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以來，大家都用經學和理學對立的框架來看待明清學術史。
表面上看，此說甚為合理。因為宋明理學家似乎確是只講心性，不究經傳；只重德性，罕言經世，所以清代才轉而要通經致用。可是細究起來，實況多有不然。
先看些文獻。近人讀書粗心，所以先要摘些文獻來讓大家看看。
《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就記載了許半圭「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王文轅「嘗曰：朱子注說多不得經意」，又在陽明去南贛時，語門人：「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同卷亦載劉宗周言陽明之學「始出詞章，既逃佛者，終乃求之六經」。
卷十一論浙中王門，首舉範瓘，雲其：「卒業於陽明，博考群經，恍然有悟」。
又記朱節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為己任，陽明教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時，因流賊之亂，勤事而卒。
記錢緒山，亦云郭勳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獨先生據法以十罪論死。「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
卷十三則載季本為長沙知府，鋤擊豪強，「苦力眾經……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為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音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總百二十卷……」。
又論黃綰與修《明倫大典》「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為列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收其書《五經原古》各序。
卷十四論顧應祥，則曰：「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淵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
卷十五論萬表，又盛讚其「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於王宗沐，亦稱其能修舉漕政，且講求海運，試之有效。
以上皆屬浙中王門。江右王門部分，卷十六雲鄒德溥「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掩關宴居，覃思名理，著為《易會》」。
卷二十一雲陳嘉謨「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
卷廿四言鄧元錫「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著述成《五經繹函史》」。
在南中王門方面，卷廿五引薛應旂語云：「義協則禮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卷卅六又詳述唐順之之事功。於唐鶴徵則曰：「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
以上皆王學中講經學、務博雅、重經世之例。
似此之類甚多，不能具引。且本文也非明儒經學或經世之學的通考，沒必要一一摘鈔。以上舉例，只是想讓懷有刻板印象，覺得理學家都不懂經學、都不講事功的人，知道事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
陽明本人就頗有事功，唐順之、朱節、萬表、陳嘉謨等也有事功，其餘立身剛正，能對抗朝廷惡勢力的更多。降而至明末，抗節而死或起兵與清周旋者，亦不乏理學心學中人。因此，理學心學絕非閉目搖手，獨自內證其心，不理世事的學問。否則東林與閹黨之爭便無法解釋，劉宗周黃宗羲先後抗清之舉亦難以理會了。
這是就史事上說，再由學理上看。講王學者，如黃綰《春秋原古》序就說：「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書」。這樣申言經世之學的人其實並不罕見，治經，甚或研究禮制、討論歷數、山川地理、漕糧兵農者，亦不乏人。可見講理學心學的人也不見得就反對道問學、就不談經世。關鍵在於談法不一樣。請看以下這幾段話：
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吃緊於慎獨。但獨處一慎，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卷二十‧王塘南‧答郭存甫）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幹戈倥傯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繫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爵省，進賢退不肖，舍學，則其道無由」（卷廿三，鄒之標）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卻放在一邊（卷三一，塗宗濬，證學記）。
這些言論，都表明了當時已有一種把治心和治事、修身和經世平天下分開的風氣。主張經世的人，認為幹戈倥傯，必須要講經事實務，以治國平天下。主張修身者，則批評講經世之學只是逐外緣而動，只理會天下而不重自家身心性命。
對此俗見，上述諸儒一致認為非本末一貫之學。學者發其本心良知，體現於一切人倫事物中，才是真正的經世，世也才經的好。因為世事之根本仍在人心，李材《大學約言》有雲︰「齊家不是兜攬家。蓋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兜攬國，蓋在國身，國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兜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
從王學來看，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能打成內外或兩截。治國平天下當然事緒較雜、分量較重，但性質與修身一樣，不能誠意正心，身固然修不好，國又焉能治得好？反過來說，身、家、國、天下都是要修要治要平的，又豈能止於修身？如此說，才是本末一貫。
陽明本人即曾說︰「道問學即所以尊德行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行道問學作兩作」。發展到劉宗周，仍是說︰「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離得心靈？」。因此這個本末一貫、尊德行不離道問學、修身與經世不二的立場，乃是整個心性之學的基本性格。諸家雖多異同，但那是在這個格局中的歧異，若背離了這個基本型態，則根本就不會被承認，立刻會受到批判。
需如此看，才能發現明代講理學心學的人治經、博學、乃至講求經世者殊不罕覯。
泰州學者趙大州「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就叫《經世通》，外篇為《出世通》。浙中王門季本「苦力窮經」；南中王門薛應旂批評「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都屬其例。祁彪佳自訂讀書課程，亦謂︰「非經濟、理學書，必不經目」。
可見在他們心目中，經濟非另一路學問，講心性之學亦仍要讀《禮記集注》一類書。
把經世和修身治心分割對立起來，是反對理學心學的人自己之觀念，然後反過來扣到理學心學身上；說他們只重治心修身而不能經世或不屑經世、只知尊德性而不能道問學。繼而一再批評理學心學在道問學上如何如何不夠精密、在經世實用上如何如何迂拙。爾後才能自謂其經學考證為樸學、其經世致用為實學，比理學心學高明。
然而，理學心學家未必不實。只不過他們的實踐性，並不只在社會實踐上，而是整個人的實踐。理學心學家未必不治經，但言經術必關聯於心術，亦與只從文獻史料去看待經典的人不同。
這兩種經學觀、經世觀、實學觀的對諍，明代本來就已存在。前引文獻批評當時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卻放在一邊」者，即為此類質疑理學心學之風氣。復社陳子龍張溥等編《皇明經世文編》，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亦可見風氣之一斑。其風因明末時代之激，當然越來越軒昂，以致於在清初蔚為巨觀。其後又經過乾嘉樸學之推闡、近代學人之發揚，遂成了現今我們觀看明清思想史的主要觀點。
可是這種把經世和修身治心打成兩橛的態度，對理學心學來說，並不相應。以那個觀念框架去看，當然也看不見上文所述明代講理學心學的人同時也治經、也博覽，且講求經世致用之事實，不曉得不是反心學才能經世，心學本來也就經世的。
由於長期把治心和經世、理學和經學對立起來看，所以對王陽明及其後學的學術性格便都無法掌握。
以劉宗周、黃宗羲為例。
《劉子全書》分四大類︰語類、文論、經術、附錄。其重經術，不是特別顯然嗎？其論經，固然仍以《周易》《論語》《曾子》《大學》為限，但他另有《禮經考次》，見卷廿一。言欲釐清經書面目，復孔子之旨；表彰儀禮，以見周公致太平之意。
《劉子全書》重訂者為董瑒，《姚江書院志略》卷上所收董瑒〈書院規要六事〉就說︰「朱子曰︰『天生一個人，便須管天下事』，此安定經義之外所以有治事齋也。如《劉子全書》中於講學論道外，定變、行軍、治民、措餉，種種都是致知實際。《劉子年譜》中於讀書授徒外，擊璫鉏奸、保民御亂，種種都是誠意工夫」。
董氏在劉宗周門下，頗以錢德洪之於陽明自比，編輯遺文，體會甚深，乃黃宗羲之外，對劉氏學術闡發最力的人。而他對劉氏學術之概括，就顯示了證人宗旨並非不講經世。恰好相反，誠意、致知，這些心學工夫就發顯於治民措餉、保民御亂的事功中。
再就證人社之學風來看。祁彪佳《日記》載︰「管霞標深有憂時之懷」，而王金如「則更有甚焉，真以社稷民生為己任」。董瑒也說王氏是「浙東子弟，其父祖嘗從劉子、聘君學者，至今言進退之勇，救世之切，尚思徵士」，劉宗周〈祭王生金如〉則說他是「豪傑」。可見證人之會，本非只講心性修養而已。
證人社，又非僅恃口舌講論而已，在救災賑濟等社會工作上貢獻卓越。日人馬進夫〈善會、善堂の出發〉一文，於該社與當時救災之關係，如設藥局、立掩骼會、議施賑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考之甚詳。足證證人社集也是頗具社會實踐力的。
據此可知：只把證人視為證心，而且是只重個人修養，明道而缺乏實用、重內聖而輕外王，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是不對的。祁彪佳〈與施田明〉有曰︰「蓋學問經濟，賦於天、成於人者，合併以出，始有徹內徹外之妙用也」。諸公之學，徹內徹外，今卻將之打成兩橛，謂其有內無外，豈不冤哉？
證人社集，後來岐為兩途，一部份較偏陶奭齡石樑，一部份較偏劉宗周。依黃宗羲描述︰「證人之會，石樑與（劉）先生分席而講，又為會於白馬山，雜以因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其不同，主要在雜於禪風，而非於理學大本有異。縱使是陶奭齡，亦仍是講內外一貫的，故祁彪佳〈山居拙錄〉載︰「與鄒汝功、鄭九華入城，至王文成公祠。諸紳至者，陶石樑之外，有董黃庭、徐檀燕、倪鴻寶。主會者為王士美，舉『有用道學』為說，石樑先生闡明致知之旨」。問有用道學，而答以致知，正是陽明之旨，知行合一，非分做兩件。
又陶氏作〈遷改格序〉雲︰「遷改格者，證人社諸友，深信唯心之旨。以為片念之微，喘言蠕動之細，其邪正淑惠，皆足以旋轉乾坤，變易世宇。此實理實事，斷在不疑」。《遷改格》乃秦弘祐仿袁黃《功過格》而做，陶序雖覺其言功過僅涉於功利之念，但覺得做為儒者進德之階亦無不可，所以用《易經》說利的方式，說正誼謀利、明道計功，功利云云，儒者所不廢。劉宗周則基於義利之辨，深不以為然。此為兩派之歧。但無論如何，陶氏的心學立場並未改易，仍是主張心若能改善，則可以旋幹轉坤，此亦徹內徹外之說也。
此類說法，還可以見諸劉宗周將出仕時，社友贈別之言，祁彪佳《日記》載︰崇禎已亥八月，劉被召，欲北上，二十日「午後，與季超兄、文載弟出，送劉念臺北上，念臺詢以用世之學，餘大略以格君為言。要使主上敬而信之，斡旋自大，不在一二事之爭執也」。格君，用的正是陽明學的主張。《傳習錄》上：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君心若正，禮樂政刑才能舉措得中。此與石樑謂片念之善足以旋轉乾坤云云，何其相似！殆彼等共許之說，可無疑焉。
此類唯心之說，最常遭到的詰難，就是說它只是「動機倫」，而政治事物並非動念良善即可，還有許多禮樂政刑、錢穀兵農的事須要打理，豈能只講誠意正心即可？殊不知講心學的人並不是說只要誠意正心就可，而是說禮樂政刑等「治具」，若由不良善的心念操縱，其害不可勝言。因此內外一貫，講求治具之同時，亦需講治心。君主法治之良否，事實上即表現了它的心術。
以劉宗周《中興金鑑錄》七大卷為例。此書先述〈祖鑑篇〉。暢言朱元璋平陳友諒張士誠，北伐元朝，南下閩廣，西定巴蜀，弭平雲南之用兵方略；建國後，崇儒術，謹天戒，重民事，求賢納諫之政策；以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所行諸切於中興之要的大政(如衛所制、禁宦官掌兵幹政、宗廟時享禮、學校教育及科舉制、頒大明律、定四川茶鹽之制等)，為當代之鑑。
其次〈近鑑篇〉，講趙宋南渡後如何中興，強調進退君子小人為盛衰之徵。三為〈遠鑑篇〉，列舉東漢光武、東晉元帝、唐肅宗之中興方略，如光武如何退功臣、進文吏，明慎政體，減輕賦稅、興修水利等等。四為〈王鑑篇〉，說三代中興之主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之政績及歷史教訓。五〈帝鑑篇〉論堯舜禹湯周武王之業績與治法，且雲其「治法」亦即是「心法」。
這是另一種資治通鑑，由近而遠，由粗淺到高深地講治國之道。但前後宗旨一致。論治國，首在「崇尚經術」，謂漢高祖不事傳書，唐太宗徒勤翰墨，唯明太祖推崇儒術，故能開明代一代文明之運。次為謹天戒，遇災思懼，遇祥亦思懼，以克永天心。三為重民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才能祈天永命。四是求賢。五是納諫。這些治法，比戶禮兵刑那些措施制度，更為根本，亦更具原則性。
而這些治法又皆本於心法。因此他認為凡有志於治國者，須求端於「設誠之地」，明明德而修聖政。如何明德治心呢？他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為說，論釋甚繁，但基本上是強調君王應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克艱、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才能「百姓昭明，諧和萬邦」。
由這樣的論述看，劉宗周豈無經世之學？其「致知實際」與「誠意工夫」正在此等處，但非與誠意正心打成兩橛而說罷了。彼治心即是治事，治法即是心法，且論治首崇經術，並以史事闡明治法，以見中興太平之綱紀。後來黃宗羲辦證人書院時所揭櫫的方向，淵源具見於此。而劉氏本人這種學術型態，事實上也是早期證人社風之發展。
黃宗羲秉承此一學風，故也同樣力斥理學與事功兩分之法。曰：「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富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事開太平之論調，箝束天下。……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其實「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
好了，證據不必擺太多，文獻都在，只是過去眼睛害了病，把事情都看歪了。現在調整過來，自能看清真相。王學本身，是在把道德心性問題跟經世致用分開的氣氛中出現的，努力想矯正之，故提倡知行合一、內外一貫、治法心法不二。可惜它在當時畢竟還太弱勢了，以致後來竟被找來作為亡了國的替罪羔羊，說就是因為大家都袖手談心性，不通世務，所以才會亡國。鬧到現在，教科書、研究論文，都還以這個錯誤觀點為基礎視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呢！
介紹這個真相，本身也有我經世之意。因為現在整天誇誇其談，指點江山，說國家社會該這樣那樣，而自己毫不修身的人也太多了。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主任。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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