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尤瓦爾·赫拉利
翻譯：陶小路
故事是人類思考問題的中心，而非事實、數字或者表格，故事越簡單越好。對這個過去幾十年在我們的世界處於統領位置的故事，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故事」。這個故事簡單而有吸引力，但是現在，這個故事正在逐漸解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新的故事出現來填補它的位置，然而，唐納·川普出現了。
「自由主義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讓政治和經濟制度實現自由化和全球化，我們便能夠建造人間的天堂，或者至少能夠給全世界人帶來和平與繁榮。根據這個故事（喬治·W·布希和歐巴馬對這個故事的接受程度存在些微的不同），人類必然會邁向一個擁有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的全球社會。
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始，人們開始不再相信這個故事的主線。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人們相信遵守遊戲規則可以讓他們的地位上升以及變得富裕；2008年以後，他們突然開始害怕自己被欺騙了，害怕這個系統並非對他們有利。阿拉伯之春變成了「伊斯蘭之冬」；莫斯科、安卡拉、耶路撒冷的威權政府一點點放棄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轉而擁護民族沙文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甚至生活在自由主義佔據主流位置的西歐國家的人們都開始有了悔意。如今，這股幻滅的浪潮正在湧向美國，而正是美國將這個「自由主義的故事」推行到了美國之外的許多地方，有時還是拿著槍推行。幾十年來，那麼多的承諾和保證令美國公民感到失望，幻想破滅後的他們可能會把川普選為總統，美國的精英們對此感到又驚又怕。
阿拉伯之春變成了「伊斯蘭之冬」
為什麼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一種解釋是，這個故事確實就是一個騙局，自由主義提供的解決方法只造成了暴力和貧困，並沒有帶來和平與繁榮。然而，這個解釋是很容易被反駁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目前實際上生活在最和平、繁榮的時代，這點顯而易見。到了21世紀初，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以下現象：過度飲食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飢餓造成的死亡人數；老死的人數超過了流行病致死的人數；死於自殺的人數比戰爭、犯罪活動、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還要多。
有關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信心的另一種解釋是，比較起過去的成就，人們更關心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如果你告訴他們，他們的祖先飽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而他們卻不用再受這些苦難，他們並不會珍惜自己現在的幸福生活；相反，他們會列舉自己的債務、失望以及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對於一個位於「鏽帶」（註：Rust Belt，指那些曾經歷輝煌後陷入低迷的產業區，在美國主要指中西部一帶的老工業區）的工廠的某個失業工人來說，他沒有死於飢餓、霍亂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不會給他帶來什麼安慰。
失業工人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擔心沒有錯。「自由主義的故事」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邏輯鼓勵人們對未來抱有宏大的期望。在20世紀後期，無論是在休斯頓、上海、伊斯坦堡，還是在聖保羅，每一代人都獲得了更好的教育、更優越的醫療服務，得到了比自己父母更多的實際收入。然而，在未來幾十年裡，由於生態災難的影響再加上技術發展帶來的顛覆性作用，年輕一代人能夠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就已經很幸運了。隨著人們不再相信這個制度實現其期望的能力，即便他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之中，他們依然對未來感到幻滅。
第三種可能性是，相比較於停滯不前的物質條件，人們更擔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逐漸萎縮。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感覺到自己手上的權力轉移到了其他地方。隨著各國對國際間流動的資本、商品和信息越來越依賴，英國、希臘、巴西的政府，甚至連美國政府都會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它們將不再有之前那樣大的可以塑造自己國家未來的力量。此外，對於21世紀的一些重要問題而言，其中大部分可能會是全球性的，我們所繼承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無法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顛覆性技術會對各國政府和普通市民的權力形成特別嚴重的威脅。19和20世紀，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上的進步也導致了許多可怕的事情發生：從狄更斯筆下的煤窯到剛果的橡膠種植園，再到中國發生的災難性的大躍進。政治家和公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將進步的列車推到更良性的軌道上。自從蒸汽時代以來，政治的節奏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可是技術已經迎來了自己的第四次革命。技術革命的速度如今已經大大超越了政治進程。
網際網路可以告訴我們這是如何發生的。網絡如今對我們的生活、經濟和安全至關重要，但是，早期關於它的設計和基本特徵所做出的關鍵選擇並不是經由民主政治的進程來達成的——你是否曾經就網絡空間應該是什麼樣的投票過？多年前網絡設計者所做出的決定如今天的網際網路成為了一個自由的、沒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它侵蝕國家主權，無視國界的存在，徹底改變了就業市場，它破壞了人們的隱私，對全球安全構成了巨大風險。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就重新調整網際網路結構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政府的龜速趕不上技術的飛速發展。
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類似於網際網路這樣的革命，技術會不動聲色地對政治施加影響。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不僅僅可以革新各國的社會和經濟，而且可以「革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然而，這些主題在目前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很少被提及。（在希拉蕊和川普的第一次辯論中，涉及到顛覆性技術這個話題的主要內容都是圍繞著希拉蕊的「郵件門」醜聞在談；儘管他們就失業問題談了很多，兩位候選人都沒有就自動化的潛在影響發表意見。）
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不僅僅可以革新各國的社會和經濟，而且可以「革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
普通選民可能不理解人工智慧，但他們能感覺到民主機制已經不再能夠賦予他們權力。事實上，關乎普通選民和他們的孩子未來的最重要選擇可能不是由歐盟的某些官僚或者華盛頓的某些遊說團體做出的，而是由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做出的，而這些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並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做的決定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自然也不代表任何人。選民們看不到他們，也無法對他們喊話，所以他們只能猛烈抨擊他們所能抨擊的。英國的選民們想像自己的權力可能轉移到了歐盟手上，所以他們投票支持英國脫歐。美國的選民們想像「權勢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所以他們決心給這個系統予以狠狠一擊，以此來證明他們仍然有發言權。川普因而成了他們眼中下一屆美國總統的最佳人選。正是因為選川普做美國總統令主流精英感到匪夷所思，這件事情才能成為普通選民證明自己仍然保留了一些權力的理想方式。
「自由主義的故事」已經不是第一次面臨信任危機了。自從這個故事於19世紀下半葉獲得全球影響力以後，每過一段時期，它就會經歷一次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戕害了許多生命，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個時代因之而終結，帝國的權力政治中斷了全世界前進的腳步。這是「弗朗茨·費迪南大公時刻」。然而，自由主義從這場動亂中存活了下來，之後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國際聯盟成立，「喧騰的20年代」到來了，自由主義變得比以前更強大。
弗朗茨·費迪南大公時刻
隨後到來的是「希特勒時刻」，到了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一時間，法西斯主義似乎勢不可擋。法西斯主義指責自由主義顛覆了自然選擇，造成了人類的退化。法西斯主義者警告說，如果給予所有人平等的價值和平等的繁衍生息的機會，自然選擇將無法發揮作用；那樣一來，平庸的人將會越來越多，最後多到讓最適合生存下來的人沒有了生存空間，人類於是便無法進化成為「超人」，最終將走向滅亡。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自由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適合生存。
希特勒時刻
接下來，從50年代到70年代，自由主義這個不死鳥又面臨著來自左派的挑戰，「切·格瓦拉時刻」來到了。法西斯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的故事」軟弱、墮落，而社會主義者則指責自由主義充當著全球資本主義這個無情的、充斥著剝削並且進行著種族壓迫的制度的遮羞布。因為「自由」意味著「財產」，社會主義者們這樣說道。在社會主義者看來，為個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權利辯護便是在維護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財產和特權。你是擁有居住自由，可你支付不起房租；是有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學科的自由，可是你交不起學費；你有去你想去的地方旅行的自由，可是你買不起車；在這些時候，自由對你又有什麼價值？更糟的是，自由主義鼓勵人們將自己視為一個個個體，因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分離，如此一來，人們便無法聯合起來反對壓迫他們的制度，不平等現象因此得以延續下去。
切·格瓦拉時刻
由於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一體兩面，左翼對自由主義的許多批評沒有消失。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運動對莫斯科和北京抱有熱切的期望，而自由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歐洲帝國聯繫到了一起。到了1970年，在當時聯合國的130個成員國中，只有30個國家是自由民主國家，而這30個國家大多數是老牌殖民國家。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就像是一群上了年紀的白人帝國主義者組成的俱樂部，其他國家加入不進來；這些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他們甚至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本國的年輕一代。
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器拯救了自由民主制。北約採用了「共同毀滅原則」（mutal assured destruction），根據該原則，即使是蘇聯發動常規進攻，它也會受到全面的核打擊。在這個可怕的盾牌後面，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場在它們最後的堡壘中守住了陣地，西方人享受著性、毒品和搖滾樂，還有洗衣機、冰箱和電視機。如果沒有核武器，就不會有披頭四，不會有伍德斯託克音樂節，也不會有堆滿各種商品的超市。但是在70年代中期，雖然有核武器的存在，未來似乎還是屬於社會主義的。1975年4月，全世界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在位於西貢的美國大使館屋頂上，直升飛機撤走了那裡的最後一批美國人。當時，許多人都相信，美利堅帝國正處於衰退之中。
事實上，崩潰的不是美國，而是共產主義。到了80、90年代，「自由主義的故事」再次從歷史的垃圾箱中爬出來，把自己收拾乾淨，然後徵服了世界。結果表明，超市比古拉格的力量強大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事實證明，「自由主義的故事」在靈活性和發展變化上遠遠超過了它的任何一個對手。它戰勝了傳統的帝國，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原因是因為它採用了自己對手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政府出錢發展服務於民眾的教育、醫療和福利事業）。到了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宣告「歷史終結了」，他們自信地宣稱，以往所有那些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包含了自由市場、人權和民主制度的自由主義發展路徑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歷史並沒有終結，在「弗蘭茨·費迪南大公時刻」，「希特勒時刻」，「切·格瓦拉」時候之後，「川普時刻」到來了。只不過，這一次「自由主義的故事」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如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那樣的邏輯一致的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川普時刻」最多是個虛無主義的滑稽表演。川普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的主張，就像主張英國脫離歐盟者對於這個「不聯合王國」的未來沒有做過真正的計劃。
川普時刻
一方面，這可能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故事」所面臨的信任危機沒有之前那些危機那樣嚴重。最終，人們不會放棄「自由主義的故事」，因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他們可能會憤怒地敲打這個制度，但是他們最終還是會回來，因為他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有些人還是會找別的選擇，他們會把目光投向更久遠的過去，在其他一些故事裡尋求庇護，比如傳統的「民族主義的故事」以及「宗教的故事」；在20世紀裡，這些故事曾經被人們丟到了一邊，但人們從來沒有完全放棄它們。這樣的事已經在中東地區發生了，那裡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在抬頭。然而，無論他們怎麼喧囂、怎麼憤怒，如伊斯蘭國這樣的運動並不能給人們提供自由主義發展路徑之外的選擇，因為對於我們時代所面臨的那些重大問題，他們給不了任何解決方案。
一旦人工智慧在大多數認知作業上的表現優於人類，那個時候的就業市場會成為什麼樣子？一個由數量非常巨大、在經濟上「沒有用」的人所組成的新階層會在政治上產生怎樣的影響？等到納米技術和再生醫學可以延長人們的壽命——讓八十歲的年紀相當於之前的五十歲，人們的關係、家庭還有養老基金到時候會受到什麼影響？當生物技術發展到我們能夠「設計」嬰兒的水平——貧富之間的差距也會因此變得更大，人類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上面這些問題，你不太可能在《聖經》或《古蘭經》裡找到答案。在這個被技術和經濟風暴席捲的世界，激進的伊斯蘭教，正統的猶太教或者基要派基督教可能會向信眾許諾，他們會獲得能夠給他們帶來確定性的船錨；然而，在這場即將到來的21世紀大海嘯中，要保證不迷失方向，你還需要一張好地圖，還要有結實的船舵。
如「讓美國再次強大」或者「把我們的國家還給我們」這一類口號的情況也一樣：你可以建起一座牆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但是你沒法建起一座牆把全球變暖擋在國門之外；你可以讓英國脫離歐盟，但是你無法讓倫敦脫離全球金融體系。如果人們不顧一切地抓住已經過時的民族和宗教身份不放，那麼在氣候變化、經濟危機和技術帶來的顛覆性影響面前，全球體系只會土崩瓦解；而19世紀的民族主義神話和中世紀的虔誠既不能理解這些問題，也沒有能力解決它們。
你可以建起一座牆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但是你沒法建起一座牆把全球變暖擋在國門之外
因此，當英國脫歐、川普崛起這樣的事情發生時，主流精英們只能一臉驚恐地看著，然後希望大眾會幡然悔悟，及時回到自由主義陣營裡來，從而避免災難的降臨。但是，「自由主義的故事」要想從當前這場信任危機中存活下來可能會很困難，因為長期以來支撐著這個故事的根基可能已經在崩塌之中，這個根基便是：自由主義倫理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傳統上的聯合。在20世紀裡，「自由主義的故事」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告訴人們，也告訴政府，他們不用在「做正確的事」和「做精明的事情」之間做選擇；保護人類的自由既是一種道義責任，也對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英國、法國和美國之所以會蓬勃發展，據稱是因為它們放寬了對經濟和社會的限制，如果土耳其、巴西或者中國也想變得和英、法、美一樣繁盛，它們也必須效仿這三個國家的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讓暴君們和軍政府決定實施自由化政策的不是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經濟上的。
然而，到了21世紀，對於我們所面臨的兩個最大挑戰：全球變暖和技術發展帶來的顛覆作用，「自由主義的故事」並不能提供很好的解決方案。隨著人們的經濟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被算法和機器人所取代，也許保護人類自由在道義上仍然具有正當性，可是光有道義上的理由就足夠了嗎？當重視每個人的自由和願望不再能帶來經濟收益時，各國的精英們和政府還會對之繼續重視嗎？人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憂懼並沒有錯。即使川普輸掉了即將到來的大選，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仍會有一種直覺：這個制度不再對他們有利，而且他們可能是正確的。
無論是誰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我們都面臨著一個任務：為這個世界創造一個新的故事。正如工業革命的動蕩催生了20世紀諸多新的意識形態，未來發生在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領域的革命可能需要我們有新的遠見卓識。在《未來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我對一個目前在矽谷初具規模的新思想體系做了一番探究。如果「自由主義的故事」許諾我們可以通過全球化和自由化來獲得救贖，這個新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則許諾我們可以通過大數據算法獲得救贖。只要有足夠的生物特徵數據和足夠的計算能力，一個外在於人類存在的算法對人類的理解會比我們對自己的理解還要好，到那個時候，算法將擁有權威，人類則將失去權威；民主選舉和自由市場，另外還有專制獨裁者和死板的阿亞圖拉們（註：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宗教學者等級中的一個）都會像鎖子甲和燧石刀一樣過時。
我們已經聽到一些專家在呼籲讓算法接管某些領域，比如教育孩子（為每個學生配備一個人工智慧導師），防治肥胖（你的手機會對你的飲食作出規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物聯網將會處理這個問題）。讓算法接管人類事務會帶來非常不一樣的潛在影響，從良性的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影響，再到徹底惡託邦的影響都有。我懷疑矽谷的領軍人物是否仔細考慮過他們的想法所會帶來的社會、政治上的全部後果，但至少他們在用新的思維方式思考。人類對全球迅速發生的變化失去了理解能力，舊的故事坍塌殆盡，留下了空缺亟待填補，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式，而且我們需要儘快獲得它。然而，在目前階段，我們仍然處在失望和憤怒的虛無主義時刻，人們對以往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但也還沒有接受一個新的故事。我們管目前這個階段叫作「川普時刻」。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出版的作品有《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
本文選自《紐約客》網站，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經東方歷史評論授權發布，特此致謝。點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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