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殺人，應該死刑嗎？

8月12日，四川省遂寧市嘉禾東路一小區電梯發生命案，一名8歲的小男孩被殘忍殺害。

8月16日，遂寧市船山區公安局發布了通報，我們從中得知，該名男孩是被一名18歲的男子殺死的。

據8歲男孩的家人表示：當時七點左右的時候，我孩子和我說他回來了，本來也不遠就隔著一條街，在同學家裡玩。但是後來三四分鐘過去了，孩子還沒回來，我打了兩個電話也沒接，我就去找孩子，結果就發現電梯裡滿是血跡，孩子的眼鏡和雨傘都在，但是找不到孩子。我趕緊報了警，等到警方趕到之後，在24樓發現了孩子，渾身被砍了八九刀。

通過電梯裡的監控顯示，可以看到男童在電梯內，被一名年輕男子砍殺，之後又將男童拖離出電梯。

後來調查顯示，這名男子患有精神類疾病，去年11月就因為上學期間砍傷女同學，而被判處7個月緩刑，目前還在刑期內卻二次行兇。

而8月13日，距離這次案件不過幾百公裡的成都郫都區，有一名女子持刀砍傷4人，其中一個男孩傷得非常嚴重，後來調查顯示該女子也患有精神類疾病。

這讓人難免困惑：精神病犯罪，究竟該怎麼判處？精神病殺人，要不要以命抵命？

2020年7月15日，68歲的韋斯利·普爾基，被判處並執行了死刑，而這起案件，同樣在美國境內引發了近二十多年的爭議。

1998年，普爾基，強姦，綁架，折磨，和殺害了16歲的女孩詹妮弗·朗，然後將其屍體肢解、焚燒並丟棄在化糞池中。

2004年1月，他被判處死刑。

可是從殺人到判決持續了很久，從判決死刑到執行死刑，又拖延了很久，而這也不是普爾基第一次犯下罪行。

在他主動承認殺死詹妮弗之前，他就因使用羊角錘，在堪薩斯州殺死患有小兒麻痺症的80歲老人瑪麗·巴爾斯，而被判處無期徒刑。

兩次惡性殺人事件，尤其涉及綁架殺害未成年人，足以讓他死一百次也不解恨，但因為普爾基有精神類疾病，所以他的判決，引發了各方面的爭議。

尤其是死刑判決和執行，讓美國最高法院承受了各方面的質疑和批評。

普爾基的死具有爭議，一方面因為這是美國17年來第二次執行死刑，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他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很多人認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犯罪的事情，對精神病人執行死刑是不人道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中旬，美國一周內執行了三次死刑，被人詬病為繼歐巴馬廢除死刑之後，川普在最後任期內的集中大清洗，尤其是這些死刑都在疫情期間執行，被很多人質疑不符合美國憲法精神。

因此，即便普爾基原定7月15日下午4點執行死刑，可各方勢力的意見依然不統一，先是將時間推到了晚上7點，後來又推到第二天早晨，最後在8點多時才倉促執行。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普爾基發表了聲明：我為詹妮弗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深表歉意，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為非常愛我的女兒所遭受的痛苦深表遺憾。

但他最後也同樣表示：這種經過消毒的謀殺，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

可是，在普爾基看來沒有任何意義的死刑，對於死者的家人來說，卻是莫大的安慰。

詹妮弗的父親和繼母，穿著印有她頭像的T恤，對著鏡頭接受採訪表示：他們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太漫長了。

問及女孩的家人如何看待普爾基的道歉時，他們依然激憤的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意義不大，她不會回來了。

女孩的父親甚至惡狠狠的詛咒：我希望他在地獄裡爛掉，我確實如此希望。

可是普爾基一方的律師卻表示：韋斯利·普爾基的處決，應該震驚所有關心正義和法治的人的良心。

普爾基接受死刑執行時，已經患有基因痴呆症，並存在認知能力下降，時不時智力不清醒的情況。

他的律師聲稱，他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和痴呆症，使他無法理解自己的處決。

因為他精神上是無能的，所以處決他是違背憲法的。

普爾基很小的時候，就遭到了監護人的反覆毆打和性虐待，他曾經多次顱腦外傷。

法庭文件指出：14歲時，他接受了可能的腦損傷檢查，18歲時，他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反應，精神分裂性情感障礙和抑鬱症，並伴有反社會人格。他在68歲時患有進行性痴呆，精神分裂症，複雜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嚴重的精神疾病。

所以他的律師至今仍在上訴，因為該律師認為：我們應該對聯邦政府抱有更多的期望，而不是匆忙處決一名受傷且妄想的老人。以損害被判刑的囚犯的憲法權利為由，急於作出判決，將永遠也不會為公共利益服務。

事實上，在最高法院進行投票時，就有4名自由黨的大法官表示反對，但最終以1票勝利執行了死刑。

反對執行死刑的法官表示：在普爾基的精神能力存在嚴重問題的情況下，現在繼續執行死刑，給憲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是最不可挽回的傷害。

值得一提的是，反對的人中，還有被譽為美國良心的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負責人甚至表示：這標誌著我們國家的黑暗時期。

死刑信息中心執行主任認為：眼下的問題不是普爾基是否應該被處決，而是他的死是否符合憲法。

而司法部發言人科裡·庫佩克，則為政府恢復聯邦死刑辯護，他說：在受害者死後多年的訴訟之後，根據我們的憲法，普爾基經歷了一切正當的法律程序，並最終接受了正義的審判。死刑一直由聯邦法院維持，得到國會兩黨支持，並得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總檢察長的批准，是對最惡劣的聯邦罪行的適當判刑。今天，公正的刑罰已經執行。

所以，針對精神病患者殺人，該不該付出生命的代價，幾乎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2013年，美國做過一次全國輿論調查，結果發現：社會對患有嚴重精神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的人保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是危險的，比普通人更容易危害社會。

但有意思的是：當對選民進行全國性民意調查，問及精神病患者是否應該執行死刑時，大多數人又持反對態度。

反對的人認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是人，他們享有心理健康權和基本人權，擁有自己所愛的人，所喜歡的活動以及他們的夢想。作為人民，應受到有尊嚴的對待，根據法律，他們享有權利和保護。可是長久以來，精神疾病患者一直飽受虐待和歧視，被迫接受風險極高的開顱手術，甚至強迫性絕育。

而心理健康問題在死刑案件中非常廣泛，尤其是那些精神出現問題的人，很多屬於弱勢群體，一方面，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缺乏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缺乏自我辯護和解釋的能力，很多被處決的犯人自動放棄了關鍵審判中的上訴權。

可是，認為精神病犯罪，尤其是精神病殺人該死的人認為：一些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對自己犯罪及其後果缺乏全面的了解，而被定義為精神上的無能，這些人最後可能不適合受審或因精神錯亂而無罪，但大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甚至許多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並非精神上的無能，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對精神病的豁免不符合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所以你看，有人認為，精神病殺人償命，符合司法正義，有人卻認為，精神病殺人如果需要償命，就是司法的恥辱。

但不管如何，未成年兒童犯罪和精神病犯罪，擁有刑法上的一定量刑和豁免權，一直是我們現代文明社會，司法進步的標誌，是當代司法經過多方鬥爭和改革後的碩果。

而精神病殺人，認為應該死刑或者不應該死刑的人，都犯了一個錯誤：將複雜問題過度簡單化了。

1834年的一個周末下午，年輕的索倫·克爾凱郭爾，在一家咖啡館裡思考一個問題，他認為：這個時代的恩主，知道如何通過讓生活越來越容易，而使人類獲益，最後，時代真正的恩主系統地精簡了人類的思考。

因為當所有人都聯合起來，使每件事都變得更容易時，就有過度簡化的危險。

所以，克爾凱郭爾將餘生投入到對自身處境的探索中，成為了存在主義的開山鼻祖。而他的思想也被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所進一步研究，也有了後來的那一句：存在即合理。

這樣說可能有些無情，但解釋一下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存在，是不爭的現實，精神病患者存在一定的風險，也是不爭的現實，很多精神病患者無力為自己的罪行負責，更是不爭的現實，他們存在，就是現實，但是，存在即合理。

而我們希望這些犯下罪行的精神病患者必須去死，與其說是為了追求司法公平，更多的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基於人性的安全需求，都想要自動消除和屏蔽掉一切不利於我們自身安全的因素，所以，當精神病患者威脅我們生存安全，成為不穩定因素時，即便很多精神病患者可以獨立生活，我們也渴望將他們關在精神病院，而那些犯下罪行的精神病患者，我們更是渴望他們一輩子都關在牢裡或者被判處死刑。

所以，當有些人呼籲：要平等對待精神病患者，不能剝奪他們生育權，要保護他們隱私，社區要給予他們更多寬容和優待，尤其是很多犯了罪行的精神病患者，甚至很多殺人犯，不能暴露他們真實姓名時，我們會下意識覺得這是聖母心爆表才會幹的事。

可是我們忽略了一件事情：短期內對精神病患者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維護了我們的安全利益，但長期來看，最終威脅的是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

精神病患者大腦有損傷嗎？未成年人具備發育完善的成熟大腦嗎？

如果沒有，我們一刀切的處理他們的犯罪問題，只會造就一個狹隘的，艱難的，缺乏理解和互助的生存空間。

所以用更加費勁的，複雜化的方法，深入和客觀的思維，去處理棘手的問題，短期內看，我們吃力不討好，長期看，我們是在培育更適合生命生存的土壤。

昨天晚上，有同行找我聊天，她說很佩服你一直堅持寫不那麼討好的東西，她說她很早就放棄了。

我告訴她，你不必佩服我，我是有私心的，如果這種環境讓我窒息而我真的因此沉默，未來我就會越來越感到窒息。發聲，是為了爭取更多的空間，找到更多和我相似的人，影響更多不那麼理解我的人，不要將世界的建設權交由他人。

我們每個人，都在造就我們的環境。

如果存在即合理，那麼，仔細想一下，我感到窒息，以及讓我窒息的東西，是否是合理的？為什麼是合理的？

如果理解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為何我們私心裡渴望殺人犯千刀萬剮，實際上又要克制衝動，理性客觀公正對待他們的原因。

文 | 巴黎夜玫瑰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