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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習近平在一系列關於正確看待黨史國史的論述中強調：實事求是「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黨史工作者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看待歷史，「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分清主流和支流」；「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要把歷史事物置於歷史發展過程中考察；「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要以聯繫的觀點評價歷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這些論述，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於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正確看待黨史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 ]習近平；黨史國史；方法論；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學術界，總有人不能正確看待黨和國家的歷史，歷史虛無主義者尤其如此。究其原因，從歷史觀來看，歷史虛無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從方法論來看，歷史虛無主義採用的根本方法往往是形上學，即片面、靜止、孤立的方法。習近平曾發表一系列關於黨史國史的論述，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於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正確看待黨史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一、實事求是「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所遵循的根本思想路線。習近平高度重視這一路線，曾多次進行論述。2012年 5月 16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他專門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要講話，將實事求是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靈魂」。2013年、2014年、2015年，在紀念毛澤東、鄧小平、陳雲誕辰的座談會上，他多次強調要學習他們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和精神，先後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人民日報》2014年 8月 21日。）。「實踐反覆證明，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成敗的關鍵」，全黨一定要把實事求是貫穿到各項工作中。（《人民日報》2015年 6月 13日。）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工作來說，實事求是同樣是最為基本的原則，是指導我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的根本方法。那些罔顧客觀史實，試圖歪曲、掩蓋歷史真相的企圖都是徒勞的。2014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9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日本右翼勢力公開否認二戰時期侵略歷史的行徑，嚴正指出：絕不允許否認或歪曲日本的侵略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黑的。一切顛倒黑白的做法，最後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人民日報》2014年 9月 4日。）「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人民日報》2014年 7月 8日。）因此，我們應當尊重歷史，從歷史事實出發，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事件。早在 2010年 7月 21日，習近平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就強調，黨史工作者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人民日報》2010年 7月 22日。）然而，在黨和國家歷史的研究和討論中，有些人有意無意地忽略這一基本原則，惡意攻擊和詆毀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程。例如，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的建設成就視而不見，將之等同於「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概予以否定。還有人打著「歷史揭密」的旗號，歪曲事實，甚至不惜偽造史料，極力顛倒是非。這些都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違背實事求是根本要求的錯誤觀點和行為。
當前在黨和國家領袖人物尤其是毛澤東的研究中，也存在著醜化和神化兩種非實事求是的錯誤傾向。歷史人物由於所處的歷史時期、歷史環境和思想認識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不可能完美無缺、沒有錯誤。一些人抓住黨和國家領袖人物所犯的錯誤，極力抹黑其歷史功績，「非毛化」思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還有些人出於對毛澤東偉大功績的崇拜，不願承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這些都不利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深入研究和宣傳。
2013年 12月 26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革命領袖和歷史人物，他們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要分明，不能因其功而全盤肯定，也不能因其過而全面否定。習近平在積極肯定毛澤東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彪炳史冊偉大貢獻的同時，並不諱言毛澤東在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指出：「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二、把歷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
人類歷史處於永恆的發展之中，一切歷史事物都處於某一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上，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都有其產生、發展、衰亡的過程。因此，對於具體的歷史事物，只有從特定的歷史條件、歷史背景出發，將其「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夠完成對它的歷史認識。
有些人對於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總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看待和評價歷史現象的出發點，不是從當時的歷史實際出發，不是把歷史現象放在其所發生的具體時空條件下考察，而總是「以今律古」，從當下已經發展變化了的時代條件出發進行分析。他們看不到歷史人物受到特定環境的制約而具有的歷史局限性，常常以當下的認識水平為標準要求前人提供現代所要求而在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提供的東西。例如，社會上總是有人以當下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的認識為藉口，來貶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將那段歷史說得一團漆黑。
習近平繼承馬克思主義關於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歷史事件及人物所處的歷史條件的方法論原則，深刻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是這樣做的。例如在談到毛澤東早年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時候，習近平以深邃的目光審視了近代以來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無數仁人志士為尋求救國救民道路而艱辛探索的大背景，全面分析和揭示了毛澤東「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崇高理想」的個人主觀因素和社會潮流推動的客觀因素。（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習近平還採取實事求是的方法，深刻分析了新中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條件，分析了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歷史原因。他說：「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會一帆風順，總是會有反覆，有曲折。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時間不長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建立起來，在這種國情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給出現成答案，只能靠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摸索。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儘管在 1956年、1960年前後都提出過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需要50至 100年時間的觀點，但是沒有足夠的經驗使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規律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正確思想沒有能夠得到堅持和進一步發展。沒能正確把握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是導致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的重要原因。
在探索過程中犯錯誤，這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正是因為這一點，不能要求前人完全不犯錯誤，「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也就是說，只有在分析、掌握具體歷史條件的前提之下，將歷史事物放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之中，我們才有可能公正地評價黨和國家歷史上那些比較複雜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看他們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意願、促進社會發展，還是違背時代要求和人民意願、阻礙社會的發展；要分析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可能做到什麼，他們與前輩們相比提供了什麼新的東西，他們在哪些方面高於同時代的人，而不能要求他們提供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提供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認為，凡是從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各個角度對歷史發展起推動作用的歷史現象，都應予以辯證地合理地肯定，這是正確看待歷史所必須採取的態度。
三、看待歷史，「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分清主流和支流」
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要求尊重並運用唯物辯證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藉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95—496頁。）唯物辯證法的首要要求，就是全面地看待歷史。
然而，學術界和社會上有些人看待黨和國家歷史事件及人物所運用的方法，卻總是「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採取片面的形上學的方法。一些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總是盯著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時期所犯的錯誤不放，話題總是「反右運動擴大化」、「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饑荒餓死人」、「文化大革命」等等，對於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卻熟視無睹。還有些人看待歷史現象，不把握主流，專挑細枝末節以否定全局。
習近平一貫重視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和運用，強調在學習、研究歷史的時候，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他身體力行，把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切實運
用到對黨和國家歷史的分析評價中，提出了分清主流與支流、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等全面辯證地看待歷史的方法。
第一，一分為二，分清歷史的主流與支流。世界上每一個事物內部總是包含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方面，社會歷史現象和發展過程總是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和對立的傾向。因此，全面辯證地看待歷史，首先要採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不但要看到歷史事物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其歷史局限性和消極影響。然而，只看到這兩方面是不夠的，因為在黨和國家歷史研究中，如果不從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問題，沒有分析出主流和支流，總是讓人感覺好壞各半，得不出對歷史的確切看法，實際上是一種不科學、不準確的歷史評判。
習近平依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辯證關係的原理，強調採用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認識方法，分清歷史的主流與支流。他說：「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人民日報》2015年 1月 25日。），「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第二，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只有準確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才能科學地正確地看待歷史，真正做到用歷史成就來激勵後人，用歷史的成功經驗啟迪後人，用歷史的教訓警示後人。2010年 7月，習近平就曾明確指出：「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揭示和宣傳中共在長期奮鬥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人民日報》2010年 7月 22日。）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程，習近平深刻闡述了 90多年來的主題、主線、主流和本質。他指出：「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迫在眉睫的歷史使命。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中國人民必須完成的兩大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成立 90多年以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這兩大歷史任務而不懈奮鬥，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90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完善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我們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從黨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業績中獲得繼往開來的強大動力，始終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人民日報》2011年 9月 2日。）
一分為二、把握主流，這種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認識方法，對於正確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段歷史是非常關鍵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 30年間，黨在領導經濟、政治發展過程中確實犯了一些錯誤，但是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除臺灣以外的國家統一、戰勝帝國主義侵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獨立且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國防、外交等領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與這一時期黨所犯的錯誤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主要的，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主流和本質。
這種方法對於正確評價歷史人物的功與過也是十分重要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進行全面評價，就是一分為二把握主流認識方法的典型運用。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重申《決議》對於毛澤東功過的評價，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從這裡可以看出，習近平對黨的領袖人物的評價，不是僅僅著眼於評價領導人個人的功過，而是放在整個黨的歷史長河中去審視，理清主流主線，把握歷史發展的大脈絡。因此，在評判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們應當既一分為二，又把握主流，繼承和傳播他們的功績和精神，吸取和借鑑他們的經驗教訓，使黨今天的各項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把歷史事物置於歷史發展過程中考察
人類歷史是一個依據一定規律向前發展的過程，因此在研究歷史現象時，不能將它作為靜止的現象，而應當作一個歷史地發展著的存在，從歷史的發展中進行考察。這就要求考察、分析歷史必須注意歷史發展中的連續性。與這種正確的方法相對的，是形上學的靜止的、僵化的方法。這種錯誤方法在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割裂黨和國家歷史的連續性。例如，有人割裂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的承續關係，把改革開放前說成是搞社會主義，把改革開放後說成是搞資本主義；有人把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割開來，或者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地位、作用與貢獻，等等。這些觀點和思想的錯誤之處就在於他們採用了形上學的方法，把歷史發展碎片化，否定歷史時期和事件之間的關聯，缺乏發展的眼光。
習近平以發展的眼光看歷史，多次強調「不能割斷歷史」，並多次闡述中國歷史、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連續性。2013年 6月 25日，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時講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 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 6月 27日。）2014年4月1日，他在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又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 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 90多年奮鬥史，中華人民共和國 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 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人民日報》2014年 4月 2日。）
習近平還用發展的觀點闡述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係。他首先對兩個時期本質相同但又有重大區別的關係進行了說明，指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歷史發展過程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事物發展的內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因而互相區別；但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之間又有許多相同之處而互相銜接，從而使事物的發展連續不斷地進行。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在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認識的差異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的差別和分歧，例如「以階級鬥爭為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區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同，等等。這種不同僅僅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差別，而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都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屬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二者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堅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目標等本質內容上是一致的。因而，習近平強調：「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其次，他闡述了兩個時期的連續性。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來都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基礎上進行的。改革開放前 30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儘管步履蹣跚，發生了很多失誤，但仍取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為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積累、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同時，改革開放也吸取了前 30年失誤的教訓，糾正了前 30年間的錯誤，才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 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調節和完善，是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制度、具體環節，絕不是將過去的一切推翻重來。那些以兩個歷史時期互相否定的觀點，實質上是沒有搞清楚改革開放的本質，必然導致對整個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功績的否定，危害十分嚴重。習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明確論斷，對於批駁、澄清這種錯誤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五、「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 以聯繫的觀點評價歷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
在特定的歷史範圍內，一切歷史現象都是彼此聯繫、相互制約的。既然如此，那麼評價歷史現象和歷史事物，不能「從『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應當從歷史現象、歷史事物產生的條件和「同它們有聯繫的條件」出發，也就是從歷史現象產生發展的種種內部和外部的條件出發。（《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29頁。）
在黨和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歷史的聯繫既表現在國內各種歷史條件、歷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上，也體現在國際因素對國內相關事件的影響和作用上。這就要求在認識黨和國家歷史時，全面把握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繫，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現象作出準確的觀察和分析。早在 2008年，習近平在回顧改革開放 30年黨的建設歷程時，就運用聯繫的觀點，從國內外多方面分析了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他說：「我們黨不僅科學總結自身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執掌全國政權以後和改革開放以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經驗，而且科學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不僅深入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規律，而且科學研究世界各國政黨治國理政的有益經驗。正是通過這種多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使黨的建設工作在歷史的比較、國際的觀察、現實的把握中開闊了視野、深化了認識、提高了水平。」（《學習時報》2008年 9月 8日。)2013年，習近平在分析如何正確看待毛澤東晚年錯誤時，再次強調用普遍聯繫而不是單一孤立的方法，既要分析毛澤東「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又要分析「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予以全面地、歷史地、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在強調評價毛澤東的指導原則時，習近平也不忽視其中包括考察國際因素的重要作用，這對研究黨和國家歷史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例如，近年來學術界有人否定毛澤東領導制定的三線建設戰略，認為當時過分估計了戰爭威脅，三線建設決策是毫無必要的戰備舉動。這種觀點就是沒有看到當時嚴重的國際形勢對中國產生的切切實實的威脅，犯了孤立地看問題的毛病。實際上，20世紀 60年代初中期，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周邊形勢和國際局勢：從 1962至1965年，臺灣利用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局面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向大陸派出幾十股武裝特務；1961年 9月、1962年 9月，美國制定並進行了兩次以臺灣為基地、以在中國大陸登陸為目標的大型核戰爭演習；1964年 4月，美國又制定了打擊中國核設施的計劃，並形成了具體實施方案；1962年 10月和 11月，印度軍隊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中國軍隊被迫兩次進行反擊，將印軍擊退；再加上美越戰爭逐步升級，蘇聯不斷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增兵。在這種形勢下，中央領導人不得不考慮國家安全和戰爭可能性，不得不重新部署中國工業布局，「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後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1969年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蘇聯領導人企圖使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威脅下掀起的。聯繫了這些國際因素，還能說三線建設是毫無必要的嗎？同樣的道理，對於抗美援朝決策的評價，如果聯繫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設身處地地去研究一下毛澤東等人的戰略抉擇，就不會得出一些社會上流行的簡單而草率的結論。
歷史唯物主義還重視歷史與現實的聯繫，自覺地探討歷史現象與本質，考察各種社會運動的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問題提供借鑑。2012年 12月 31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要把黨的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落實好，就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更加深刻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更加堅定地肩負起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責任。」（《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2日。）這實際上明確提出了把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的要求。為此，研究黨和國家歷史，要善於發現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從歷史中發掘出時代需要的經驗與啟示，為黨和國家建設大局服務，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實事求是，從歷史實際出發，用全面、發展、聯繫的觀點看待黨和國家歷史，這幾點不是孤立、分割的，而是內在統一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之中。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繫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係。」（《人民日報》2015年 1月 25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獲得正確開啟歷史之門的鑰匙。
〔作者王愛雲，女，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