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當時鋪天蓋地媒體報導上的多數表述，1993年10月8日，在紐西蘭一個叫激流島的小島上，詩人顧城「用斧頭砍死妻子謝燁後自殺」。短短幾個字，簡潔鋒利，觸目驚心，成為迄今許多人對這位「童話詩人」最後的記憶定格，連同他最著名的、有隱喻意義的兩句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作者：張玉瑤
倘若顧城不是一位詩人，他的死亡頂多會像所有惡性事件一樣，被議論一番後結案，二十多年後大約早已被時間淹沒。但幸運或不幸的，顧城偏偏是個詩人。在論及他這個人時，這件事註定會被反覆提起，無法從他自身抽離。死亡的氣息進而蔓延到詩歌的花朵上，讓人們在讀那些至純至美的詩歌時，難免懷疑這位所謂的「童話詩人」是否自身矛盾，或者他對光明的尋找是否真誠。
種種謎團，羅生門式的眾說紛紜，讓顧城成為中國當代最費解的詩人之一。殺人犯、兇手、瘋子、神經病、「渣男」，這些說辭成為與「詩人」相伴隨的標籤，也成為解析顧城其人其詩的闡釋母題所在。
但對於《顧城海外遺集》的主編榮挺進來說，這也是最令他深感遺憾的地方。因為當年機緣巧合兼職編一部有關顧城的書，榮挺進直接接觸到各種資料和人事，也第一次直面了顧城之死的諸多說法，在逐漸接近真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事情或許不是人們以為的那樣。在他看來，顧城謝燁之死當然是個悲劇，但更可能是一場意外，所謂「用斧子砍死謝燁後自殺」的說法是一種更符合媒體傳播效應和都市傳說心理的誤傳。為此，他曾在網上和一批人打過筆仗，一度犯了「眾怒」。
「一個人的行為導致了一個慘痛的、他自己也沒想到擔不起的結局，是悲劇，但當我們死咬著慘痛的結尾，把他一切光輝明亮都摘得乾乾淨淨，這不客觀，也不真實。」和許多詩論者一樣，榮挺進絕對認可顧城是個天才，這種天才是單純不含雜質的，也不是「童話詩人」所能完全涵括的。少為人知的是，顧城還稱得上是個「哲學家」，對老莊、禪宗有深刻的領受，自我啟悟了所謂「自然哲學」。這些都是屬於顧城的「光輝明亮」，不可從悲劇身上剝奪，但也不可和悲劇本身混為一談。「談論他之前，先了解他。」
《顧城海外遺集》花費了十餘年時間整理，近年來陸續出版，收錄顧城自1987年出國到1993年去世這六年間創作的大量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哲思、訪談與對話、演講答問等六大主題，目前已陸續出版。其中許多內容此前未曾公開發表過，對我們了解顧城在海外的生活面貌、他和謝燁李英等人相處的真實狀況及他後期的創作等或有助益。時至如今，誰也無法原原本本還原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依據他們所留下的文字、書信和錄音材料（顧城謝燁當時有用錄音記錄日常對話的習慣），或許可以一點點理解他們是如何走到這一天的，也釐清此前慣性認知中的漏洞。「像顧城這樣的詩人，詩是很難說謊的。出這套書，就是想讓人們先好好讀一讀他。不讀沒有關係，但不讀，就不要隨便評價。」
專訪：顧城的詩歌、哲學與故鄉
他只為給你一個答案
書鄉：您對顧城詩歌的印象怎麼樣？
榮挺進（《顧城海外遺集》主編）：我因為要編顧城的書，接觸到了很多和顧城有關資料，把能找到的有關他的東西都找來看，這時我對顧城詩歌的認識才開始真正有感想。這是一個天才詩人，不僅僅是一個童話詩人，他後期對詩歌藝術的探索還在不斷進行，而且開拓各種新境界新技法。他是一個未完成的詩人。
書鄉：我們一般把顧城稱作「童話詩人」，現在還有些批評說他的詩歌「清淺滑利」，太「甜」。但其實這只是他的一面，他後期的創作還不太為人所了解，據您所知，有哪些新探索？
榮挺進：如果把他認為是「童話詩人」也可以，但就要把童話的內涵予以擴大。我們一般說童話都覺得是單純的，黑白分明的，如果這樣來理解顧城的童話是不對的，童話也可以是成年人的童話，就像武俠小說。童話更意味著一種眼光，就是從人的本性、稟性或者顧城說的靈性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沒有摻雜太多的功利心。這一點顧城一直做得很好，他有他的底線，說「在詩面前我要聽從詩」。他一直保持這樣一份純淨的詩的眼光來看世界。
顧城有他非常甜的詩，很單純，但他不只有這一面，用他最廣為人知的幾篇代表作給他貼標籤，就會貼到大象的腳趾上。他後期的詩有些寫他在島上的勞作，幹各種活，但你看他的詩，和我們一般人勞動的真實感覺又不一樣，這就是他的詩心在起作用。他還有些探索性的詩，比如組詩《水銀》、《城》、《鬼進城》等，都是他後期的代表作，很多人說讀不懂。這和他的技法有關係，也跟他記錄自己的真實體驗有關係。顧城後期把他的記憶、夢境拼接組合，全部摻雜在一起來寫詩，很單純把他所夢見、所看見、所想起的事情寫下來，也可以認為他是童話的。他「放縱語言」，讓語言自己說話。
書鄉：他的《城》很有意思，一共52首，每首寫北京城的一個地標。這是他到海外以後寫的，雖然六年間只回了一次北京，卻一直在寫關於北京的詩。
榮挺進：他說過，我叫顧城，我就是城，北京城。他寫這組詩肯定有他思鄉的一面，從1988年開始寫，寫到1992年，但編成的次序不完全按寫作時間順序，他有他的考慮。放在第一首的是《中華門》，是北京的標誌，從大的層面漸漸落到個人層面，最後一首是《油漆座》，寫了「她」的笑和痣，有人猜測「她」就是李英，顧城曾寫過李英的痣。那是李英當年的家所在。
顧城1987年出國，有人說是政治避難或流亡，其實不是，他是獲得了正式的工作籤證，在紐西蘭島上有房子，有產權，可以說比較穩定。我研究過《城》，看了他相關的談話，顧城說我在這個島上，做夢都想到北京，但做夢回去，不是記憶中的北京，夢見自己在十字街頭不知道該往哪兒走，像地獄一般，但在島上醒來，「我在天堂」。從他用的這些詞來講，很難判斷他去國的情感。但他又說，我在「天堂」裡感覺不真實，回到北京（做夢回去），就覺得最真實，把你的判斷又搞混了。所以顧城很特別，我們用一些慣常的說法去概括他，都不好用。
書鄉：顧城說話似乎的確會根據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就好像他說他的帽子。
榮挺進：關於帽子他有很多表述版本，別人總是好奇為什麼要戴這樣一頂帽子，他有時答說是他的煙囪，他不高興了就從這裡出氣；有時說是他的褲腿，倒過來走路的；還說過是他的城堡，他不安全時就躲在裡面；又說過是接收福音的天線。是不同，但你又不能說他在說假話，你要看他這麼多說法背後的意思是什麼。他說，其實只是為了給人家一個答案，「我樂意給你一個答案，讓你高興」。這有他率真的一面，也是他的一種哲學。就像禪宗裡面得道的老和尚，同樣一個人去問他一個問題，他有各種各樣的答案，就是為了開啟你的智慧。這和顧城的哲學認知是一致的，生命是變動不拘的。
書鄉：說到哲學，顧城好像受老莊的影響很深，他還對哲學有比較專門系統的思考。
榮挺進：的確很有影響，這是我們過去讀顧城的詩忽視了的。從我個人的觀察來講，他可以算作「新國學」的一派，繼承道家、禪宗這一支中國歷史文化上和儒家相對的哲學，也就是作為個人修身養性、生命體驗的，而不是積極入世、兼濟天下的這一脈。從他的講話裡可以看出，老莊的著作、禪宗的語錄他都很熟，信口就能說幾句，這對他後來的「自然哲學」有影響。我覺得是可以稱之為哲學家的。他的《自然哲學綱要》1993年7月10日在德國法蘭克福神學院宣讀，與當時歐洲一流的神學家哲學家對話，他們都很感興趣，覺得對自己有啟發。顧城的哲學的價值還會被發掘。
顧城把禪宗和道家那種觀照世界的方式——觀照是他一個關鍵詞——拿來看現代社會，思考人應該怎樣去安身立命，而且落到了他自己的現實實踐當中，渾然一體。他寫勞動，寫很多花花鳥鳥,難得的是，他把這些內化為他的生命體驗以後，一言一行便是那樣，不與生活分開。他不分裂。
書鄉：顧城對現代詩有什麼樣的貢獻？
榮挺進：詩的價值應該是更新，把我們習見的語言打磨得鋥亮。顧城詩的價值，一個是讓詩回到了人的感受上，不再是政治大概念、仇恨與熱愛，把語言從高分貝大喇叭降低到了悄悄對另一個人說話，而且說的是真心話。這可能是朦朧詩派的人都在做的事，只不過每個人聲音不一樣，像北島的《回答》就大聲一點，好像站在大廣場上喊「我不相信」，顧城的聲音小一點，輕聲細語一點，「黑夜給我黑色的眼睛」。他不像北島要訴說歷史，他不找大命題，就把他眼睛所見、手能摸到、腳能踩到、日常生活中能做到的事，日常生活中的場景物件、景觀，靜靜去看著，去體會，去寫下來。他更生活化，沒有高瞻遠矚，沒有橫空出世，沒有思接千載，土地上，城裡，樹林下，看到什麼寫什麼。他寫花鳥，好像跟現實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就像鄧麗君的歌曲一樣，直接訴諸人們的情感。
顧城的詩歌到後來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自覺推敲和琢磨著現代漢語自身的表現力，沒有藉助於外物，他說要讓語言自己說話。他自己說他1985年左右年精神上出現了一次危機，我相信那是他自己被眾聲喧譁包圍的時候，他願意主動退出來，不表達大家都要表達的東西。沒想到他的新詩誕生了，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探索。他後期那些詩，我們覺得看不懂，是因為我們沒有拋開我們要去理解、要去認識、要去琢磨的執念，就進入不了他的世界。
能激發每個人的詩心和詩意，這就是最了不起的。顧城死得很早，但他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今天為什麼有很多人喜歡顧城的詩，因為是以最不聲不息的方式打動人，沒有高聲喧譁。就像一個孩子自己專心玩玩具，一邊玩一邊編自己的故事，成人沒有去驚擾他，只是蹲下來聽他說，這個時候一定是非常感動的，也會渾然忘記世界加給你的一切侵擾浮躁，像個孩子一樣沉浸在自己的靈性當中。顧城的詩為什麼打動人？說他是童話詩人，我贊同的一點是，他把他的本真靈性暴露出來了，這是每個人都能在裡面去體會到的。
別戀：故事的開頭與結尾
在顧城姐姐顧鄉的《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一書中，這兩周時間裡，顧城、謝燁、顧鄉之間充滿了對話的細節，也可以從中看到這時顧謝相處的一些特點。漫長冗雜的對話涉及李英的離去、《英兒》一書的寫作、兩人離婚和財產分割的計劃、兒子木耳撫養權的爭執、大魚的到來等等。顧城和謝燁兩人說話都比較直率，有時在某一話題上，一人說了另一人不愛聽的話，另一人的動作往往是起身離開，並不太有語言上的直接衝撞，過後似乎依然能言談如初，但空氣中始終充滿了冷凝的淡漠。一道深深的裂痕已橫亙在兩人之間，無法修復。
顧城和謝燁1979年相識於一列火車上，故事有一個羅曼蒂克的開頭。顧城在情書裡寫，謝燁「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幻夢的魚群/鼻線和嘴角都有一種金屬的光輝」。下車前，顧城給謝燁留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後來謝燁按地址找到了他，兩人開始書信往還。1983年，謝燁辭掉上海的工作，到北京來與顧城結婚。那時顧城是聲名正盛的朦朧派詩人，朋友們說，兩個人簡直形影不離，顧城開各種會議都帶上妻子。
羅曼蒂克在1986年遭遇另一條軌道。在一次昌平詩會上，當老派詩人抨擊顧城時，一個叫做李英的女孩子站起來維護他。李英、謝燁還有文昕當時正好住一個宿舍，據文昕回憶，謝燁整晚都在甜蜜地回憶和顧城的戀情。三個女孩和顧城，很快成為了好友。
1987年，德國漢學家顧彬邀請顧城和其他一些中國詩人參加明斯特詩歌節，因當時顧城是自由職業者，沒有固定單位，中間傳達出了一些差錯，因此當顧城謝燁最終出國時非常匆忙。行前前一晚，李英按捺不住內心的感情，來和顧城表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謝燁也在一旁，卻平靜地翻看著雜誌，任由李英訴說她對顧城的愛戀。顧城對李英說了一句聽起來對謝燁傷害很大的話：「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樣的，咱們太像了。」
不知謝燁內心真實作何感想，不過她自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王安憶回憶說她長得端正大方，像「地母的人間相」。顧城則說，謝燁就是薛寶釵。
顧謝二人出國之後，沒有隨團回來，用今天的話說，性質類似擅自脫團滯留。何去何從之際，兩人在香港開一個會時，機緣巧合之下，遇到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閔福德教授，介紹他們去奧克蘭大學任職。不過，到紐西蘭一年多後，顧城就離開了奧克蘭，買了激流島上的房子和地，開始種地養雞的歲月，他的一個夢想，就是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謝燁也生下了兒子木耳。
在這期間，李英一直保持和他們的聯繫。1990年，兩人把李英也接到了島上，機票等事宜還是由謝燁辦理的。自此，開始了一段讓外人覺得難以理解的「三人行」生活。這一段生活留在顧城的小說《英兒》裡，顧城很誠實地剖白了自己對於女性的心理意識及和「英兒」之間的性描寫，難以想像的是，小說還是他一邊口述謝燁一邊打字的。顧城本決計寫完小說後要像主人公一樣自殺，但未能自殺。在顧鄉的記述裡，這似乎讓謝燁感到不滿。
1992年，顧城受邀去柏林交流，與謝燁同行，把李英留在島上。沒想到，李英和一個白人老頭偷偷結婚了（後來又離婚，嫁給詩人劉湛秋），而謝燁也在這期間和一個叫大魚的華人男性相好。或許出於對顧城長久以來的失望與忍耐，她決定和顧城離婚。顧城的「女兒國」遭遇了雙重重創，再回到激流島時，他和謝燁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在漫長的折磨與齟齬中，終於導致了1993年10月8日下午的那一幕。而今這段情感糾葛中的人已經全部過世，但這段故事，卻像一朵悽美的花，註定被反覆澆灌。
羅生門下的「斧子」
1994年，顧謝死後次年，國內出了一本書叫做《顧城棄城》——名字裡透出詩人丟盔卸甲的孤絕姿態——收集匯總了此前關於案件的各類漢語媒體報導。多數報導給予的信息都是，顧城拿斧子砍死謝燁後自殺。一家擅長深度調查的媒體在立了這個「殺妻」結論後，還非常周詳地採訪了顧城身邊的人，試圖證明顧城的「不正常」和「瘋狂」其來有自。
但「斧子」的說法非常蹊蹺，和顧城姐姐顧鄉在長文《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中的說法有矛盾。顧鄉後來也被顧城接去激流島生活，和顧城家有十多分鐘車程，慘案就發生在她家附近，從時間和空間上顧鄉都是離現場最近的人。顧鄉的描述是，10月8日下午三四點鐘，顧城突然進門對她說，「我把謝燁給打啦」，接著在顧鄉奔波恍惚間，顧城用當作晾衣繩的銅芯塑皮繩自縊而死。顧鄉去查看謝燁時，謝燁還能呼氣，額頭上有傷口。顧鄉看到現場有一把斧子，一開始也以為顧城是用這把斧子把謝燁擊倒的，但「定睛看，斧子竟是乾乾淨淨，再看，的確乾乾淨淨」。在後來的調查中，警方也排除了斧子和事件有關係。現在看來，斧子更像是偶然出現在現場的無關物件。
斧子之所以進入事件作為「兇器」，很大程度上和後來的報導有關。榮挺進把這些報導按時間順序排了一些，發現一個關鍵的細節。最早的漢語報導來自一家香港媒體，轉引的是法新社的消息，那位記者採訪了經辦這個案件的一位警察。警察說，我們相信有一件兇器，一把斧子有行兇的嫌疑。但這屬於前期勘查階段的採訪，嚴格來講還是猜測，但在進入漢語媒體後，猜測的語氣就被抹除掉了，直接被裁剪為「顧城用斧子砍死謝燁然後自殺」的結論，有的還描繪得有聲有色，譬如顧城是怎麼拿著斧子等待在停車場，等謝燁一下車就從背後對她進行劈殺，甚至砍破了腦殼等。
另一個關鍵的信息在於，顧城死於謝燁之前，而非之後，並非人們一般以為的「殺妻後自殺」的順序。顧城自縊後，顧鄉看到謝燁躺在草地上，立刻叫救護車、報警等，但救護車從奧克蘭到激流島再回到奧克蘭需要時間，數小時後謝燁因救治不及時死於奧克蘭的醫院。法庭的結論是，「因家庭內部糾紛，一個人讓謝燁頭部受傷」。2013年，在顧城去世20周年之際，鳳凰網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流亡的故城》，赴紐西蘭調取了顧城案件的英文檔案原件，在「兇器」和死亡時間等問題上與顧鄉的講述是一致的。
作為最重要證物之一的，是顧城死前潦草留下的四封遺書，但當時在現場被警方收走，直到次年才公開，然而這時媒體和大眾的狂潮已經過去了，沒有成為第一時間的材料。不過，從這四封遺書裡，還是可以看出些端倪，一些人在推敲之後認為，顧城在寫遺書時只想到自己的死，謝燁還是活在世上的，包括10月8日當天也還商量說要約律師商量離婚事宜。根據顧鄉回憶，那一天，顧城和謝燁本來說是要去看兒子木耳和搬東西的，但謝燁起意要去為次日將抵達島上的大魚（與謝燁相好的留德中國博士）找房子。接下來的事情便撲朔迷離，誰也不知道顧謝見面時究竟說了什麼，發生了什麼，竟釀就了悲劇。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無論如何，不管是起於何種原因，用了什麼手段，輕重程度如何，是顧城的暴力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謝燁的死亡，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進一步去深究個中細節，卻影響到我們對顧城的客觀理解——他是否構成「殺人犯」、「謀殺者」的罪名？
榮挺進則認為，顧城謝燁之死更像是一場意外，出乎所有人包括顧城自己的預料。顧城本人絕非如媒體報導中的那樣一個人，事實上，按照多個親友描述，他此前極度反對暴力，甚至不敢殺雞。榮挺進也詳細問過熟悉顧城的人，他平常生氣憤怒時的表現是怎樣的，並不那樣極端。「這是我一定要據理力爭的。就像鄰人疑斧的故事，人們一定認為顧城手裡有把斧子，是因為人們心裡有把斧子，不把斧子塞到顧城手上，這事就擺不平。」
但影響是有的。死亡，到底猶如一道黑影，飄拂於「顧城」這個名字之上，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的，只是問題在於如何去理解。榮挺進見過各式各樣的困惑，譬如有高校教當代文學的老師說，每當講到朦朧詩，講顧城時，都不知道怎麼去講，他能寫那樣純淨那樣美的詩，最後的結局卻是那樣殘忍，如何去統一這種純淨與殘忍？或者又有人說，要把顧城的詩和人分開來看，不管人怎麼樣，詩還是好的——言下之意，心裡還是有疙瘩。
榮挺進覺得，困惑是源於人們先在地將殘忍、兇狠、暴虐等詞語加諸事件之上，如果將其視作一場意外，顧城的前前後後其實並沒有那麼矛盾，也不用將其人其詩「一分為二」，看似客觀，實則充滿偏見。「需要你把斧子從事件中拿走，把殺人犯的判斷放下，了解他、認識他、看清他。只要讀他的詩，他的哲學，就會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顧城的事件也關乎人心，有一點對人心的啟發：人在說話時一定要反躬自省，自問一下，我能不能去這樣說一個人，能不能站在道德高地上認為別人怎麼樣。」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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