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2019年5月，乘著初夏的涼風，「新京報經濟智庫·思刻」（thinker）欄目問世。「思刻」將不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經濟學者現場分享思考、交流觀點，從線上到線下，提供思想交匯的節點與空間。5月25日，「思刻」第一場線下活動「和王小魯回望40年經濟改革之路」在京舉辦。
【開欄語】
「中國經濟在面臨困難的時候，是能夠自我調整的。」在近期接受新京報專訪時，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中國經濟的韌性就是經濟的自我調整能力。這個經濟的自我調整能力，主要來源於市場。
他認為，經濟在調整時候，要接受這個現實，給未來的經濟回升準備好條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使未來經濟能夠有回升的基礎。政府支出重點要從過度投資轉向重大民生問題，解決新城鎮居民落戶問題、社會保障覆蓋問題和住房保障問題等。貨幣政策不能再寬鬆了，要回到中性的貨幣政策。
不要一看到投資放慢就驚慌失措
新京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數據顯示，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7.2%，增速回落。今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中國消費的表現會是怎樣的？
王小魯：消費品零售總額數據反映的消費放緩趨勢我認為是對的。大體上，現在是處在消費趨緩的過程中。消費為什麼趨緩？經濟在趨緩，消費當然也會趨緩。只不過，消費的變動可能在經濟變動後面，它是一個滯後的變量。如果經濟增速降到6%，可能消費增速過一兩年才掉到6%或以下。
所以，消費趨緩這個現象也很自然，不要大驚小怪。但能夠做的是，我們通過積極的改革和政策調整，使得未來消費回升能夠看得到。
新京報：認清楚當前的中國經濟形勢，需要考慮哪些點？如何把握消費所在的位置？
王小魯：現在面臨的經濟問題，其實主要是若干年來的結構失衡導致的局面。到去年為止，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還是相對有限的。最近美國公布了新的加徵關稅方案，計算直接影響的話，從原來10%增加到25%，它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直接影響也就是0.2個百分點左右。但是，它是在中國面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出現的。
總需求不足，過去我們一直採取的對策是用擴張性的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來應對。用凱恩斯主義理論來講，投資和消費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消費不足，我用擴大投資和貨幣刺激來彌補，也能拉動總需求。但是你持續多少年做這個事，會是什麼結果？結果就是在總需求結構中，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消費比重越來越小。投資擴大了，當年可以拉動總需求，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又增加了總供給，又會導致新的供求失衡。而且投資擴張，實際上會壓縮消費。因此投資比重越來越大，導致過去這些年來產能不斷擴張，多生產的產品賣給誰？光靠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來應對，等於靠投資去拉動投資，再去拉動投資，這種自我循環是維持不下去的。近幾年，投資率有所回落，但仍然遠高於正常情況。
要使經濟恢復增長動力，要求結構恢復平衡，首先是投資和消費之間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現在總體上是消費不足，導致內需不足以帶動經濟增長。實際上這幾年經濟自身在進行自我調整，使投資放慢，這是正常現象，不要一看到投資放慢就驚慌失措，就搞刺激政策。這恰恰會抵消經濟自發調整的積極作用，帶來更多問題。
新京報：這個比例的差距還有多大？
王小魯：我認為，現在投資率還比合理情況高約十個百分點，消費率低十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平均而言，消費率60%多，投資率30%多，這是個比較合理的比例。而過去十幾年，投資率從30%多上升到40%多，高的時候差不多50%了。現在又退回來一點，還有40%多。消費率從60%多，最低的時候跌破了50%，現在回升一點還是50%多。跟過去的正常情況相比，還差十個百分點。
現在經濟在自發進行調整，例如民營企業投資在減速。它已經產能過剩了，你還在刺激它投資？所以經濟自發調整，就是市場要求壓縮投資，讓消費率相對回升。但在這個大形勢下，消費增速也會放慢。
政府支出重點應從重投資轉向民生為重
新京報：在討論中國經濟時，目前一些專家學者談到「中國經濟韌性」。你怎麼看？
王小魯：中國經濟確實很有韌性。過去也曾經遇到過困難，後來也過去了。往遠了說，1989年、1990年，中國經濟面臨很大的困難，經濟增速掉到4%左右。但是1992年以後增速回來了，為什麼？政策改變了。1992年以後要加快改革開放，好多政策又回到改革的軌道上，結果經濟增長又起來了。
1998年的時候，國內經濟也碰到困難，時間上和亞洲金融危機重合。但是緩了一兩年又起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出口下跌，當時是採取了大力度的雙寬鬆政策。現在回想，如果當時不搞過度刺激，經濟能不能回升？不但能回升，可能還更好一些，現在面臨的麻煩會少得多。當時是過度寬鬆、投資過度擴張。其實不採取極端的政策，不搞過度幹預，中國經濟在面臨困難的時候，是能夠進行自我調整的。
所以，經濟的韌性就是經濟的自我調整能力。這個經濟的自我調整能力，主要來源於市場。不是說經濟增速掉下來了，政府就必須刺激，必須拼命把它拉起來。我們對市場的認識需要回歸合理，不要嘴上說市場要起決定性作用，一遇到問題就總認為政府要扮演主導角色。
經濟自身有恢復能力，必須認識到這種恢復能力，然後政府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要有一個合理的定位。
經濟在調整時，需要接受這個現實，一方面要減緩負面的衝擊，同時要給未來的經濟回升準備好條件，就是通過一系列改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使未來經濟能夠有回升的基礎。
其中，政府支出重點應從重投資轉向以民生為重點，解決戶籍、社會保障覆蓋問題。貨幣政策不能再寬鬆了，要回到中性的貨幣政策。當然過緊的貨幣政策也是有危險的。
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戶可對衝外需下降
新京報：在經濟調整期間，我們具體應該怎麼做？
王小魯：在調整期間，政府做什麼事情更合理？與其把更多的錢用在政府投資，投資又沒有回報，借的債還不了，不如把這些資源用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上，這樣是不是更合理？
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裡沒有戶口，大多數沒有被社會保障覆蓋。城鎮就業也就4.2億人，其中超過一半是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的主體部分沒有納入社會保障，沒有戶口，這個問題要解決。
要解決這些人在城市裡安家落戶，要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障，政府要花點錢，但是這樣會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他們住下來，敢消費，敢花錢，意味著經濟增長就多了一個拉動的力量。外需靠不上，為什麼不去開發內需？
解決這些問題，能夠給經濟增長帶來的拉動作用，完全可以彌補外需的下降。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問題，還要擴大政府投資、貨幣放水，就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新京報：不久前也有一些政策出臺，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要求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
王小魯：這當然是個進步，關鍵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2012年國務院就有文件，新型城市化要解決1億人的戶籍問題，現在解決了一部分。真想解決這個問題，力度要加倍。
提到戶籍和社會保障，有人說政府要花多少錢，有些說法是誇大的。給城市戶籍，意味著理所當然要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障。誰承擔責任？其實不是政府，而是企業，社保繳費主要是由企業承擔。但是，一下子那麼多人進來，都讓企業給他繳費，對企業來說承受不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做的只是減輕企業的繳費負擔。現在社保繳費佔了工資總額的40%，要把幅度壓低，需要具體算帳，到什麼程度合理。養老保險從20%降到16%，降了4個百分點，但還不夠，企業壓力還是相當大，還要繼續降。
那政府怎麼辦？我覺得重要的是，拿出足夠量的國有資產來補充社保基金。政府資源就要更多地轉到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把無效投資減下來，也要把大量低效的行政管理支出減下來。
再有，保障房的問題。怎麼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問題？年輕一代不斷成長起來，他們大都自己沒房子，面臨結婚，可能就只能是幾代人的錢放在一起，買一套房子，可能還得背債，需要不斷還債，你還敢消費嗎？因此在商品房之外，還要擴大保障性住房供應，讓中低收入居民有房住，這也包括城市外來人口。也應該有一套更完善的標準，什麼人有資格住經濟適用房、廉租房。
新京報記者 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