通盤協調與傳統老基建發展的關係，這是一個全面化的部署，多點發力，共同支撐中國經濟的升級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的供需互動，包括在雙循環框架下，消費和投資要形成合理的關係等，它帶來的結果，當然是要避免所謂內捲化的。只要我們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從目前中國已經採取的政策組合、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針下的一系列措施看，我們沒有理由說中國擴大內需以及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就一定造成內捲化——不存在這種邏輯關係。中國當然要警惕、但有基於綜合判斷的把握，來避免內捲化意義上不良狀態的出現。第三，有激烈的言辭認為經濟內循環的提出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的轉向，甚至是閉關鎖國。國家領導人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開宗明義，明確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可以認為，所謂內循環是改變政策方向，關起門來搞經濟、乃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看法，屬於一種極端化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思維，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明顯的理解偏差，不合乎事實和邏輯。經濟內外雙循環是一個全面的戰略框架，我們要客觀全面認識內循環和外循環之間相得益彰的關係。要繼續在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下，努力推進雙循環發展模式。在現階段的國際環境下，內循環的現實意義非常突出。但中國政策組合中的新措施，其本質還是繼續堅持擴大開放，繼續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貫徹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政方針。我願再次強調，內循環和擴大內需而必須採取的政策要領，有內在的聯繫，它首先是和宏觀調控與經濟運行相關聯而勢在必行的相機決擇，我們應該理解為內循環和外循環儘可能相得益彰的政策綜合體。在宏觀調控層面政策要富有彈性，所以這是更適應眼下實際情況而有所側重的概念。整個中國供需的互動，已附著在全球形成的廣泛聯繫的大產業鏈、供應鏈上，絕對不能按照封閉意識來理解目前的客觀局面。雖然中美之間目前有劍拔弩張的氛圍，但是中美共享一個產業鏈的基本事實誰都否認不了，美國企業特斯拉在中美貿易戰之後仍在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而中國的福耀玻璃還在持續跟進在美國的投資。這些表現在生產力層面的客觀發展趨勢，按歷史唯物論而言，其決定力量絕對不是少數政客的極端說法所能改變的。中國制定了內外循環並舉的雙循環框架，這是一個走向現代化的正路，是一個可行的真正辦實事謀發展的道路。所有只講內循環這一端的觀點，一定是落於片面性——它絕不排斥對外循環和對外全面開放，這才是一個理性的認識。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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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於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願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並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雲，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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