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先生部分作品，2015年，東方出版社
龔鵬程簡介：
龔鵬程，字雲起，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精通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中國哲學、中國宗教，是當代享譽海內外華人世界的頂級學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勵。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2004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龔鵬程自幼才華橫溢，而且精通武術、書法，深廣的學力貫通古今、融會中西，人稱當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約一百萬字。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專著已有一百五十餘種，主編著作不計其數。
十月二十六日東方出版社為我辦了一場出版座談會，在文化書院中遊園談藝，玩到深夜。樂黛雲、溫儒敏、張頤武、王守常、李文亮諸先生都蒞會發言，對我獎飾有加，令人感愧無既。有答馮文丹問一篇，附於後：
出版座談答問
龔鵬程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思想家。才高八鬥，學貫古今，融通中西。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近日，《龔鵬程作品系列》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大學治貝子園舉行。記者就這次座談會上發布的東方出版社新出十餘種龔先生著作，以及讀者關心的其他問題，採訪了龔先生。
1.龔老師，胡適有《四十自述》，您也曾經寫過一本《四十自述》，修訂本改名《鵬程問道》，最近在東方出版社出版，記敘您四十歲以前求學問道、入世歷事的經歷和感悟，每令讀者欽嘆撫掌。但很多人沒有看過這本書，請您還是做一個簡要介紹。
答：我不敢妄比前輩，那本書只是我對過往人生的反省，跟他們的自傳不一樣，是《太史公自序》那樣的文體。所以當年初版有一副標題叫「鵬程問道」。依計劃，我準備六十寫「述學」、八十寫「記事」。讀者如有興趣，可以祈禱我活得長些，將來一百歲再寫「閱世」，合成四部曲。哈哈哈！
那第一部，正如題目所示，本來就僅是在講我求學問道之過程，少年如詩，用思成學，而漸漸歷事涉世，遂參與歷史，故分為詩、思、事、史四卷。也彷徨在人生途上的有志求學問道者，不妨一看。
2.您今年六十歲，四十到六十，應該是您的黃金二十年，我們看到東方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四海遊思錄》，應該是近二十年在大陸行走的思想實錄，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答：我早歲致力於學術，三十左右參與政治，希望經世致用，四十至五十主要在臺灣辦大學，五十後移居大陸復興中華文化，各有階段。《四海遊思錄》乃來大陸以後的記錄。文字記錄，當然如網撈水，只剩了點生活上的水珠，供人緬念。但十幾年以來，四處行旅，講學伴偕著嬉遊，志業混雜了人情，哀樂無端，個人之悲歡與當今社會之觀察揉合在一起，或許也是值得參考的。這時代，還沒有一個臺灣人在大陸入世如此之深、遊行如此之久，又寫了這麼多的文字呢！
3.30年前您第一次來大陸「探險」，而近十幾年主要在內地居住。在人文環境方面，感覺臺灣和內地有什麼變化？您對大陸的學界有何期待？
答：這三十年來大陸變化之大，回顧起來，真應了句古話，叫「恍如隔世」。其變化，是巨大且快速的，因此概括與總結十分困難。幅員又廣，區域差異極大，所以也並不能籠統地說出與臺灣的異同。
在這方面，我主張做較細緻的分項比較，甫出版的《華人社會學筆記》及即將出版的《文化人類學筆記》都在提倡這種分區分項、注意內部多元異質性的研究。我覺得這是學術化的重要步驟，過去我們大概括做得太多了，頗見膚廓籠統之病。例如講歷史，就是找幾個階段地套；講社會，就是用幾個階級地分；講文化，不是大批判就是大擁抱；講人物，則有典型有反面。此等風氣，至今猶存，而政治仍是左右其間的力量，這是我希望能再予改善的。
4.您在大學時是不大關心世務的書呆子，也不清楚將來的路徑，但後來踵跡孔子，有澄清天下之志。您對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還在書齋裡的大學生有何指導和寄望？
答：現在有在書齋裡的大學生嗎？
你問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大學生不要鑽象牙塔、不要只悶頭埋在書齋裡，也須關心世事。可是現在大學生的問題其實在於書根本讀得太少，誰真坐破蒲團、真進過象牙之塔？眼睛瞧的、心裡想的都是學校以外的東西。世事的變化、社會的風雲、錢與權的消息、人與物的升沉。他們非常關心世事，因為當初考進什麼學校或讀什麼科系，就多與知識、學術、志業無關，而是世路上的成敗榮辱。因此書齋大抵也並非他們期待的歸宿。
而要取得世路上的成功，事實上仍須紮實的學問。可是他們更注意的恰好是學問以外的東西，人脈啦、機會啦、資源啦、出身啦等等。殊不知出來應世，而世是極複雜的，政體、政制、法理、法務、經濟、財稅、教育、文化，一切之理解都須在學校裡先下工夫，好好研究，否則將來就是給你機會也幹不了，只能隨俗俯仰，苟活於世而已。
像我出來做事，就主管所有兩岸交流之文化、教育、科技、體育、大眾傳播事務，退出仕途，又即創建南華、佛光大學。你可以說我機遇太好了，是的，但我老早準備好了。這些事務之原理與運作方法，我在書齋裡早已研析透徹，故一上手，馬上就做得比老在政治圈教育圈中混的人出色。
因此，經世之根本，仍在書齋。至於把書齋當養老院，遁入紙堆中而自矜蠹魚之能、無意于澄清天下，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5.粉絲們稱您為「當代孔孟」，但學界也有人給您貼上「狂傲」的標籤，您對自身的地位和影響有何評判？
答：說我狂傲，是因沒見過狂傲的。我比阮籍李白尼採王爾德他們差遠啦，像王爾德就對海關官員說過：「除了天才之外，我沒什麼好報關的了」。
但狂也許不是壞事，雖不合乎中道，但至少不會鄉愿。故品評人物，中和為高，次者狂，再次才是狷。狷者可以守成，不足以開務成物，所以聖門更有取於狂者氣象。我若能狂，亦不枉少年。
而且我少時好大言、好嗤評人，刀筆森然，得罪的人可多了。故別人若挾怨報復，我也以是應當報應。何況多數時候師友還是愛護我的，責以大義、匡我不逮，我很是感激。
但人真正的考驗其實不在這兒。所謂寵辱不驚、不計毀譽，大家重視的都在毀上，希望能不為挫折羞辱所動。其實別人罵我而不動心，並不難，我二十年前便可做到，如孟子說四十而不動心。但譽我而不欣然悅然飄飄然，才是真考驗、真本領。
近來我獲得的高帽子漸漸多了，甚至說我是孔孟、是聖人。我很感謝。但感謝的是做的事被認可了、推動的文化方向被接受了。我自己則圓顱方趾，一樣穿衣吃飯，身上還沒放出光來。
而我的工夫，又不是不理會，把毀譽視同撲在衣衫上的浮塵，拍去了就罷，更要藉此增上。「增上緣」是佛家語，有增上之緣、有逆增上之緣，譽我毀我均可助我增上。因此毀譽越多，我的修為便越好。
我與一般學者做客觀知識不同，是要學以養心的（前此曾出版過《儒學修證法要》略述大略），故能止能定，能藉此而養我浩然之氣。
以上是從我主觀面說的，若從客觀意義上說，我在現今社會上存在的意義有三：
一，顯示一種活的好學的精神，這也曾是孔子對自己的定位。我對三教、四部、九流、西學、新知，無不涉獵，日夕學之，學而思之，又寫存覆核之，至今已出版者近一百五十種，編的書近千種，當代好學之典範，我可不敢謙讓。
二、孟子曾推崇孔子說他能集古代文化之大成，我廣學博涉，也希望能做到這一點。把已斷絕或快要斷絕的傳統文化再接續起來，且有一通貫完整之理解。在專家專業的時代，我以為這種博通的形態也足以風世。
三，學而能博能通還須能用。儒者為學，己立立人，除了完善自己，也希望能完善社會，因此經世致用、知行合一是必要的。近代學與用歧，世路上多是流氓，學界則多屬廢人，各得偏弊，共成其亂。我從政、辦學、辦報、恢復孔廟、活化古蹟、重建書院、傳習禮樂，還到各地辦道教文化、禪文化、武俠文化的活動，忙得不亦樂乎。雖說獨木難支，成效有限，但聊盡精衛之心，或許還能顯示點學者擔荷天下的氣魄。
6.您有《龔鵬程講儒》《儒門修證法要》等著作，立體分析了儒學的各個側面，並談到了儒家面臨的危機。您對新儒家的看法怎樣，您自己與他們的異同之處何在？
答：你說的是港臺新儒家吧？港臺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及其弟子輩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曾昭旭、王邦雄等人，是近六十年來間最重要的中國哲學詮釋群體。其成果，乃是八十年代以後大陸重新接續傳統文化血脈的基礎，因此是現今仍不可忽視或跳過的。同時，因為他們的學術關懷在於如何會通中西、中國文化如何與現代民主自由體制結合，所以目前對大陸也還是具有參考價值。我很尊重他們也很肯定他們，對於眼前某些不太了解他們就急著想擺脫或超越之的人，頗不以為然。
但我自己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社會之理解，並不盡同於唐先生牟先生。我又頗受後現代思潮之洗禮，對現代化、現代性都持批判態度，故而對於將儒學與自由主義結合的思路還有些意見。
7.現在儒門中人，對於前路也莫衷一是。您覺得儒學的生命力在哪裡，對儒學的前景有怎樣的大致判斷？您認為儒學或傳統文化能救中國嗎？
答：過去新儒家認為傳統儒學的缺點，在於沒能在制度上開出民主，因此要設法開展出來；但現代社會也須要儒家，因為現代社會的缺點是人喪失了人性，如何恢復人性，這就仍須要儒家的藥方。
現在大陸的朋友對「復性」興趣不大，主要關注於政治體制的改造。如何改造，一種是希望建立民主、自由、法治，近乎西方自由主義所說；一種則認為西方這些現代政治社會體制也不對，或不適用於中國，中國可由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之資源中找到出路。這也被稱為憲政儒學。要立憲，但非自由主義之舊蹊。
這些談論都很好，可打開許多思路，也顯示了當前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已然深入且欲落實於現實社會，是可喜的。
但我不太介入這些爭論，主要工作則恰好落然在心性與政治兩端之間的廣大領域，想在生活世界恢復禮樂，落實於鄉黨、宗族、家庭、縣市文化建設中，並繼續做現代性批判以開展合理的未來。
所以不能說我就是想以傳統文化救中國，而是說現代社會生病了，我們要找對藥方。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是最直接的資源，應予開發，以與西方批判現代性思潮想呼應、相對話，共謀人類之發展。依此意義說，傳統文化也是可以救世界的。
8.您是非常注重國學的傳播的，主持都江堰文廟、馬一浮復性書院等眾多文化機構，勤於更新博客、微信，在電視上做節目，等等。請問您感覺成效如何？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答：傳播當然重要，過去把儒家說得臭不可聞，不就是靠傳播嗎？顧頡剛在抗戰時，避地後方，無書可讀。架上雖有程子文集，但早聽說宋明理學是腐朽的、殺人的，所以根本不想去讀。後來實在沒書看，姑且打開來讀了才大吃一驚，說：「啊，原來人家十分明通嘛！」我們過去把傳統宣傳得太臭了，許多人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沒讀，什麼宮室之美百官之富都沒見過，就這樣已經知道它是封建糟粕了，就認定它是害得中國落後的元兇了。所以現在要撥亂反正，也不得不重視傳播。
但傳播並不能像從前那樣靠造謠和洗腦，更不能憑政治力量強人以就我，故我的傳播，除了說理式的講學（不是賣膏藥、灌雞湯），還要利用具體的活動，以結合媒體與產業。譬如我去大聲疾呼現代社會不可無禮呀、應恢復禮樂文明之傳統呀，人或厭之，疑我又要吃人。可是只要請他來看一場我辦的成人禮、婚禮、射禮、鄉飲酒禮，他馬上就會幡然改觀。
早先我在臺灣辦生死學研究所，推動殯葬管理時，也是人皆側目，詫為怪談。結果改造了整個殯葬業，人人受惠。還有人專程飛來北京，找我致謝，說喪葬禮俗改革得好，存歿均安。我在都江堰文廟辦這些禮及祭孔等，北京、雲南、山東各地也都要來觀摩，逐漸就把孔廟也都活化起來了。書院也是如此，目前叫書院的機構近萬家，我略有宣傳之功，因為若真想接續書院傳統，即必須讀我的書、參鑑我做過的書院與大學。其中故事多了，豈能細講？
9.您辦書院、國學班、做講座，是想重建禮樂文化，讓儒學具體作用於生活世界，似乎可以理解為「富而教之」，針對的是中產以上人群。但中國還有遼闊的欠發達地區，對禮樂十分隔膜，不知您有何設想？
答：不然，我不只針對中產以上人群，這便是我與一般國學培訓機構之不同。
我在臺灣長期從事著社會福利工作，目前還是臺灣視障協會會長，推動視障者之教育及職能訓練。我也在馬來西亞開辦華文教育，協助弱勢華人族群，強化競爭力。這都可見我注重低階弱勢之一斑。我當年辦南華大學甚至根本不收費，即是考慮到貧困家庭的教育需求，哪家大學能如此？
來大陸後，我更沒少上山下鄉，深入荒陬。這些年，協助新疆伊犁地區特克斯縣辦過多屆文化周、研討會，設立瓊庫斯臺哈薩克文化保護基地；協助甘肅涇川縣設立西王母研究中心，辦西王母研討會等等，例子也甚多。我還去找過些民政部門，說救濟貧困地區不是辦法，我可以去支教、培訓師資，甚至收養孤兒，施以教育。你若知道這樣的孤兒，便可介紹到我這兒來！
再者，你別忘了，我還辦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針對非遺傳承之問題，可是費了不少心力呢。我要全面復興文化，當然不能僅注重上層社會或發達地區。
10.您博士剛畢業時，曾批評臺灣的很多文學研究者沒有明確的方法論意識和問題意識，不夠高明，引起軒然大波。這些年來，西方的文藝理論橫掃中國，傳統的文學鑑賞方式日漸式微，您有何評論？
答：剝極而復，我一點也不擔心。近年西方文藝理論事實上也尸居餘氣，沒什麼新貨色可供稗販。我國青年一輩學人之國學功底則日漸可觀，消長之機可以預卜。
11.您常說學者也要有好文筆，您寫的小品文清新明快，駢賦則華彩燦然。撰寫的《文學散步》，獲得臺灣教育部門頒發的「教材改進甲等獎」，卻沒有一點教材的乾枯粗澀感。能否告訴大家您最佩服誰的文字？知識儲備、閱歷、審美能力到了一定程度，您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還是「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
答：我早期只寫古詩文，後來為了教化大眾，不得已才改寫語體。為文也以諭俗為主，並不特別追求所謂藝術美，故多信手，未經鍾爐。雖如此，也曾被封為臺灣散文多少家之一，在大陸則獲得過首屆朱自清散文雙年獎，連學術論文也曾被選入年度散文選。我但我不太與作家們混，也不佩服任何人。因為最好的也只跟我差不多，距古人遠矣。新文化運動，目前功過之評紛紛，可是文學改革這一項，絕對是錯誤的，失大於得。
12.我們知道您的書法造詣很高，在全國各地舉辦過書法作品展，反響熱烈。近年來您大力提倡文士書，而書法界有人認為文人書法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但又不知道如何求變開新。您能否介紹一下什麼叫文士書，為什麼要提倡文士書？
答：哈哈，掉到井裡的人，仰頭看著井口上的天空，擔心天地如此之小，外頭的人會沒地方去呀？
文人書法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我出來，不就打破謠言了嗎？事實上，不是文人書法已窮途末路，是現在弄書法的這些人沒路走了。又不識字，又沒文化，做文人都沒資格，怎麼寫得出文人書法？而古代書法家，誰不是文人呢？
文人書法本來是個廢話，書法本來就是文人寫的。現在提出這個廢話來卻也不得已，因為書家多半沒文化，不懂文學，所以只好線條、點畫、裝置、拼貼、墨塊、構圖、造型、空間、無法、破字、去義、雙手寫、雙腳寫、倒立寫、鼻孔寫、背面寫、在女人身體上寫、女人用生殖器寫，胡搞一通。這樣能找到什麼出路？只是走上邪路罷了。
正途在哪兒？就在我所說的文士書。文人而又有器識，稱為文士。能成文士，書道始通。詳細的解說，可參看我《書藝叢談》、《墨海微瀾》和《墨林雲葉》三書。
13.您的書法，受自古至今哪些人、哪些作品的影響最大？
答：我學得雜，跟我治其他學問一樣，博收兼取。
14.《鵬程問道》中有一篇《藏史》，簡略記錄在內地的遊歷，猶如司馬遷再生。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在今天有何意義？史學的傳統在當今社會有何意義？
答：那裡談的是最初的遊歷，後來就遊得更厲害了。出版過《北溟行記》、《孤獨的眼睛》、《自由的翅膀》等遊記。考殊方之情實，存一時之屐履，以備他年史著之需。
另一種是對遊本身的文化考察，如我《遊的精神文化史論》，是對中國文化中遊的精神做一番歷史與哲學的梳理，來呼應我個人的生命情調。
但這些都是史料參考，還不是史著，我寫的《中國文學史》才是，將來還準備寫《中國思想史》等等。我寫的《四十自述》問道述學之類，其實也是「藏史」，一代之學術發展、人文心靈圖像都蘊含於其中。
我治學一直有種歷史的面向，或者內在理路希望符合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講哲學也往往通過歷史來講，即事言理，而不是孤懸一理境，思辨地推演。
這種態度，或許也是傳統的。中國人相信歷史，期待不朽之價值與意義能透過歷史彰顯出來，與現代意識要推到歷史、後現代又虛無化歷史都不一樣。而我當然對此類新潮亦是不以為然的，我認為學者仍須對歷史有些敬畏，有點歷史意識及史事修養才好。
15.您著有《龔鵬程講佛》、《龔鵬程講道》，您的佛、道觀與別人有何不同？佛教、道教對現代生活將有哪些貢獻？
答：是頗不同，因此早期出版都稱為新論或新解。新在哪兒？
一是不同於護教學。護教學以維護宗派為目的，根據「聖言量」做闡釋，或依宗派利益做宣傳，自命為弘法布道，而往往經不起推敲，也不允許你推敲。我們的宗教研究大抵仍以此類為多。
二是不同於社會學。社會學式的宗教研究，以宗教為一社會現象，與其他人群活動、組織、行為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可做客觀地分析研究。許多人喜歡用唯物史觀，階級分析等社會學芳法去談宗教問題，目前這種路向也沒褪流行。
三是不同於反智實修派。宗教學中有一路，強調親行實證，反對文獻經典之考據，也不理會教派教義，雜揉義理，自證於心，便自詡修行，謂有真知。甚且開宗立派，傳授法門。其實都是反智的，其功力，依我所知所見，大抵也是哈哈哈。
我與佛道皆有夙緣，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也不陌生，不僅有著作，也多參與過其教團內部事務，有實修之體驗。又辦過中華佛道學院、佛光大學等等。甚至民間信仰、星卜相歷數術等團體，我也都替他們辦過學，傳授相關藝業。因此說修說證騙不了我，我的研究又恰好能兼護教學、社會學、實修派之長處而無其流弊，故雖新解新論而不失為正解正論，是我們這個時代較可信賴的聲音。
當然，我之所以仍願花大氣力去研究宗教，旨不在考古，正是認為它們對現代社會仍然有積極之貢獻。
其貢獻可表現在各個方面，此處不能細講，但你可注意一個現象：現代社會是從人與上帝脫離開始的，政教分離、啟蒙運動、科技革命、工業發展，處處體現著「上帝已死」的證言。但現代化愈甚，人心便憂苦日甚，於是越現代化的國家就越需要宗教，宗教也即絕而復甦，生機日暢。歐美日韓、臺灣香港，你若去看看，便知此趨勢了。故宗教對現代生活能否有所貢獻，不是仍須論證的問題。須要的乃是趕快補課，多去理解它，從中汲取養分。
16.我們知道您從少年時代開始學習武術，《武藝叢談》也對各門各派的武學源流做了梳理。但我們知道近代以來中國的武術是在衰落的。舊式的武館沒有了，質量參差不齊的武術學校也難承擔起光大武學的重任。您認為武學的希望在哪裡？武術有無可能像瑜伽等一樣，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
答：我習武任俠的事，《武藝叢談》、《俠的精神文化史論》裡講得很多了。關於武俠之未來，則可說兩點：
一是文化化。目前我們的武術，與書法一樣，一言以蔽之，叫做「沒文化」。因為武術只歸體育部門管，跟體操沒啥兩樣，文化內涵全丟失了。學生進武校，練這種體操，比賽表演，得了獎，將來便可進體育院校，畢業則獲去當體育教師教練，或去當保安公安特警。四十以後，耍不動了，即等於廢人。或去打商業擂臺，同樣是表演，在比基尼女郎舉著牌的間隙，鼻青臉腫地鬥雞鬥牛一番。這有什麼意思？有什麼前景嗎？中國博大精深的武俠文化，淪落至此，不可悲嗎？
我過去在香港浸會大學北師大聯合國際學院嘗試過改造課程，把學校的體育課改成文化課，又結合各地政府辦過五次「俠文化節」效果均很顯著。這類嘗試當然規模都還小，但文化化無疑是傳統武術唯一的生路。
第二是產業化。現在武術產業化的方式主要是搏擊比賽，可那其實是西方武術的方法，你看日本韓國武術產業化就不如此。它們有標準化之技術規範、明確的段位制、清晰有效的教材教法，更有禮儀，有文化。而吸引家長把小朋友送去空手道館、跆拳道館，而不太送去傳統武館學習的，正是這些。未來傳統武館之發展方向，必然也應是這種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模式，瑜伽也就是這種模式。
17.在這個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學科劃分很細，而您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縱貫古今，融通中西, 權衡新舊, 別開生面。您認為要扭轉學者工匠化的趨勢，有什麼可行的方法？
答：古人通博。但據莊子看，除了老子仍屬於古之博大真人以外，諸子百家都是走分的路子，而且越分越細，終究會「道術為天下裂」。對此，他十分悲觀。
目前我們的情況也是如此，大道多歧，枝末亡羊。各路專家各自研究他手上那一片葉子，沒人能振葉尋根、觀瀾索源。
但我並不如莊這般悲觀。因為先秦諸子時道術已分，漢代就分得更厲害，經學諸子均各有博士、各帶博士生。經學還分五經，五經中又分不同老師，各師各有師法，像《尚書》就分大夏侯小夏侯；《詩》齊、魯、韓、毛，則是家法之異。這不跟今天很像嗎？但西漢如此，東漢就漸合了，開始走博通的路子。馬融鄭玄王肅之後，通今古、合眾氏，才足以稱為大儒。專門名家之學固然仍有，但博通是基礎，所謂由博返約；也是歸宿，所謂「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這段歷史，便很值得我們玩味。
現在專家之學的弊端，其實大家已漸明白了，大學也開始推動博雅教育，故風氣漸變，未來像我這樣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若嫌此自然風氣之變太慢，也可練習著做點改變。改變之道，一是多做根源性思考，研究葉子的，漸知要回到根幹上去觀察。二是多做跨學科交叉訓練，養成習慣。三是一題一事一物，漸由多角度去觀察，窮其事理，東坡所謂「八面受敵法」是也。如此漸摩漸改，習與性成，自能漸蘄於通博。
18.您寫《飲饌叢談》，列論飲食在中國古代政治、禮儀上的地位，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等等。同在華人社會，您覺得現在海外和本土的飲食文化有何差異？
答：感覺差異並不大，有差異也是局部的。例如臺灣是以閩系飲食為主的發展，香港是粵菜的延伸，新加坡馬來西亞摻雜馬來及印度影響，歐美則因當地口味而有不同，但體系沒太大變化。近年才有遭西餐異化的傾向。
因年輕人飲食習慣歐化，西餐又代表新潮時尚浪漫，現代都市生活更無法營造中餐之發展環境，在都市中賣吃食的又都是鄉下人外地人。不是看不起鄉下人，而是此類手藝人多半沒吃過什麼好東西，舌頭和品味一般粗糙，遂令飲食文化江河日下。食禮、食樂、飲食之文化意蘊亦闕然無可講究。一些談飲食的書和作家，除了口舌之能，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古以「伊尹割烹」喻治國平天下之道，於今飲食男女而已，治道云乎哉？
19.您做學問的路數是兼容並蓄的，讀書之廣，下筆之快，讓普通人嘆為觀止，最新統計您已經有一百五十多種著作問世，內容涵蓋儒釋道、文藝、史學、管理學、符號學、書法、武藝等等。你的著作對當代中國、中國人有何意義和價值？除了天資、勤奮之外，您是否還有秘訣？讀者希望您能「要把金針度與人」。
答：我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通。通之方法則已如上述。振葉尋根、觀瀾索源，而歸於會通。
比方現在大家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做觀察，做到死也不可能掌握全貌。我則由根幹看，整棵樹的枝莖葉脈自可一目了然、又快又全又準確。而且你問我任何一枝一葉，我都可以就其全體狀況通貫地、關聯地講給你聽。我的文章牽來扯去、輾轉灌注、回絡相生，就是這個緣故。聽起來很神奇，其實沒什麼，你也做得到，只是還狐疑著不願如此做罷！
20.內地很多出版社出過您的書，但最近一兩年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東方出版社出版的，聽說您與東方出版社籤訂了戰略合作協議，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答：人沒辦法算得清他的頭髮，上帝也數不清他的教會。我寫了多少書，老實說亦搞不太清楚。早年撰文，只要有人願意讀願受惠，我都喜不自勝，連忙奉上。所以這個出版社那個出版社找我要稿，無不應命。出版後，不自撿拾，故也常不知流轉何方。如今能稍集中到一處，當然甚好，對讀者也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