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納·川普參與美國大選，特別是成功當選總統以來，一些歐美評論人士和學者提出，川普的「崛起」與新自由主義盛行有關。在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看來，川普獲得民心源於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社會崩潰和民眾的恐懼感；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新自由主義為川普鋪就了道路；加拿大作家、社會活動家娜歐米·克萊因說，「民主黨人對新自由主義的擁護為川普贏得了競選」。究竟何為「新自由主義」？它是如何興起、流行於西方社會，進而擴大影響的？本報記者就相關問題採訪了外國學者。
以「學術」方式傳播
美國波士頓大學戰略研究教授、管理學教授桑德拉·沃多克向記者介紹，新自由主義可溯源至推崇經濟自由放任和個人自由、反對政府介入經濟的古典自由主義，但古典自由主義後來分離出了不同派別。社會自由主義支持發展市場經濟、拓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但認為應通過國家直接幹預來解決貧困、不平等、醫療、教育等問題，新自由主義則堅持政府的唯一合法功能就是消除阻礙市場自由的壁壘。1938年「新自由主義」一詞誕生時，其內涵近似於社會自由主義，而現今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是由奧地利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等人「發揚光大」的。
1944年，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政府通過計劃經濟操控經濟決策將導致暴政，而「一項維護個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進步的政策，在今天，這一指導原則依然是正確的，就像在19世紀時那樣」。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朝聖山附近組織召開會議，目的是將具有相似觀點的知識分子聚集起來，討論當時世界危機的根源、政府的作用、重建法治以使個人自由和私人權利不受侵犯等問題。國際性學術團體「朝聖山學社」由此成立，其成員通過智庫就職、高校任教、發表學術成果和演講等方式在各國宣傳新自由主義學說。
由英美「推銷」到多國
關注環境與政治議題的英國作家喬治·蒙博曾發文談到，儘管朝聖山學社得到了一些富人的資助，但在初期只是學術界的邊緣派。二戰後，西方國家大多推行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是有必要的，應通過稅收和貨幣政策來緩解經濟衰退；大部分國家致力於實現充分就業、減貧，設置高額累進稅率，拓展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然而，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經濟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開始失靈，新自由主義得以進入主流，並被美國吉米·卡特政府和英國詹姆斯·卡拉漢政府採納，尤其是其貨幣政策。
美國隆納·雷根和英國柴契爾夫人上臺後，進一步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富人大規模減稅、打壓工會、放寬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務外包和競爭。沃多克說，新自由主義自此正式成為歐美國家的主導性敘事，它之所以影響巨大、流傳甚廣，一方面是由於朝聖山學社在創建和壯大過程中吸收了不少學術精英，其中包括9位諾貝爾獎得主、若干成功商人和知名記者，還有一些成員在政界擔任要職；另一方面是由於其宣揚的個人主義、限制政府權力等理念與美國新自由主義最積極推動者的傳統價值取向相合，容易喚起人們的認同感。
新自由主義不僅在英美蓬勃發展，還被「推銷」至世界其他地區。20世紀50—70年代，在美國國務院推出的一個國際經濟發展項目框架下，一批智利學生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他們的導師正是米爾頓·弗裡德曼。這些被稱為「芝加哥弟子」的留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回到智利，並為政府提供了經濟改革方案，包括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開金融業管制等一系列舉措。改革從70年代持續至90年代，其間智利經濟一度快速增長，被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主流輿論鼓吹為「智利奇蹟」，但也出現了貧富分化嚴重、失業率上升、實際工資下降等問題。智利案例還促進了旨在向拉美和東歐國家推廣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華盛頓共識」的實施，但已有許多研究顯示，「華盛頓共識」給這些國家帶來了諸多不良經濟和政治後果。
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落後
沃多克表示，現今世界面臨的諸多挑戰，如全球金融危機、政治極端主義與民粹主義愈演愈烈、收入和財富差距擴大、消費主義橫行、氣候變化、生態破壞均可尋根至新自由主義的「興盛」。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宰下，社會趨於全盤商業化，以金錢和物質財富增長為首要目標，一味崇尚競爭和效率，這種市場邏輯自然容不下共同福祉與尊嚴、公平與平等、對大自然和所有生靈的尊重等追求。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溫迪·布朗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思維體系內一切都被「經濟化」，人只是市場主體、人力資本，每一類活動都是一個市場，每個實體（個人、機構、國家）都以企業模式運作，都要遵從市場原則及度量標準，所有市場主體必須持續提高自己當前和未來的價值，以吸引投資者。新自由主義導致經濟的兩極分化、金融資本控制政治事務、公共物品私有化及使用壁壘，還對文化、制度、思想造成深刻傷害，「自由」的概念與存在意義上的自由或政治參與脫節，縮減為不受政府管控和制約的市場自由，「平等」則片面化為平等享有在一個獎勵贏者、懲罰輸者的世界裡競爭的權利，民主的語境從政治轉向商業。
蒙博提到，新自由主義泛濫還反映了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缺少更新和進步。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體現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缺陷，促生了凱恩斯主義；70年代凱恩斯主義失效，新自由主義登上舞臺；而今，新自由主義已充分暴露了弊端，卻似乎沒有更好的「替代品」。
沃多克表示，西方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敘事，宗旨是增進人類福祉和尊嚴，推進協調、可持續發展；應重視創造集體價值，承認市場的作用但不將它作為唯一重要的事物；尋求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效率與公平、合作與競爭、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的平衡，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只顧「股東利益最大化」。和新自由主義一樣，新敘事的形成和傳播也需要各界共同努力，現在已有一些大學、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媒體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