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個多月前，小號發表了《不要世襲，不要科舉，要一個新時代》一文；三天前，少年中國學社就「高考與社會流動性」的話題舉行了討論活動。文章和活動都引起了社員們的如潮熱議。部分社員在坐而論道之餘，不禁激揚文字，著文立言。各抒己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小號現將一位社員的見解發表如下，並將《新世代》一文一同附上，供各位讀者評議。一、「阿瑪尼少年」與社會流動性
這裡首先強調，我是把「阿瑪尼少年」當作一種社會符號來看待的。這一符號所代表的，乃是憑藉著自家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而獲得了下層子弟所無法享受到的教育資源的青少年群體，而這一群體往往倡導素質教育等模式，堅決反對那種所謂「扼殺了孩子全面發展的」應試教育。
既然阿瑪尼少年在這裡是作為一種社會符號被提及，那麼討論這一符號原型柳博的個體狀況就是無關緊要的了。例如，設使有人指出柳博的家庭地位其實也很寒微、柳博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自身奮鬥而成功的等等，這種意見雖然能夠改變我們對於該個體的評價，但卻無法撼動具有社會代表性的阿瑪尼少年這一符號的意義。正如前番引起轟動的「上海女生逃離農村」事件，雖然有人證明了此事系屬虛構，但這個虛構的故事卻極其準確地把握了當下的時代脈搏、極其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因此，對它展開分析依舊是有意義的。好比一部文學作品，它的故事當然會同它的生活原型存在距離，但這並不影響它成為一部批判現實的佳作。
我對於阿瑪尼少年的批判，即是對社會流動性下降、教育體制淪為階級再生產之工具的批判。從這個角度看來，所謂的減負、素質教育，都是促使社會階層固化的幫兇。一旦減負，學生在學校中平等接受教育的時間就縮短了，農民工的子女回家自生自滅，而資本家的子女則被送入各種昂貴的補習班。一旦搞素質教育，學生在學校中平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發展的多維度標準；但是，窮人的孩子只有幫襯家裡操持家務的低等素質，而富人的孩子卻能被培養出文學、藝術、體育等多方面的高級素質，這便實現了「他們的」全面發展。總之，有賴於這些時興的政策，中國社會已經處在了如此這般的窘境，即底層學生成為優秀學生的可能性愈來愈小！我曾經說過，以家庭富裕程度為錄取標準，因而招來一群有錢的學生，資本之邏輯尚在腠理；以個人優秀程度為錄取標準，結果招來的還是一群有錢的學生，資本之邏輯已至骨髓。
穿阿瑪尼西裝，走金光大道
二、不要科舉，要一個新時代
正是基於對階層流動性下降、資本權貴牢牢關閉社會流通大門的批判，我對相較之下尚能體現出些許公平競爭的考試制度——或者不妨用戲謔的口吻稱之為「科舉制度」——表達了憧憬，同時對阿瑪尼少年「惡毒攻擊科舉制度」表達了憤慨。而這一意見引發了許多同志的批評。蘇子紅、戚繼光的《不要世襲，不要科舉，要一個新時代》（始發表於復旦少年中國學社微信公共號，後載於2016年3月社刊）詳細闡發了他們的批評意見。我理解其要旨如下：
憧憬科舉制、憧憬階層流動，這一主張的前提恰恰在於承認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對立。沒有階級和階級對立的存在，哪裡來的什麼階層流動性呢？換言之，一旦我們消滅了階級，我們也就消滅了階層流動性。反之，如果我們維護階層流動、追求階層流動，那麼就算我們以最激烈的態度去批判資本權貴對社會流動性的扼殺，也不過是陷入在階級分立的前提結構之中，實質上同那些資本權貴一樣，都是這個階級社會的維護者罷了。因此，我們的目標只是在於消滅那個「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創造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裡，青少年根本不需要什麼「社會上升通道」，也不需要科舉考試制度，而是能夠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反對這個新世界的到來，因為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諱言消滅階級和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理想。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三、階層流動與消滅階級的辯證法
我承認，《新時代》這篇文章可以在理論上、宏觀層面上、原則高度上對我的言論——更確切地說，對追求社會階層流動的主張——進行碾壓。但與此同時我也想提醒各位同志，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我們在這裡所談論的「消滅階級」，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主張，更是一個具體的、現實的行動；而且正是因為它與現實社會發生著生動而緊密的聯繫，它作為一種理論主張才具有合法性。這就是說，一當我們談及「消滅階級」，就應該理所當然地去思考：我們這個時代是否存在著消滅階級的物質條件，以及（無論存在這種條件與否）為了實現消滅階級這一目標、為了奔向共產主義前方、為了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我們在現階段應當持有何種主張、採取何種行動？
中共建黨之初，就曾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理論上、宏觀層面上、原則高度上提出了推翻資產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的主張。可是，就1921年的中國現實而言，這一主張是多麼的不現實！既然這樣，那麼當時的中共為了能夠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應當持有何種主張、採取何種行動呢？在列寧的殖民地理論的引導下，中共很快認識到，反對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才是彼時亟待完成的任務，並且，民族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之後已經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緊密地聯繫起來了，因而它具備了世界革命的意義。於是中共在其二大上，劃分了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和最低綱領（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果我們直觀地來審視這兩個綱領，就會發現它們是完全對立的。因為要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而要完成民主革命，就必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就這樣展現了它的辯證發展過程：如果中共不聯合資產階級，它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實現共產主義也就成為一句空話；換言之，如果不發展資本主義，就不能消滅資本主義。
今天，當我們討論階層流動和消滅階級的問題時，難道能夠脫離這種具體的辯證法嗎？對於當下的中國社會而言，究竟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難道不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嗎？如果要像《新時代》這篇文章中說的那樣，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消滅世襲-科舉的矛盾結構，創造一個新世界，那麼，請你們首先指出它的具體的現實性之所在！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世襲還是科舉、階層固化還是社會流動，就是當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我們當然要承認「最高綱領」的存在！但是如果僅僅因為掌握了這個在理論上極其徹底的最高綱領，就忽視甚至藐視當下的具體抉擇，那只會使理想淪為幻想。
我再舉一例，歷史上許多同志都組織和參與過工人運動。他們在工運中幫助工人做些什麼呢？有沒有幫助他們爭取應得的工資福利呢？但是，如果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徹底的」理論立場上來看，幫助工人爭取工資福利那簡直是十足的非馬克思主義、非社會主義行為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曾說過：「如果我廢除了僱傭勞動，我當然也就廢除了工資規律，不管這些規律是鐵的還是海綿的。」如果你們要這樣來批判階層流動——認為由於階層流動的前提是階級分立，所以追求階層流動就是承認階級和階級對立，本質上同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無二——那麼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來批判當今的工人運動，說由於工資的前提是僱傭勞動、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基本結構，所以為工人爭取工資福利的行為本質上同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無二，因而也失去了它的實踐意義了呢？難道複雜的社會歷史真的只有如此簡單的二重維度嗎：要麼消滅階級、要麼就是反革命；要麼消滅僱傭勞動、要麼就是反革命；要麼立刻實現最終目標、要麼就是反革命……這不是辯證法。
大林同志和列寧在一起史達林同志（據說此人也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說過，要消滅國家，就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辯證法。同樣，我們也應該以這種視角來審視今天所討論的問題，決不能從所謂「理論的徹底性」出發，完全把階層流動的現實意義抹殺掉。當然，如果真有人認為，一個具有良好的階層流動性的社會就是歷史的終結，從而在根本上反對消滅階級的話，那麼他確實是右派反革命；但是，如果有人因為消滅階級的最終目標而簡單粗暴地拋棄當下的階層流動性，那麼焉知他不是左派幼稚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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