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是新自由主義逐漸獲得學術凝聚力，並在政治上日益成熟，且「匯聚成了一場運動」⑩的時期。首先，從學術凝聚力形成角度來看，在這個時期，哈耶克作為使徒溝通了大西洋世界兩個學派之間的聯繫，「當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45年在美國出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並邀請哈耶克到美國巡迴演講時，哈耶克才與芝加哥大學的人逐漸密切互動起來」(11)。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在整合既有自由主義理念基礎上，擎起了新自由主義旗幟。美國學者瓊斯在研究哈耶克、弗裡德曼與新自由主義誕生之間關係時，明確提出：「新自由主義政治是跨越大西洋的，但是其核心卻只是一個經濟主張，即對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主義的批判和對自由市場的推崇。與這個經濟主張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成功是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是對所謂的『縱容的社會』的拒斥。」(12)其次，從現實運動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藉助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化雙輪驅動力，使資本得以復興。又趁著當時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1968年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運動(如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相繼爆發的學生運動)等重大事件的接連發生，新自由主義通過經濟戰略實現自身突破，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反)革命(13)既定目的也已達到。新自由主義之目的與訴求，從開始就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地域，而是要影響世界，包括客觀的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人類精神世界，不僅要影響人類的經濟活動，更要控制人類的政治活動乃至精神思考。
第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政治化且向全球蔓延，並逐漸呈現頹勢。20世紀70年代，新一輪技術更新、兩次石油危機、越南戰爭、水門事件等諸多事件相互交織，再加上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上出現曲折與困難，新自由主義憑藉時代之勢，一躍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思想。(1)新自由主義實現了右翼支持者所渴望的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首先，哈耶克和弗裡德曼憑藉著跨大西洋網絡，以智庫與意識形態企業家作為宣傳的平臺與媒介，「重新塑造了學術和意識形態景觀，從而保證了政治勝利和政策變革的隨後到來」(14)。其次，柴契爾夫人與裡根接受哈耶克與弗裡德曼政治思想理念的意識形態訴求，展開了一場保守主義政治運動，並在強力政府主導下，藉助各種資本利益集團及其主導的輿論宣傳媒介，進行了廣泛意識形態宣傳。(2)新自由主義徹底實現範式化。首先，新自由主義在成為英美國家主導思想之後，又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法國等國採納，此外還被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引入。值得我們警醒的就是，新自由主義在加速蘇聯解體過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以及後來它作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指導思想，使得俄羅斯經濟徹底崩潰，嚴重危害俄羅斯民眾生活。其次，「華盛頓共識」形成，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霸權地位建立。因為，新自由主義不僅成為國際組織機構主導思想，而且日益成為跨國公司的指導思想，這就為國際壟斷資本全球性擴張提供了「合法性」論證，保證資本利益集團的可觀收益，進一步促進了財富與權力的集中，擴大了全球貧富分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新自由主義受到廣泛批判，呈現變弱趨勢。
二、國外左翼學者對新自由主義危害的批判
1.從實踐角度批判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危害
縱觀新自由主義實踐之路，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這種發展依然是以犧牲廣大勞動人民固有的權利為代價。當跳出新自由主義製造的迷霧及其營造的虛假繁榮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新自由主義實踐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可謂貽害無窮。
一是新自由主義致使貧富差距兩極分化。世界財富被極少數人控制，他們剝削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壓榨剩餘價值，財富繼續衍生財富；而無產者為了生存只能不停地出賣勞動力接受剝削，更加貧窮。長此以往，循環往復，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法國學者皮凱蒂在研究資本變遷過程中指出，當前西方國家多由食利者把控，必然決定了這些國家以利為上的行為方式，其精英階層掌握著大量財富，加之經濟全球化為資本在世界範圍內流動提供了便利，整個世界的食利者相互以利合作，不僅在國內剝削普通民眾，更是在全球壓榨其他貧窮國家，21世紀的貧富差距由國內蔓延到全球並不斷擴大。他通過對《福布斯》財富排行榜近30年變化研究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在過去不到30年的時間裡，巨富者的財富增長了3倍。」如果放縱這種趨勢，「那麼到21世紀末，全球財富中很大一部分將集中在超級富豪手中」(15)。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出於其維護資產階級的目的，利用重建的政治霸權，為財富掌控者在世界範圍內肆無忌憚地掠奪經濟財富做政治依靠，甚至通過左右國家貿易壓榨落後國家，最終造成了當今世界貧富差異的擴大。由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富差異及其擴大必然為整個世界的和平埋下隱患。
二是新自由主義強化了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不平等。新自由主義為私有化披上公平的外衣，摧毀了合理的社會結構之後，通過經濟上的肆意傾軋嚴重破壞了社會平等。這種破壞不僅對美國自身的社會結構而言猶如兵燹之禍，對世界來說更是一場不期之難。對於前者，美國學者藍尼·艾伯斯坦指出：「當代自由人主義者最常把普遍的不公平現象，看成是一個成功與繁榮的社會最重要的指標(在這個社會中，所得與財富會流到工作與財富創造者手中)，而且還希望看到比現在更不平等的美國社會。」(16)而對於後者，俄羅斯學者坦基揚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是全球美國化。當今世界差距的擴大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與其相關競爭加劇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邏輯是為了避免非本土化和失業現象，多數國家政府力圖創造對資本有利的環境，並且容忍未來差距的拉大。而對於大部分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味著社會倒退和差距拉大(17)。新自由主義究其本質，終究還是為了資產階級的最大經濟利益，無論是美國國內財富的流動方向，還是全球多數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經濟表面上的進步，歸根到底，不過是覆於不平等之上的虛假公平，所建構的新型社會結構不過是資產階級維護資本的有效手段，最終獲利的仍然是掌握財富的極少數人。對於大多普通民眾或是落後國家而言，他們依舊處於極不平等的被剝削狀態，自己得到的不過是最大獲利者的隨意施捨。不言而喻，新自由主義之下的不平等已席捲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