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單純靠國家的暴力進行壓制是不文明的，文明的政治立規一定是在暴力之外或者把暴力合法化、正當化的系統規則。
中華文明作者：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在政治立規上，儒學發展有幾個階段。一個是殷周之際，大家看過王國維的《殷商制度論》，裡面提到「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這個最大的變革就是「周公立規」。
周公，姬姓，周氏，名旦，諡文。周文王第四子。 西周初年政治家。圖為清人繪的周公畫像。
還有一個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這不能說是立規，但做了大量的理論探索，孔孟荀為未來的政治立規做了理論設計。
再一個是董仲舒在漢代提倡「獨尊儒術」，用儒家的「公羊學」重新建立起一套政治儒學，用以解決政治立規的問題。但我要強調的是不要把董仲舒的影響看得太大，實際上在當時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漢武帝對儒學基本是利用，不論是在人才的任用上，還是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上，儒家的影響都非常有限。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漢思想家，專治《春秋公羊傳》，為今文經大師。
董仲舒提出「屈君以申天」，想以神學化的天來限制君權，但實際根本行不通。董仲舒、儒家影響的擴大和地位的提升是後來的事情。漢代儒學可以說是「陽儒陰法」，儒學為帝制的合法性提供了論證，而實際的運作則是法家那一套。
第四個階段是北宋時期的儒學復興。北宋儒學是政治儒學，就是政治立規，探索一套治理國家的政治哲學。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學，還是三蘇的蜀學、司馬光的涑學、張載的關學，都是著眼於制度變革，是外王之學。可是，從北宋儒學到南宋儒學，出現了內在的轉向，越來越偏向心性，最後落在程朱理學上，朱熹成為集大成者。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諡文，又稱朱文公。南宋理學家，程朱理學集大成者，尊稱朱子。
為什麼宋代儒學最終選擇的是程朱理學？當然原因很多，但從政治立規的角度看，是北宋政治變革遇到挫折後的無奈之舉。北宋王安石新學是要變法，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但變法的後果卻是出現了激烈的黨爭。必須承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很嚴重的缺陷。你可以說他們個人道德品質都很高尚，都以清流、君子自居，可是一進入政治領域，卻往往變成了黨同伐異，互相傾軋。新黨上臺，將舊黨的人貶官、流放，而舊黨執政後，又如法炮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打壓新黨人物。這樣經過幾次折騰，北宋的氣數已盡，終於被外族滅亡了。
所以，到了南宋高宗趙構上臺後，就宣布以後誰不準再提變法了，如果提就是妄議中央大政，是死罪！這樣政治變革的大門關閉了，儒學被逼向了心性，將道德修養看作解決社會矛盾的重要方式，走上了一條通過自我轉化進而社會轉化的道路，這就是程朱理學產生的背景。
朱熹《四書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於山東博物館。
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礎是道統說，認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存在著一個道統譜系，那麼之後是誰繼承了道統呢？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作品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就是四書的由來。那麼，朱熹等儒者為什麼認為只有孔、曾、思、孟才是真正繼承、傳播道統呢？這是因為他將道統的內容看作是仁義，仁義又體現在心性上，以此為標準，自然將強調隆禮重法的荀子，重視政治立規的漢代儒學排除在外了。
但是儒家的道統能否僅僅歸為仁義呢？顯然是不能的，儒家是內聖外王之學，包括了仁與禮兩個方面，既講天道性命，也重視禮樂行政，也就是政治立規，是二者的統一，只強調其中一面都是片面的。
儒家的先師孔子
按照傳統道統論的看法，人們總以為儒學是一線單傳，孔子傳給曾子、曾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其實不是。前些年郭店竹簡子思遺籍的發現，使我們意識到子思的思想對荀子也產生過影響，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部分化的過程。分化好不好？有好處，那就是深化。孟子弘揚了孔子的仁學，提出性善說、民本說、浩然之氣、大丈夫精神等等，荀子發展了孔子的禮學，提出性噁心善說、化性起偽、隆禮重法等思想，他們分別將孔子的仁學和禮學深化了。但分化不好的地方是窄化，孟、荀各取一隅，各執一詞，並在誰是正統上爭來爭去，把一個內外兼備完整的儒學窄化了。
最近幾年我關注儒家道統問題，提出「新道統」，就是想解決以往儒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解決仁禮關係這一千年儒學未解之難題。「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只講天道性命、心性修養是不夠的，還必須落實到禮樂刑政、外王事業。古代聖賢、儒者很早意識到這一點，並試圖將二者結合在一起，以天道性命為禮樂行政的形上依據，以禮樂行政為天道性命的具體落實，既講內聖，也講外王，這正是儒學富有生命力的地方。
陸九淵（左）與王守仁（右）開創心學
但令人遺憾的是，儒學兩千多年來的發展，似並沒有做到內聖與外王的統一。特別是程朱理學的確立以及後來陽明學的興起，越來越偏向內在心性，走了一條由內聖而外王的道路，這與傳統道統說及四書體系的局限是密切相關的。我提出「新道統」、「新四書」就是要克服這種局限，建構內外兼備、內聖外王統一的新儒學體系，為政治立規提供理論根據。新四書是指《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其中，與傳統四書的一個不同是增加了《荀子》，《荀子》是儒家的外王之學，是政治儒學，缺了《荀子》，儒學的思想體系是不完整的。不過荀子雖然建構起儒學的外王理論體系，但所提供的只是一個古典版本，自身具有明顯的局限。所以還有待發展，有待融合自由、權利、平等的價值原則，而融合了自由、權利、平等價值原則的儒學才是真正的新儒學。從這一點看，我是大陸新儒家，不過我是自由的大陸新儒家。
（作者：梁濤；編輯：鬍子華、張寧。此文為思享閒談系列「中華文明之政治立規」活動發言實錄。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皆來自網絡。思享閒談系列活動由騰訊思享會主辦，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擔任總策劃，每月一期。）
作者簡介
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學刊》執行主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儒學思想史、經學思想史、出土簡帛研究，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思孟學案》、《孟子解讀》、《儒家道統說新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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