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簡逸光-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副教授
近來有以「當代孔孟」來描述龔鵬程先生的稱號,此乃從「天下第一才子」之後又衍出新的文化符號。就儒者而言,能與孔、孟相稱,已然是最高的評價,此後龔先生若更有一番事業,究竟還有甚麼符號能夠相稱?當然這個問題還會涉及龔先生認為孔子是其生命的目標,還是超越的對象?我的論文先討論龔鵬程先生經學思想,透過龔鵬程先生的經學事業與著作,說明其經學思想如何貫串生命整體。
「經學」,傳統以聖賢所著,或與聖賢所傳為限,主要以十三經為範疇,後世研習經典學問,或有新意,則以註疏、著述見世,未再有經。而近代所論經學,未嘗以述萬世經典而書,僅以研究經學為主,既然是研究,就是仍在閱讀理解古人作經、注經之意,光是這點,即眾說紛紜,彷佛誰也永遠讀不懂讀不明白,所以研究者或以「孔子的仁」、「孟子的心」、「荀子的禮」為題論之,以偏概全,或僅以一篇論文處理單一問題。這樣怎麼可能通達聖人?
既已讀經,當然是通讀全書,綜覽全局,能明白此書此人此理,而後知道一時代人有一時代的關懷與相應方法,此謂實在之學問,經學如此,文學、史學、子學,莫不如此。但今人是否有能通達聖人、並生命與學問合一的人呢?據知龔先生是一位。其曾說:「當代唯我能真知三教。」
龔鵬程先生學問淵博,生命在學問與處世中融合無二,故其經學之學,無法依學究內著書立說論之,他的經學思想有著更大的複雜性,例如其今天談六經皆文,明天談經世致用,後天談性與天道,他日又論註疏之學,接下去又講國學入門,千變萬化,莫一是衷。藉由其提示認識古聖賢之法,方知要闡述龔鵬程先生的思想,需從全面整體的觀照,才可能趨近。論文試論在這樣千變中,有不離其變的思想與經學相關這部分,進一步討論這樣的經學思想在現在這個當下時代具有甚麼特別意義,或後世將如何看待此時龔先生的經學成就。
龔鵬程先生主編《讀經有什麼用》叢書
經學的來處,源自孔子,能與這個根源相應,發展出來的生命才是一貫的。
「孔子」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符碼,代表著文明、文化與復禮興教的象徵。「孔子」在意義上超過歷史上的「真實孔子」,但反過來說,這些都是從孔子開展出來,都是孔子的一部分。因此歷來的人都超越不了孔子,即孔子有一個超越的精神文明在平易近人中離人類非常遙遠,這種認識是很難被了解的,龔鵬程先生說過一般人對孔子的「認識」,他說:「你跟孔子的距離是火星跟地球的距離呀,開什麼玩笑,人家講什麼你都聽不懂!還精華糟粕呢!學問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薩能知菩薩的,和別人不是一個境界,人家講話你就連聽都聽不懂。現代人站在一個現代虛妄的進化高峰上,讀古人的書,像改小學生的作業一樣,這個地方叉叉,這個地方還可以。書不是這樣讀的,你只有真正能夠了解人家在說什麼,你才能受益。而要了解大聖哲卻是很難的,要花很多氣力。」這似乎表示龔先生是懂孔子的。
龔先生有說明過方法,雲所謂讀書,泛泛瀏覽固然也有若干好處,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自畜其德」。然而,真正最能受益的,恐怕還是選讀一本學者、思想家、文學家的集子。對這些與你相似或相異的生命進行探索,看他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發現問題、如何解決問題,觀察他思想與生命的發展、成長和轉變。陪著他一道去探詢生命的課題,處理與外界的關係,尋找解答的方式。這樣,等於我們從內在重新經驗了一位大學者大思想家或文學家的經歷,借著他們,提升了我們自己的生命內涵,發掘了自我的感性探索與知性反省,並蘊涵了超越他們的可能。
且說只有最根本的才要背,那是要真正刻在心板上,種一棵苗子植在你心田上,將來讓你這個人可以撐得住的。
我想在許多時候,能陪伴龔先生左右、知者惜者,莫過於孔子吧!而這位能一路相引的人,正是龔先生早在心中為他留下一個堅固不移的位置。
有問在事務繁忙的情況下,龔先生是怎樣兼顧做學問的?龔先生答:「我不是兼顧做學問的,我只做學問。學與思、知與行,是一體的。例如我做過出版,其經驗與思考就令我發展出『出版學』,創辦了國內第一個這樣的學科。經歷滋養著學問、學問實踐為事業。生命的歷程、生活的經驗、社會的活動,無一不與學思攪和在一起。所以我的學問是活的,書比只在書齋裡的人寫得多、領域也比只在書齋學院裡的人廣。因為生活世界實在太廣大了。」由是,過去研究一個人的經學思想,通常是從著作中去發現,而龔先生的經學思想卻得從經學著述與經學實踐二者一起闡述。
1、流變的經學觀
龔先生說:我讀經,以悠遊博涉為主,認為經書是傳統中國人的基本文化滋養,故經典本身固須考論,經典作為文化土壤,它滋養生成了什麼也很重要,應予關注。
其對經學的想法是歷史性的,但是是不一樣的歷史。指的歷史性,重點在於流變,是太史公雲述史所以究古今之變的那種歷史性。故認為經之本義正解未必重要,亦未必知,或者根本就覺得那些未必可知。因為慕道向義之人,累代不絕,各自讀經,各自領受。飲河滿腹,巢林一枝,隨分契會,遂皆歡喜讚嘆而去。其說經也,亦自道其理會耳。一時有一時之感會,一地有一地之受用,治經學史者,故宜觀其異同而審其流變焉。
且認為經學在每個時代都是活的,每個時代的經學都是該時代人「適今」的結果。及對歷史的詮釋,與他們面對時代的行動,乃是合為一體的。故今日治經讀經,不純是學究或考古,而是與存活在當代的生命相鼓蕩,以激揚生發出一些東西,來面對時代的。
2、六經皆文的經學觀
龔先生提出上古文道合一,從本原上說六經皆文。中世則是文與道分的時代,但有唐代儒者想結合文與道的努力,使得宋元明清科舉考試均採用了以文章來闡述經義的型態,也使文學寫作以六經為典範;同時,以讀經為閱讀之基本模型而發展出來的讀法、條例,也成為一般文學審美閱讀的基本方法。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文學解讀經學,經學深化文學,文學開拓經學,經學變化文學。
3、經學為中國主幹的經學觀
經學是著作由一般書籍逐漸被推尊而崇高化,以至成為經典,這個過程,稱為經典化。也就是說,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一方面是經典本身的原因,因為它具有真理,是以啟發後人,故為人所尊崇,視為恆經,乃不刊之宏論。另一方面,它也形成於盛典崇拜之中。
在中國是以儒家經典為主幹。經學的範圍是國家定的,考試制度促進了經學的統一,這種統一,主要是政治力量的操作。
經典代表常道,也代表正道。經代表著綜合的知識、最高的價值、意義的來源。經典作為一切人文知識之基礎或根源,在此小有差訛,整個世界就都不同了,絕對不能稍有輕忽。
龔先生說:「儒家在今天最大的價值是重新改造現代社會。」話雖不錯,但怎麼做?一般人仍不知所然。故龔先生有具體實踐可供社會參考,其云:「文化衰亂至此,理當全面拯救,但我個人心力有限,只能做幾點。一是闡釋,對傳統文脈,如儒、道、佛、文、俠等等的重新疏理,以扭轉近世之誤解、錯解、亂解。這就很費勁啦,須有紮實的研究及入乎其內的體察,我為此已寫了幾千萬字。二是傳播,向社會講明正學。這就需改革教育體制、恢復民間講學、結合現代媒體。這方面,我也做了些,大學就辦了好幾所,書院也有好幾家。三是再生,讓傳統煥發新活力,重新生長起來。再生分兩部分,一是物質性遺存(如古蹟與歷史建築等)的復建和活化,例如臺北林語堂故居、都江堰文廟、山東鄒城孟廟、杭州馬一浮紀念館等等,恢復其教育、文化、祭祀功能,不再只是古董或廢墟。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推廣。這還涉及一般所謂的『小傳統』,須使之與傳統的主脈連結起來,不只是民俗技藝而已。同時亦須與現代生活連結起來,不僅是保存而已。例如傳統的禮樂、祭祀、詩文,便應復興且介入現代生活。」
從此可看到龔先生效法孔子,教學、從政、流浪、著述。且不僅於經學進行研究有所著述,更難的是其有實踐。在實踐致用中,皆以經學思想為其根源。略舉幾項,藉以說明:
1、辦有傳統書院精神的大學
龔鵬程先生曾在臺灣辦過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自創校初,一手擘劃,將其對傳統書院的理想,在現代大學中延續書院的精神。之後創辦龔鵬程國學院、都江堰國學院、馬一浮紀念館等,無一不是把中國傳統儒學的書院精神,灌注到新體制之中,使其復活。例如最先辦南華大學的時候,學生是不收費的。為什麼?龔先生說:古代的書院就不收費啊。學生「千裡裹糧從師」,書院不但不收費,還發給膏火錢,就是說晚上讀書點油燈,給你發買油的錢。給一點生活津貼,讓你安心讀書。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講究「使用者付費」,而其提倡的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乘涼的人並不需要給種樹的人付費。但我們為什麼要種樹呢?因為這是我們對環境的責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本身是我們對後代的責任,怎麼能跟學生收錢呢?
尤其,龔先生辦書院或辦大學,都重視學生的知、行,因此設計課程頗不同於制式的學校教育,如教古琴課,即呈現學習知識可以很認真、很深入,併兼顧活潑與快樂的方式。
其云:一般教古琴就是教你怎麼彈,而我直接帶學生到木器廠去,找人講解各種木頭的特性。再回學校把古代的琴圖講給學生,解釋琴的形制、演變,讓他挑一個自己喜歡的樣子。然後再到木器廠去,跟師傅合作,按照那個樣子打出來。學生要學習鋸木頭,還要刨光,打磨,合板,上漆。上完漆,還要繃弦、調音。等這些工序全部弄完,大半年已經過去了。做完後每個人還要給琴取一個名字,什麼春波、一聲雷、半天雲等等,我用書法替他們寫出來,讓刻工給刻上去。琴做得不倫不類,但學生自己做的,每個人都寶貝得不得了。最後老師才開始教一些基本的指法,練一些曲子。整整一年下來,也就會彈一兩首基本的曲子而已。但是,通過這個過程,學生對琴和琴文化已經爛熟了。該看的文獻都看過了,怎樣做琴全操練過了。
又如帶著學生玩詩鐘、辦成年禮、成立雅樂團。此無不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真是將經學思想的原貌活活潑潑的呈顯。
2、著述以傳道授業解惑
龔鵬程先生曾為喜好修行者,揭示「儒家修證法要」。因常人修行,往往不得其法,不明正邪,為防有心修行卻無法辨別門路的人被坊間各種講修練的人騙了,故以經學內可作修身養性的內容,以完整且有系統的次第加以解說,供人修習。其雲這套方法也不是自創的,乃是《大學》早已講過的儒門證修法。龔先生述而不作,且依之修行有年,深感得力,故願與眾分享。此亦可見龔先生借著述以傳道、授業、濟世之一端。
其示:「儒家所講的知止,非此意。止字兼有趾與止二義,相反而相生。趾表示走動,止意謂到達。『邦畿千裡,維民所止』的止偏於走動義;『緡蠻黃鳥,止於丘隅』的止就偏於到達並停留義。所以止於至善、止於仁慈孝敬信等,是說人應朝此目標力行之,最終到達那裡並停留在那裡。由於人須不斷朝此目標前進,故知止便蘊含了人應不懈努力之意,後文引詩書論之,即由於此,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有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個人若立志做大人,就要用盡一切力氣、一切方法,努力為之,日新其業,於穆不已,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是要勇猛精進的。儒家知止,則是剛健的,如《易經》乾卦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乾乾,夕惕若厲』,具積極實踐義,故可以與天地合其德。」
又云:「頤養之法,關鍵在節。節飲食之節、動息節宣之節,都是這個節字。這個節,一般都解作節制,意思固然不差,但會令人想到克制、壓抑、束縛那一面去,那可就勉強了。節不是這樣的,乃是調節之節。如四時節氣,隨天運化,莫不自然。凡人久立者傷骨,久坐者傷肉,久行者傷筋,久寢者傷氣,一動必節之以一靜,一勞必調之以一息,刻厲時節之以紆徐,懈怠時振之以激昂,言語飲食,乃至威儀行止,莫不如是。一身而具四時之氣,節以養之,馴至最後皆能『發而中節』,那就成就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先天之性,和是後天修達的境界。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所得者何?即此安和之境也。」
此法源於儒家經典,也是龔先生平時密行存養之用,故在修身一路,是以經學思想貫通,知行相合。
龔鵬程先生書法《愛人以德,緣督為經》
3、恢復古禮祭祀
近年來各地孔廟恢復祭祀,卻不得法,龔先生以符合傳統祭孔儀式為之恢復古禮進行祭祀活動。並且不厭的闡述儀式背後的意義。例如為二○一三年都江堰文廟秋季祭孔大典儀程,將之禮生、祭物、種類、規矩,一一條理整肅。不明白的人以為此乃絕學,明白的人又不願意花時間將文獻上的文字付諸實現,或許也無此機緣,故成事者,乃天時、地利、人和皆須配合,豈是易事,謂之絕學亦無不可。
在實踐中通過習禮、演禮,將禮在歷史上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浸潤入心,使人從生命的內在形成改變。龔先生提到:禮本身就是對自然生命的人文梳理,所以雖然仍是一天廿四小時,仍是日出日落。但元旦、中秋、清明、端午這些日子就會與平常時日不同,顯得特別有意義。這一天都有相應的禮俗,靠著這些禮儀,才能讓這一天與其他日子區隔開來,而豁顯其義,予人體會之。同樣的,生命禮儀也與節日一樣,結婚的意義要靠婚禮的儀節來點明,喪禮、祭禮的意義要依喪、祭的儀式來表現,使那一天那一刻顯得特別不同。人都在生老病死、歲月流轉中過著,一天又一天,若沒有這些節日與生命禮儀,生命便平淡而無波瀾,且亦無法體會或咀嚼生老病死和歲月生涯。所以人是透過禮樂才能讓自己的人文意識甦醒並深化的。希望藉由禮樂的傳習,從根源處改善這一系列道德文明的問題。禮樂傳習旨在傳播中國傳統的禮樂文明,塑造一個濃厚的禮樂文化氛圍。
目前四川成都都江堰孔廟,就是一個試點。除了博物館形態的展示功能、歲時祭饗的禮儀功能外,龔先生認為有兩點較為特殊,一是文化活動總攝於六藝,二是重新恢復孔廟的講學教育功能。文化活動總攝於六藝,是避免使孔廟成為縣市文化中心,與一般性文化活動相殽,專注於聖門禮樂。這其中,恢復並演示古代婚禮、冠禮、鄉飲酒禮、射禮、祭禮、雅樂、佾舞,全面開展六藝之教,且寓教於樂,乃是一般孔廟做不到的。至於恢復孔廟講學教育功能,則是在其中成立都江堰國學院。而這個機制乃是可以複製的,都江堰既做得成,天下那麼多孔廟,豈不也都可以改造、值得改造嗎?將來天下孔廟若都能成為社會的文化光源,那又是什麼景象?這就是龔先生的願望!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最終要人具備知仁、行禮、達樂,整個人的提升,但若未經過禮樂之薰陶、存養,人的仁又如何彰顯。是以透過禮樂的演習,將內心的「敬」與「仁」得以發現,最終心性合一。而龔先生透過古禮的恢復,讓今人有認識禮樂文化的機會。
4、參與社會公益
龔鵬程先生有兩個董事身分:愛盲文教基金會董事、賢志文教基金會董事。
愛盲文教基金會是為協助視障者在社會得到應有的權益,進而擁有較好的生活環境。是以促進視障者在障礙情境中獲得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為視障者爭取平等權益與福利、倡導視障者全方位學習、終身學習活動,為視障者建立「無障礙的生活環境」、培養視障者獨立自主的人格,擺脫受濟弱勢與依賴形象等等而努力。
賢志文教基金會則是結合民間力量,協助或照顧社會弱勢族群。2015年起,賢志基金會更與臺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緊密攜手,合作推動社會公益及照顧社會弱勢族群活動。這樣的基金會是以關懷社會為基礎,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善心,結合各級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之社會力量來為弱勢族群發聲。服務對象為原住民、兒童、婦女、老人等弱勢族群,次要任務則包含推動成人教育、終身學習、文化活動、文藝活動、觀光休閒活動及青少年文教活動等教育倡導,為非營利目的之社會公益團體。
此類身分或許常人會雲,這就是做善事,與經學思想有何關係?然而行善事也有不同的動機與目的,或為博聲名,或謂積福德。但龔先生看似未為何而求,故如儒家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以親親而仁民之精神,盡一己之長才,協助這些基金會提供一些方向與構想建議。此亦實踐中根源儒家精神的表現。
龔先生說過,要探究一個人的學問,需全方面的了解,以此而論,要探究龔先生的經學思想更不容易,例如其文學思想和經學的關係,其書法藝術和經學思想的關係,其道家學問與經學的關係,其佛教知識與經學的關係,其生命經驗與經學的關係等等,都是可以開展與論述的。但問題是這些開展的意義究竟能揭示出甚麼?假若如龔先生曾說過其喜歡讀書很單純是一種興趣與樂好,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要針對這樣一位對讀書有興趣的人進行其研究的討論,所得可能是其研究的各種嘗試,都只是因為本身有趣而興味盎然。因為對其來說,重點不在結論,而在探尋過程的樂趣與嘗試不同思路的新鮮。
那麼,對龔先生來講,經學思想是其生命的一部分,還是遊戲過程?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龔鵬程先生的經學著作與經學思想各有其義,經學著作是其對應世間學問的一種張力表現,當主流都在以文字考據研究經學或透過文獻研究經典,不斷將學問做窄,他便做示人以廣的研究;反之,若主流都在做廣度的學問,他則做深又廣的挖掘,總之,其學問著作呈現的是與世不同俗,自立脈絡。
而其經學思想卻一直有個核心價值,那便是真積力久的揣摩理解孔子儒學之精神與實踐要如何匡救世俗,所以辦學、講學、讀書、授課、著述……,從未間斷,孜孜不倦,這些行為正符合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相應著夫子學而無厭、誨人無倦的行誼,此時孔子如他,他如孔子,二人無別。
而孔子有其際遇與歷史,對中國二千年以來的影響已然存在,不管後人如何,其總是在那,況且巍巍然。而孔子對於龔鵬程先生而言,雖有學習、有相知相惜的關係,應該也有彼此砥礪的作用,然而最後,人終究是成為一個自己累積而成的自我,不成為誰,龔鵬程先生可以成為一個只有屬於龔鵬程先生的自我,至於稱號,這個時代仍稱龔先生吧!
而在經學史中龔鵬程先生的經學思想的意義能該如何理解呢?試論之。
民國經學受到清代考據與小學的影響,仍以清學與漢學為經學正宗,且以經為四部之首的陶染,故治經者輕忽文學在歷代經學發展中對經學的深入影響。而龔鵬程先生自循脈絡,重新梳理自上古、中世,乃至近代經文學的存在,由是開展出「六經皆文」,此說可與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論,一起消解幹嘉樸學經學之勢,並且揭示出現今經學史框架的空洞與誤導,同時也對經學史與文學史的不足,提出反思。
對於傳統國學,有皓首不能窮經之說,龔先生提出這是專家狹士自卑又自負的反應,因為專家們對於自己花了那麼多氣力才終於在某個領域裡面稍微有了點知識,根本不相信有什麼通人能在極短的時間裡通貫它們那些專業。
龔先生言此關鍵在於「通曉國學,重點在通」。其說淹貫四部三教九流百家,打通文史哲及社會學科,正是通人之業。通人不是什麼都懂,天底下沒這種人,更沒這種需要。通人只是通達博雅,故在知識與心態上可以通貫地去掌握事理。為通博之學者,略沉潛,則能致廣大而極精微,成為通人。走專家狹士一路者,則終究只能成為專家狹士。
此是龔先生以其淹貫四部、博涉九流、兼綜三教的自身經驗而提出的治經道路,或能為「皓首不能窮經」之說,提出解決之道。
古人云學而優則仕,即將所學學以致用,若沒有實踐,往往僅是空口說白話,講得好聽而已,一旦遇事,往往自顧不暇,難以應接。這說明實踐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腦袋中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往往會有很多突然而生的變量,若經士動輒以世事窒礙難行,而加以推諉,則非士人本色。龔先生的具體實踐,如同朱熹、王陽明既著作,也辦學、也復興書院,都是古聖賢做過的。
過去古人做這些事,在後人記載裡往往一筆帶過,如今親見辦學勞苦,則知實踐並非易事。硬體的掌握是一回事,能以學問感天下學子趨而附之,才是困難。此若非是將生命與學問合為一體,豈能感召天下?
龔先生的經學之學究竟是遊戲,還是使命?觀其書寫,赫赫然有功底,論之有理,引之有據。但講起來卻是逍遙自在,彷若遊戲。而為世匡正導俗,或許也僅是其萬千法門的其中一招,但具體落實後,確實是有受到影響的人。則其致用之學,雖僅其生活之一部分,能看出當下一刻的付出與用心,以此謂使命,亦無不可。
其經學思想,提出六經皆文命題,彷佛要以之來抗衡經學主流,但追根到底,倒也不是,龔先生僅提出過去人讀書有此一門路,而今人多不知,故揭其實而已。是以如千手觀音手上寶物甚多,唯不知以何為用,隨順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由是,龔先生的經學思想雖根源於孔子,與孔子心性相通,但在態度上其所揭示的(經學)思想,卻是一種變動的經學思想,讀者應以不著相的方式去理解其萬變,方不為其變所影響,而難辨其中心思想。則承繼龔先生經學研究的弟子更應將龔先生開展出的經學思想系統建構出來,在著述與實踐上,繼續深化,有所發揚。
另外,龔先生將孔廟、古蹟、歷史建築,以「公辦民營」方式經營,如錢穆故居素書樓、林語堂故居、蔣中正草山行館、都江堰孔廟、馬一浮紀念館等,煥發了新的生命與活力,創造出新形態與新模式。我想龔先生的經學思想亦有相同特點,就是讓傳統經學在當代是有生命力,活活潑潑的與這個時代相應,且是為這個時代的需要隨順而生的,故是傳統,也非傳統。
雖論如此,然而知人難矣,就是旁坐父母家人,亦有不解,況如聖賢又豈是我們一言以蔽之可涵蓋了括?由是,此文雖名龔鵬程先生之經學思想,也僅是略從外相文字,琢磨幾句,其智慧如海,愚人我尚看不清楚深淺,豈敢遑論,亦是藉此學習爾。
龔鵬程,江西吉安人,一九五六年生於臺北。是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二〇〇四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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