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9日，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邀請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劉家和於「清華·大成經學論壇」首講。劉家和先生從經學試釋、經學盛衰的前車之鑑、理性與傳統、經學研究的意義四個方面談起，提出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家和
「經」是常道，也要經世致用
劉家和認為，「經」字在《說文解字》中本義為「織也」。後世經典雖不斷引申，但意義主要為兩種：一為名詞，釋為「常，不變之常」；一為動詞，釋為「經營」、「治理」。由此可以看出，「經」講常道是指常，可是講應用到事情上，就又要因時因地能夠應變，這樣沒有常道怎麼行呢？經要是有用的。常道要用到不同的事之中。所以「經學」是既講常道、也講經世致用的學問。
經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書。現在最常提到的是「十三經」是儒家經典，而中國經學具體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五經」，也可說是「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劉家和認為「六經」的核心是《詩》、《禮》，證據在《論語·述而》中可以找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所以，《詩》、《書》、執《禮》是孔子講的，這是可信的。《詩》、《書》和《禮》是相表裡的。一個是學問，一個是做人。經學的目錄中，《詩》、《書》是一頭，《禮》是一頭。孔子用《詩》、《禮》來教導自己的兒子，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詩》、《書》、執《禮》是最核心的。
他還強調，《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這裡的「誦經」、「讀禮」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讀出聲音。《說文解字》段玉裁注「讀」字：「籒各本作誦。此淺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籒、讀書也。……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所以「誦經」、「讀禮」更重要是的理解其中的道理。
談到「六經」的重要性，劉家和認為，「樂」並未真正亡佚，而存在於《詩》、《禮》之中。《詩經》中有反映紀念武王伐紂的武樂的內容；《禮記·樂記》、《荀子·樂論》中都有關於樂的論述。其他諸如《易》、《書》和《春秋》三經，都與孔子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以「六經」作為經學的研究內容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經學盛衰的前車之鑑
劉家和認為，雖然經是不能變的常道，但經學是一直在變的。中國經學主要經歷了古代之變與近代之變兩個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提到經學在古代「學凡六變」，不同時代的經學有著具體的特點。
在西方經過文藝復興，進入啟蒙時代之後，中國也在變化。清朝末年，康有為、梁啓超、陳煥章等人依靠公羊學保皇，成立孔教，走向極端。這樣使中國的經學出現了問題。
「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如吳敬恆）提出：「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裡。」在當時背景下，五四運動是合理的。五四運動提到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在經學叫民本思想。當時的經學缺乏科學的思想，這是其弱點。所以直到現在，經學依舊在補「科學」這門課。「打倒孔家店」打到的應是經學的末流，而非全盤否定。1938年，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中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告訴我們要批判性地繼承傳統。
「文革」時期，經學受到了更大地打擊：「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文革」過於粗暴，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教訓，也讓我們看到，儒學還是不能那麼簡單否定的。我們回顧「文革」，還是會發現經學是很重要的。
劉家和特別強調：經學存在運用與濫用的區別，經學可以運用而不可濫用。
傳統不是理性的敵人
劉家和早年治世界史，又曾在美國工作，對西方文化甚為了解。他提出，經學在近代的兩次巨變並非中國特有之經歷，西方同樣遇到過，代表思潮便是西方理性主義。西方理性主義認為理性即是合理的、合乎邏輯的，它是超乎歷史的存在，表現在邏輯學、幾何學上，而這些是公理的科學，其本身不需證明，是天然合理，且全世界都認為是真的。
西方的理性主義最典型的是從18世紀啟蒙時代開始的。早期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晚期像盧梭等人都把傳統與理性對立，視傳統為大敵，認為凡傳統即不合理，不把傳統看作歷史的，認為當代是合理的。
可是法國革命前期，宗教爭端、封建制度、經濟衰敗、政治腐朽……這些導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這顯然非常不合理！所以法國革命開始了。到了雅各布賓派戰爭的時候，雅各布賓派政府的實際首腦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殺人如麻！「恐怖主義」這個詞就是這時候出現的！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說過，現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福柯（Michel Foucault）則說：現代主義理性是吃人的。
基於此，劉家和提出： 傳統不是敵人，傳承之物（traditions）是不斷更替的，舊計算機會被新計算機代替，但傳承之流（tradition）是不斷的。中國經學同樣，它是歷史的理性。經學的每個具體傳統都有歷史必然性，有流有變。現代應是歷史新經學。
開陳出新必返本開新
劉家和將本次座談的核心歸納為：中國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仁」與「禮」是經學的核心。中國文化還是要講「仁」、要講「禮」的。
劉家和早在1990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就已指出：孔子所說的「仁」是沒有定義的，因為他講究因材施教。《論語》中記載樊遲曾兩次向孔子問「仁」。孔子先是回答：「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再是「愛人。」子貢也曾兩次向孔子問「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為重要的還有顏淵問仁。孔子回答：「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劉家和強調，這裡的「仁」並不是宋儒所謂的「克制」，不是沒有自己，而是能夠使自己成為自己。這從清代學者惠士奇起就開始論證了。孟子也對「仁」進行闡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上述各例看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實際是建立在「仁」上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仁」，那麼何來單邊主義呢！
「仁」建立在「禮」的基礎上，「仁」必須要依靠「禮」來實現。「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當今世界的文明衝突，從來不是中國本身的文明衝突。中國文化向來開放，非常善於容納外來文化。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傳入都是例證。「禮」講究有區別又和諧，因而不至於導致文明衝突。如果是這樣，「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就形成了嗎？如果「仁」、「禮」學說能夠應用到當代的話，也是中國經學對世界所做出的貢獻。
在經學起源的問題上，學界曾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起源於子夏，有人認為起源於荀子，更有人認為經學至漢代始成立。而劉家和持經學始於孔子說，認為六經是孔子所治，經學始於孔子。晚清學者皮錫瑞、日本學者本田成之和臺灣學者程元敏先生都支持這一觀點。
關於經學的研究方法，劉家和指出，實際上，經學是跨學科的學問。經學的第一個交叉學科是小學。「十三經」之一的《爾雅》就是因小學而成為「經」的。《漢書·藝文志》中小學是包含在經學之內的。以後的目錄學分類中，小學均放在經學下。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
當然，經學更重要的交叉學科是史學。經學中《春秋》是史，《尚書》是史，《詩經》何嘗不是史呢？《詩經》的雅、頌都是歷史。錢賓四先生曾說過：《詩》、《書》都是史，「六經皆史」。經學講常道，當然要講在歷史中的應用。「常」如何應對「變」呢？那就必須有史學為它作支撐。史學是既有常又有變的。史學如果只有變沒有常，那麼就不能稱為史學。《太史公書》（《史記》原名）在《漢書·藝文志》中是附於《春秋》家的。經學與史學是最核心的交叉學科。經學下接小學，它的研究過程必須有版本、目錄之學，而經學又需有史學的支撐。
講座最後，劉家和提出了一點希望：當代新經學的功夫要下在小學、目錄版本之學和史學，當然也包括出土文物。在經學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來發揮它與時代相契合的意義。經學並非是故紙堆中的學問，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的活潑潑的學問。經學中相人偶的「仁」、致中和的「和」與自卑尊人的「禮」，何嘗不是醫治當今世界單邊主義思潮的良藥呢？面對自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以來的嚴酷現實，中國傳統經學裡的思想資源值得深入挖掘。
講座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