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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海外投資政策風險提升、企業信用風險上升，我國海外投資環境複雜多變。在嚴峻的環境下，我國應進一步歸納總結國際經驗，並緊密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我國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提供更全面的理論和現實支撐。
不同投資主體的資源稟賦、資產規模、風險偏好等不同，相應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策略也不盡相同。建議在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框架的基礎上，針對國家、企業、公民等不同主體提出差異化的權益保護策略。
在針對經濟制裁、安全審查、國際仲裁、外交保護、領事保護及當地救濟等事後保護機制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事前和事中保護機制也應不斷完善，從而構建起事前、事中、事後一體化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機制。
事前和事中保護機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大力推進保險業走出去，提高保險利用效率；二是加強前期盡調，建立系統的盡調機制；三是建立國別風險評級體系。
——劉珺 CF40成員、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候任）
*本文為作者6月13日在CF40內部課題評審會暨「雙周圓桌」第300期「構建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體系」上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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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應對海外投資環境變化
構建事前事中事後一體化權益保護機制
文 | 劉珺
我國的海外投資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目前，我國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萬億美元。隨著我國海外投資規模的不斷增大，投資權益保護也日益迫切，尤其是在當前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抬頭的背景下，對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體系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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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外投資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對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體系的研究，離不開對我國海外投資環境的分析研判。根據英國學者鄧寧 （Dunning）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正處於對外投資發展的第四階段，將出現企業快速「走出去」，海外投資快速增長。未來，隨著資本帳戶開放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深入推進，我國甚至也可能出現資本淨輸出格局。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海外投資環境更加複雜多變。因此，在對我國海外投資環境進行系統、深入分析基礎上，探討海外投資權益保護問題可能意義更加重大。
宏觀層面，一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摩擦趨於長期性和複雜性。5月20日，美國白宮發布的《美國對中國戰略方針》明確提出，中美成為「長期戰略競爭關係」（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未來中美脫鉤風險有所加大。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相應的變化，特別是負向遷徙，影響是世界性的、持久性的。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世界經濟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加劇，歐美等國可能持續「甩鍋」中國以推卸責任。傳統的投資邏輯被地緣政治、地緣戰略等因素嚴重擾動，中國對外投資的正常商業行為往往被抹上「擴張」或「霸權」的色彩。
三是全球負利率愈演愈烈，歐洲、日本在負利率泥潭中越陷越深，英國史上首次發行負利率長期債券，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今年三月份連續兩次大幅下調後，已降至零利率，距離負利率僅一步之遙。加上疫情應對過程中歐美日等國財政、貨幣政策大劑量、非常規地運用，甚至財政貨幣化等非典型工具的力度加大和使用擴圍，資金作為資源要素並不是瓶頸，「太多的資金追逐太少的項目」，標的資產和標的項目的估值體系異變，混沌的成分遠大於秩序。
四是隨著中國海外投資快速增長，與美歐日等國製造業的回歸、再岸化以及供應鏈內化的趨勢相碰撞，投資標的所在國的收縮和國的「走出去」形成錯配。
五是「一帶一路」投資的商業化、市場化原則與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無法涇渭分明，友好國家特別是非洲、拉美國家對中國投資的違約或欠帳，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後續處理難以標準化或基於市場經濟原則。不把投資成敗建立在特定政府或特定政府首腦的基礎上應該是付出巨額代價而得來的經驗。
中觀層面，海外投資政策風險明顯提升。一方面，部分歐美國家以威脅國內市場公平競爭、危害國家公共安全等為由，普遍加大對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的審查和監管力度，設置新的限制性規定；另一方面，境外監管法規日益繁雜，對公司治理、反洗錢、反恐、反逃稅、行賄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方面監管約束日益嚴苛，審查標準更趨嚴格。境內看，近年來監管機構對境外投資、跨境併購等的監管也持續加強。
微觀層面，企業信用風險顯著上升。過去幾年中資企業「走出去」失敗率較高，投資併購領域存在決策盲目性，產生「跟風炫耀」及「蛇吞象」等現象，對併購標的價值缺乏理性評估，出現非理性投資，經營整合能力較弱。而疫情使得原本就處於下行趨勢中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直接導致不少企業面臨生存問題，信用風險跨區域傳導速度加快。必須明確，好的境外投資不僅是買到好的海外資產，而且是以合理的價格買到好的海外資產。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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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
完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框架
學術界一般根據對外投資動機的不同，將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分為美國模式和日本模式。美國模式是市場尋求型，那些具有領先地位的優勢企業（以跨國集團為主）率先進行海外投資，主要目的在於擴張市場和維護自己的國際壟斷地位。相應地，其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機制也表現出強勢姿態，經常將國內法作為海外投資權益保護的基礎，特別是長臂管轄，輔以經濟金融手段、多邊組織等。日本模式則是效率尋求型，主要是那些在本國已經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企業率先走出去，目的是獲取東道國廉價的資本和勞動力。因此，日本形成了著眼出海企業內部引導的「預防式」和出海企業外部助力的「反饋式」兩種有特色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
當前中國的海外投資兼具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日本模式可借鑑成份可能更多一些，但日本模式保護力度難免不足。而過於依靠政治力量強勢維權容易激起東道國反感和國際輿論壓力，尤其是在我國海外投資環境更趨嚴峻的背景下，美國模式可能不利於我國海外投資的長遠發展。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歐美日等均不同，反映到海外投資以及權益保護體系建設上僅以「拿來主義」的態度直接對標借鑑的效果註定不會太好。在對美國、日本的經驗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對英國、荷蘭、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經驗進行歸納總結，從而為我國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提供更全面的理論和現實支撐。
在設計和完善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框架時，一方面可以沿用既有模式，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探索新模式。2018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達178.9億美元，佔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2.5%。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權益保護方面，可以考慮基於「共商、共建、共贏、共享」原則進行具體分析，形成可操作性強的規則和制度，繼而在實踐中予以運用，以便建立符合「一帶一路」區域特色，以及更符合我國利益的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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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企業、個人等不同主體
制定差異化策略
建議在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框架的基礎上，針對不同主體海外投資權益保護的具體策略分別進行研究。
海外投資權益包括國家、企業、公民等經濟主體進行海外投資（不含對外證券投資）的權利和從中獲得的合法經濟利益。因此，海外投資主體大體上可分為國家、企業、個人三個層面。
國家層面來看，以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為例，截至2018年底，中投公司總資產9406億美元，在其境外多元化投資組合中，另類資產和直接投資佔比超過40%。企業層面來看，中國非金融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76萬億美元，對外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2179億美元。個人層面來看，隨著居民財富的快速增長，高淨值人士海外投資也出現持續較快增長。根據麥肯錫對高淨值客戶的調研，約有60%的高淨值人士都配置了海外資產。
不同投資主體的資源稟賦、資產規模、風險偏好等不同，相應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策略也不盡相同。比如，國家層面的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政府力量及多邊組織力量可能發揮更大作用；大型國有企業也可以藉助政府力量、多邊組織力量開展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民營企業可能更多的依賴法律、保險及民間安保體系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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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事前事中事後一體化的
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機制
當前我國海外投資權益保護面臨更加複雜的環境，而且存在保護能力不足、工具使用受限、企業自身保護意識不強等問題。在針對經濟制裁、安全審查、國際仲裁、外交保護、領事保護及當地救濟等事後保護機制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事前和事中保護機制也應不斷完善，從而構建起事前、事中、事後一體化保護機制。事前和事中保護機制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大力推進保險業走出去，提高保險利用效率。對大多數海外投資主體來說，保險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保護方式。2018 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新投保項目涉及承保金額僅148億美元，僅佔當年我國海外投資流量的10%左右。而美國在對外投資領域，不僅有美國國家投資保險公司等可以提供高達投資金額75%的保險機構，還有大量機構提供細分市場保險服務。因此，我國有必要借鑑發達國家經驗，大幅提升海外投資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提升保障能力，同時，加大宣傳培訓，擴大海外投資保險覆蓋面。此外，應大力支持保險業「走出去」，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完善的保險服務。
二是加強前期盡調，建立系統的盡調機制。大力發展專門從事海外投資諮詢研究第三方機構，對海外投資進行全面細緻的研究，提前預判項目風險情況。好的投資是對權益最好的保護，而失敗的投資即使運用多元化手段進行權益保護的救濟，那也是事倍功半。有條件的企業，還應設有專門應對各類風險的管理部門，密切跟蹤各類海外投資項目進展，對可能引發投資項目風險的事件，科學評估其風險等級，並提前採取應對措施。此外，還可以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加強日常合作交流，做好事前事中管理。
三是建立國別風險評級體系。成立專注於國別風險評級的評級公司，更多地從中國視角和中國海外投資的特點量化國家風險，更有針對性地給予投資者可對標的風險評價指標。
銀行業是海外投資的主體之一，國有大型銀行海外布局完善，資產規模較大，在美國等國家「長臂管轄」濫用背景下，銀行業海外投資權益保護也日益重要。交通銀行是較早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的商業銀行之一。1908年，交行成立之初就在香港開設了分號，1909年初又在安南（現在的越南）設代辦處，1910年新加坡分號、仰光分行開業。目前，交行已建立起「以亞太為主體，歐美為兩翼，拓展全球布局」的境外銀行機構布局，海外資產佔比近12%。
從交行的實踐經驗來看，我們也充分運用了協商、談判、保險及法律等多種手段開展海外權益保護。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深入分析國別風險，將風險關口前移，在海外機構布局前，全行多個部門會提前進行深入研究討論，同時，緊跟國家「走出去」戰略，進行選點布局。二是持續推進本地化經營，大力招聘當地員工，並聘請當地風險官、法律顧問等，通過樹立良好的本地公眾形象，融入到投資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中。三是不斷完善合規反洗錢體制機制，充分發揮戰略投資者作用，持續強化內控合規管理。在我國海外投資環境日益嚴峻形勢下，商業銀行更應學習借鑑國際大型銀行經驗，比如借鑑國際先進實踐，在集團層面設立全球合規官，同時成立專門的團隊，強化對各國經濟金融、政治、文化、法律等的研究，為海外投資提供指導。
未來在分析海外投資權益保護時，可以進一步關注以下幾點：一是在我國海外投資環境深刻變化，特別是低利率、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下，如何找到好的投資標的。二是國際經驗（英國、荷蘭、韓國、新加坡等國的經驗）對我國實際情況的借鑑意義。三是針對國家、企業、個人等不同投資主體制定差異化策略。四是構建事前事中保護機制，以及國別風險評級、科學盡調安排等前置型投資權益保護機制。
責編：魯西 小野菌 |視覺：李盼 東子
監製：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