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簡介：宿譯丹，騰訊儒學記者。
2016年11月12日，由鄒城市人民政府、中國孟子研究院、中國孟子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聯合主辦的「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研討會在孟子故裡山東鄒城成功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泰山學者梁濤，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山東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黃玉順，清華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任劍濤，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郭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室主任趙法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室主任趙廣明，以及來自各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儒學、哲學和政治學知名學者、儒學愛好者和新聞媒體等，共50餘人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本次會議主題為「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分為四個部分：1、儒學何為？內聖與外王；2、域外借鏡：道德與政治；3、承繼與超越：港臺新儒學的方向；4、迷惘與歧出：大陸新儒教批判。研討會正式開始。從這一安排中可以看到會議組織者的基本理念和良苦用心。第一場討論「儒學何為：內聖外王」由梁濤教授主持，他認為儒學既有內聖的一面，也有外王的一面，這源於孔子對仁、禮問題的重視，仁與禮的問題構成儒學的基本問題。從儒學的發展來看，必定是內聖與外王的統一，所以簡單將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對立是不可取的，未來大陸新儒學的發展應是建構起內聖與外王統一的儒家學說。但是梁濤教授強調，內聖、外王是有區別的，分屬於不同的領域，其所涉及的實際是道德與政治的問題。道德培養人的德性，塑造獨立人格，故以性善論為基礎，而政治處理的是社會的公正、正義，是人的權益問題，往往以自然人性論為依據。對道德與政治不加區分，便會出現以道德代替政治，或以政治解決道德的問題，這種弊端在以往儒學史中是一直存在著的。梁濤教授還通過對孟子、荀子人性論的重新詮釋，提出了重構大陸新儒學的思路和方案。
韓國首爾大學哲學系教授郭沂的發言涉及四個方面。首先，他對「心性儒學」、「政治儒學」、「制度儒學」等說法提出質疑，認為儒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所謂「心性儒學」、「政治儒學」、「制度儒學」等都從屬於儒學這個整體。其次，他對儒學和儒教作了區分，認為儒學是一種學術思想體系、哲學體系；而儒教是一種宗教形態。只有繼承、弘揚和發展儒學的學者才有可能被稱為新儒家。第三，他對儒教和以敬天法祖為主體的華教作了區分，認為前者應該和道教同時產生，形成於漢代；後者形成於遠古，是中國古代的主體宗教和國教。最後，他認為心性是儒學的根蒂，再探心性，是重建儒學的根本途徑。
任鋒教授指出：「中國本自擁有一個憲制演進傳統。儒家對於習俗、慣例、共識、禮法的重視，正是發揮其培育憲制規則之功。儒家對於政治——文明變遷的認知，強調因承損益、保守維新，珍視涵育文教、政制於一體的禮治視野，為權力安頓和規範提供了一個正當而有效的框架。以三代典範與諸子為軸，保守憲制傳統注重理解儒道與法家的複雜互動，在現代則須接受共和洗禮。」
韓星教授在討論中指出「儒學的核心結構是內聖外王。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或側重外王，或側重內聖，但是內聖外王之道是一脈相承的。在今天儒學全面復興的過程中，還應以內聖外王為基本結構重建當代新儒學。只有這樣才可能重建圓滿的新儒學體系」。
針對專家以上的發言，與會學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對儒家思想史中解決內聖學與外王學的關係問題上的嘗試進行了回顧，通過深入的交流與探討，試圖從先儒的思想中發掘出有益於在當代社會中溝通內聖外王的智慧。
第二組論壇主題為「域外借鏡：道德與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趙廣明主持，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武漢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儲建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興分別發言，上海交通大學凱原講席教授高全喜發來視頻發言。
林安梧先生從「心性修養」和「社會公義」的角度對儒家「內聖」、「外王」的哲學進行了反思。「心性修養」指向「內聖」，「社會公義」指向「外王」，他認為「心性修養」不必為「社會公義」的先決條件，反而「社會公義」可能成為「心性修養」的基礎，而這樣的基礎恰恰使「心性修養」顯得更為平坦自然，並且人人都可為。
儲建國教授提出，「民主」，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中，被當作舶來品。然而，如果透過概念的框框去品味其背後的內容，就會越來越強烈地感受，這個東西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追求，並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古代先哲清晰地表達了這種傳統，它在權力來源、權力授予和權力運用上有著與一般民主相同的含義，但有一個不同於現代民主的關鍵性的特徵，那就是強調「仁」在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意義，離開了「仁」，民主生活就有可能墮落為野蠻的動物生活。為了突現這個特徵，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的民主稱為「仁護民主」。可見，中國自古就有「民主」的傳統。
趙廣明研究員重點論述了德性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德性與政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德性關乎內在自由，是自律；政治關乎外在自由。外在自由的實現需要法權的強制，而這種強制應該基於每一個人的自然權利及其自然關係。」
康子興老師做了題為《亞當·斯密的「立法者」科學》的發言，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雖然圍繞財富、分工等經濟問題展開，但其核心卻是「正義」。重商主義時代無異於經濟上的「戰國時代」。歐洲列強對海洋和殖民地的爭奪，對殖民地的奴役與屠殺便是其戰國特性最激烈的體現。斯密究其根由，發現世界市場上爭霸的諸侯實為綁架了國家意志的商人。在國內，商人與其他階層，尤其是勞動者亦處在一種潛在的戰爭狀態下。斯密著述《國富論》的用心，既是為英國立法，勸勉主權者馴服資本，恢復正義；也是為時代立法，期待歐洲走出戰國時代，重塑帝國之未來。所以，我們要想真正理解斯密的用心，就必須要理解其正義理論和道德哲學。
高全喜教授因在美國訪問，沒能參加這次會議，但發來「尋求儒家與自由主義的公約數」的視頻發言，主要講述了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對於中國的文脈傳統或者儒家傳統，要用歷史或文明演進論的眼光來看待，這應該是一個「活」的傳統，要經過古今之變。高全喜教授不贊成用後現代的、持續革命激進主義思想來抵制文明演進論的思想，也不贊成極端保守主義、泥古主義極右思想。其次，當今是一個制度轉型的大時刻，健康的儒家應該考慮這種動力機制是在廣大的人民，應該在社會和人民之中尋找社會變革的動力機制。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傳統，民本轉化為民權，這是需要理論轉型的。第三點，面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儒家思想秉持的是和平主義的、化敵為有的、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念。這是適合整個現代社會法制、國際法的基礎價值訴求的。中國傳統的天下思想與國際法思想是有著內在切合點的。反對自我設敵、處處製造敵人的激進思潮。
高全喜教授認為此次會議意義重大，在當今一片的嘈雜之聲中，開闢出一種純正的正道之音。在混亂而囂張的思想境況下，在古今中西交會的時間點中，確立正道之聲，抵禦囂張的國家主義，尤其是左翼思潮，以及與反動的泥古主義這兩種思想的合流。在發言之後進行的討論中，學者們從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學視野中關於德性與政治的探討出發，分析了西方哲學、政治學在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的處理，以及其對於儒家在融貫內聖學與外王學上的可資借鑑之處。趙廣明老師強調「目前國內很多學者推崇賦予國家道德使命，甚至提倡以道德為政治的根基，一定要警惕這些觀點對於自由權利的現實副作用」。
下午2時，研討會在孟子書院繼續進行。第三組論壇主題為「承繼與超越：港臺新儒學的道路」，由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主持，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趙尋、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陳迎年、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劉樂恆、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與交流中心郭萍分別發言。
任劍濤教授在會上做題為《為「現代」儒學定位：「現代」新儒學的價值取向與學理貢獻》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指出現代新儒學要應對的問題就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之際，如何讓儒學的延續具有現代特徵，這是現代新儒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問題。關於儒學的現代性的問題，大致有三種立場。第一種立場是反現代的。第二種立場是反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新儒學，認為現代新儒學的觀點還是不夠現代化。第三種立場是混淆傳統與現代。認為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在很久之前就實現了，戰國秦漢就有建立現代國家的經驗和記錄。在今天的語境下，後兩種立場即反現代的新儒學或混淆傳統與現代的新儒學所趨向於權力的籌劃，要麼是沒有良心，要麼就是知識判斷有誤。任建濤反對重構內聖外王的嘗試，他認為內聖外王的問題必定要經歷羅馬式的分裂，那就是，內聖的歸內聖，外王的歸外王，誰要想開出或轉出，那就是一場現代迷夢。
趙尋研究員在其《孟子：儒學普世主義的可能與基礎》為題的發言中指出，孟子以對「聖王」的剝離所形成的新的「聖人」觀念，所開闢的「惻隱之心為仁（之端）」的新仁學，不僅使孔子「為仁由己，而由人乎」的啟示，獲得了「為仁之不容己」的主體性原則的保證，而且，孟子「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的「仁義內在」理路，也使在「仁者，人也」的自覺中成為主體的人，在自由的實踐中，獲得了仁義的定向，避免了「自由vs道德」的現代性困境。因而，他認為，「自由儒學」是當下儒學的應有之意和必然發展。為了論證其構想，他首先比較了原在漢唐政治思想中心議題如井田、闢雍、封禪、巡守、明堂制度在宋明儒學中的消失，以及起而代之的公田、義莊、義塾建設，農商並重觀念，鄉規民約的普及村民自治實踐，僱傭兵制度等，然後指出：這與中國早期現代社會的出現有著內在的聯繫。他繼而指出這與孟子以五畝私宅為基礎的農商養植，老安少懷的社會設計，養民教民、以七十裡之國而文明化成天下的論述，是完全一致性的；但宋儒對孟子的重新發現，則不僅與當時的情景固然有關，更與孟子「為仁之不容己」的自由主體原則，因應了十世紀以來種族與宗教、國家與政府、權利與道德、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分化。兩宋作為中國文明巔峰的成就，與其政治思想的選擇與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他認為，這是孟子在今天仍有的價值和啟示。故而在一開始，趙尋也對近年一些以政治儒學為名，在儒學內部發起的針對孟子與宋明儒學的否定，進行了批判。他指出，這一儒學「國家主義」（statism）思潮的產生，除了環境，主因即是他們對現代「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性質和要求明顯的無知。
劉樂恆老師論述了現代新儒家從「內聖開外王」到「內聖轉外王」的轉變，他認為「內聖轉外王」較之「內聖開外王」更能完整地保存儒家作為整全性的理性學說的特色，而又不必像「內聖開外王」一樣「傷筋動骨」。這可以很好的解除儒家在政治哲學思想上的焦慮，同時也更能夠與其他文化與宗教一起，凝聚共識，促進保障個體基本權利等相關制度的建立。
陳迎年老師講述了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他指出現代儒家有一個理論共識，即堅持內聖外王架構，堅持古今中西對話，勾連「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道路」，這一共識在今天依然深刻和重要。其次，他強調現代新儒家的建設道路是縱橫交錯、相互支撐、不能還原的兩條，即一條是「文化→政治→經濟」的下貫之路，一條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上升之路。第三，他認為對現代新儒家的誤解主要源於將其雙向道路僅僅理解為下貫之路或者上升之路，從而進退失據。最後，他希望大陸新儒家既能著眼於下貫之路「與」上升之路的「交叉點」，又可劃分界限各行其道，讓道德歸道德，政治歸政治。
郭萍老師以《儒學與現代自由的緊張及可能出路》為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她的發言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從解決問題的積極意義上講，20世紀現代新儒學比當前的大陸新儒教更具理論參照價值。第二，現代新儒學也存在理論缺陷，因其「老內聖」與「新外王」斷裂的詬病，導致了其無法解決儒學與現代自由的緊張。因此還要超越現代新儒學。第三，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出路：初步提出了關於「自由儒學」的理論構想。其主旨就是以仁愛為大本大源，確立個體的絕對主體性，進而以個體自由的根本價值進行相應的制度建構。
在之後進行的討論中，學者們探討了港臺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由儒家原有內聖學開出科學民主新外王的理論進路的利與弊，對於港臺新儒家面對現代社會轉型對儒學所做出的理論創新進行了交流與討論。
第四組論壇主題為：「迷惘與歧出：大陸新儒教批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儒教室主任趙法生主持，山東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黃玉順、中國民航大學人文學院蔣孝軍、中國海洋大學社會科學部楊生照分別發言。趙法生主任指出了蔣慶政治儒學的三大誤區，包括蔣慶對於孔孟思想的誤讀，對公羊學說的推崇等，是對於先秦儒學和漢代儒學的演變缺乏基本認知的結果。趙法生還批判了蔣慶對現代新儒家的誤解，以及對於大陸新儒學發展的誤導，認為蔣慶給現代新儒家扣上了所謂「四個極端」的帽子，其實，真正充滿極端精神的是蔣慶的政治儒學本身。他以斷章取義的態度對待儒家思想本身，字裡行間充滿二元對立觀念：說孔子的思想重心是禮而不是仁，是將仁與禮對立；把孔子的人性論曲解為性惡論，是將孔子對於人本身善性的肯定和對於人性中惡的方面的揭示相對立；割裂儒家一向強調的心性與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繫，是將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對立起來。
黃玉順教授做了題為《「新儒教」的本質是打著「儒家傳統」的旗號反儒家傳統》的發言，主要闡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1、「新儒教」的政治特徵，2、「新儒教」不是真正的儒家傳統，3、儒家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並對「新儒教」的政治特徵做了具體論述。認為「新儒教」最重要的三個特徵是：集權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新儒教並非儒家的傳統，也不是中國的傳統，它是一種現代性的政治怪胎，最明顯的體現就是集權主義。拿「賢能政治」來說，存在兩種形式：一是前現代社會下的賢能政治，選擇官員的標準不是出身、社會地位等，而是他們的才能。還有一種是現代性的賢能政治，他是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安排。而新儒教有意無意的混淆這兩種政治賢能，試圖用古代話語的「賢能政治」來為「集權主義」張目。另一個特徵是「國家主義」，這是「集權主義」的必然產物，「國家主義」和「集權主義」相結合，就必然會走向「帝國主義」。這是很危險的。
蔣孝軍老師做《傳統教化觀念的變革與歧出》的發言，明代以來，中國教化觀念存在幾個有益的改革方向，這些改革或許不大可能在短暫的時間就實現，從儒學發展的千秋大業來說，這些方向無疑是要堅守的，儘管可能會不斷有很大的外力阻撓以及在思想觀念層面存在著巨大轉型需要面對。第一、平民化與人文化。平民化與人文化應該說在孔夫子時代就是一種鮮活的傳統，第二、教化的互助化、自治化和制度化。儒家首先應該是一種社會互助、自治的市民力量，人們在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中守望相助、相互扶持，同時也互相促進、互相勉勵。第三、教化與政治權力保持各自應有的獨立和距離。第四、對其他宗教思想持接納態度，不排除儒學宗教化的方向。儒家的發展路徑向來是多元的，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時代，更應該要有海納百川的信心。今天無疑存在著一些歧出。這些歧出主要在於兩方面，第一、一些人對現代普適觀念缺乏理解，導致把一些過往陳跡當成不變的真理；第二、一些讀書依然對「得君行道」的帝制儒學有期待，從而主張一些虛妄且錯誤的主張。
楊生照老師認為，隨著歷史進入近代以後，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遭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強勢衝擊，與此相聯繫，實現儒學及中國文化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即儒學的現代化，構成了近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儒家學者的主要思想工作，也是當代儒學研究和重建所應有的基本視域。
作為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固有的文化有一種文化情懷，這是非常正常且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不能從這種文化情懷出發引出一種價值相對主義，尤其是對於現代性價值的相對主義態度。在我看來，現代性價值和現代化道路可以概括為「一」與「多」的關係，即：現代性價值是「一」，它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優先等價值觀念；現代化道路則是與各個民族自己的歷史文化特色相關。
所以，儒學要想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就必須對其固有的那種強調義務、責任、群體優先的價值觀念做出調整轉換，引入和接納現代性的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優先的價值觀念。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從儒學的核心觀念「仁愛」或「仁義」出發，從中闡釋出一套自由、權利的觀念，而這種闡釋其實就是儒學在當代的一種重建。
在發言之後進行的討論中，學者們認為「大陸新儒家」這一稱號不應被限定為主張所謂「政治儒學」的蔣慶等人，因為他們不僅不是大陸新儒學的主流，也遮蔽了大陸新儒家的多元化生態，他們的主張實質上是一種「新儒教」。學者們普遍認為，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不可能分離，儒學應該在內聖學與外王學即仁與禮這兩個層面同時進行創新性發展，才可能在當今社會煥發出噴湧不息的勃勃生機。
會議的最後，梁濤教授對本次會議做了總結，認為本次會議達成幾點共識：1、儒學的基本內容是內聖與外王，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並重是未來大陸新儒學發展的方向。但心性與政治屬於不同的領域，處理的是不同的問題，應對二者做適當的區分，在差異中尋求二者的聯繫和結合。2、從梁漱溟、熊十力第一代新儒家到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第二代港臺新儒家，他們將儒學的恆常價值與科學、民主的普世價值相結合，這一基本路向仍是應該繼承的。但他們面對新外王與老內聖，並沒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論論證，對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也重視不夠，特別是對儒家的禮學傳統缺乏信心，這也是導致其沒有完成儒學轉型的原因所在，故對於港臺新儒學在繼承的基礎上還應該有所超越。3、當前的大陸新儒教是儒學發展中的逆流和歧出，其在現實和政治中的表現值得關注和警惕。針對與會學者提出的「自由儒學」的說法，梁濤提出，「如果自由儒學可以成立，那麼它是一本，還是二本？是以仁義為本，還是以自由為本？仁義與自由是一體之兩面，還是主次、從屬關係？」趙廣明、趙尋等認為可以用自由來解釋仁義，認為自由儒學是儒學發展在當下的應有之意與必然。自由應是道德的根據，也應是仁義之根據，儒家的精神是可以與自由相通的，自由與仁義相結合，使仁義更堅實了，堅不可摧！而任鋒、儲建國等學者則提出儒學可以吸收自由，但應堅持以仁義為本。沒有仁，生命和自由只是某種存在，而不具有意義的存在。梁濤認為關於仁義與自由的問題，新儒家學者已經有了很多討論，可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從內聖、外王的不同層面，從人性論、禮法論不同角度對此問題做出思考和探討。為此明年上半年準備再召開一次「牟宗三對中國哲學的貢獻與啟示」學術研討會，既是對本次會議議題的深化，同時也對自由、權利、平等等價值理念與儒學的結合做出深入討論。
責任編輯：吳多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