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反思和批判的聲音持續不斷，其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米歇爾·於松的批判堪稱最深刻也最尖銳。這主要體現在他2013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十講》一書。雖然迄今已有四年之隔，其間，發生了諸如英國脫歐、歐盟內部分裂、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抬頭等變化，但該書的基本觀點依然能夠切中西方的現實。
在這本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於松直言不諱地指出：「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題是講資本主義的活力正在枯竭，它將變得越來越無法滿足人類的需求，尤其是社會需求和生態需求。」即「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一個『收益遞減』時代。」那麼，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之後西方資本主義是否還能夠重新回到二戰結束至1980年代的「有調節的資本主義」呢？於松的回答也是乾脆的：「更是不可能。」因為在於松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正在喪失。與人類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相比，資本主義的效率原則今天看來已經過於狹隘，甚至是不合理的。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沒有未來。
於松雖然是一位資深、嚴謹的經濟學家，但其著作卻較為通俗易懂，更得到法國著名漫畫家沙爾博的鼎力相助。全書以10個簡明的章節和70多幅生動、犀利的漫畫，圖文並茂、條分縷析地講述了資本主義的緣起、興盛與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確立與當前危機的成因。
一、《資本主義十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學者對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困境和資本主義固有弊端進行的反思與批判
《資本主義十講》一書的核心觀點揭示:2008年以來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從根本上說源自資本主義的體制性缺陷，即勞動生產率無法持續提高成為資本主義的根本制約。於松在大量分析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數據後指出：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工資上漲，利潤率較高。然而，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勞動生產率增長漸趨放緩，一些矛盾開始顯現。這主要是由於石油危機引發的1974—1975年的經濟衰退，隨後傳統的刺激政策失靈。在這種情況下，至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出現，其利用大幅壓低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等方法，一度令西方國家的利潤率得以暫時恢復。
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經濟開始走向金融化。先是1979年美聯儲突然大幅提高了利率。於松認為這一槓桿的啟動開始改變社會力量和全球力量之間的關係。接下來一些放鬆管制的措施為金融業的發展突破了障礙，之後市場又創造出了許多新的金融衍生品。新金融工具的出現，掩蓋了工資和消費之間的剪刀差，工資下降初期，西方人生活水平表面上沒有下降。然而，金融工具的泛濫導致西方國家出現負債式增長，並引發不平等加劇、債務負擔加重、過度金融化以及全球化失衡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最終引發國際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老問題，只不過這一次披了件金融外衣罷了。一方面，資本一方的利潤繼續大幅上升，而另一方面，工資的比重卻持續下降，那麼誰來購買和消費產品呢？用馬克思的話來講，再生產模式如何與這種（所謂的）新模式兼容？生產過多，消費卻衰減，一個無法持續的模式自然會以經濟危機來收場。
在書中，於松提到了兩個特殊的時代因素，一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讓世界各地僱員處於同一競爭之下，資本更是可以在全球自由、迅速移動，股東也幾乎可以隨時收回自己的錢。但由於國界、語言和移動成本的限制，勞動力卻不可能獲得與資本同樣的自由。如此一來，勞動力相對於資本的博弈能力、議價能力迅速下降。如果說過去民眾可以通過社會運動來改善自己不利的處境，那麼現在則完全變成了幾無還手之力的弱者。
二是歷史上，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主要是在幾乎無償使用資源的情況下實現的，如今這個條件受到環境保護約束。於是，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競爭力和回報率不斷要求社會作出更大犧牲，致使其在社會領域的合法性日益喪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於松沒有提到。那就是，在殖民時代結束後，西方國家再也不能以掠奪和幾乎零成本的方式從第三世界國家獲得資源。這個因素比環境承受力更為直接。
西方國家經濟金融化持續了30多年，何以直到2008年才爆發全面的危機呢？於松對此也有合乎邏輯的分析。即家庭的收入雖然下降了，但消費卻持續高增長。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儲蓄率下降，甚至走向借貸消費。二是非工資收入的消費增加，彌補了工資性消費的停滯或下降。也就是成為金融收入的食利者。這可以解釋何以西方國家家庭負債過高以及貧富日益拉大的問題。
雖然金融業在當今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正如於松所指出的：「金融並不是一個健康肌體上的寄生蟲，而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再生產得以『完成』的一種手段。危機是發端於金融行業，但危機只不過是使資本主義自身配置上的一些矛盾大白於天下而已，而這些矛盾迄今都是靠著金融才得以『處理』。」
在談到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時，人們往往認為，能夠遏制資本貪婪的只有恐懼。那麼當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製造出足夠強的恐懼時，資本主義是否能夠變革呢？對此，於松也給予深刻回答：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原本可以使資本主義調節到一種更好狀態，然而實際結果表明這一情形未能實現。「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新自由主義的受益者仍掌握控制權，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在全球範圍內，甚至是在歐洲範圍內，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制定出一些旨在緊縮財政、確保更公平分配的新規則。二是資本主義發生重大轉折所需的社會和政治力量遠未形成。」從這個判斷出發，在書的結尾，於松提出當代資本主義面臨著四大矛盾：
一是分配困境。是恢復賺取利潤的能力還是優先解決就業？結論自然是在激烈的競爭之下，企業還是會通過要麼裁人要麼降低工資的方式追求利潤。
二是經濟全球化困境。是消除不平衡還是解決全球經濟增長問題？歐巴馬的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曾如此建議：「美國經濟的重建必須更多地依靠出口，並降低對消費的依賴。」要達到這一目的，需要兩個條件：一方面美元貶值以提高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還要看世界各國對此的反應。畢竟，美元下跌將拖累本來就虛弱的歐洲經濟增長，美元貶值也將使新興國家對自己的貨幣重新估價，從而導致貨幣戰爭發生。而在川普上臺後，為拉動美國經濟、解決就業問題，美國的經濟政策轉向促進位造業回流，由此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傾向抬頭。
三是財政困境。是消化赤字還是降低社會福利開支？危機和經濟振興計劃導致了赤字的增加，其後果只能是歐洲將註定陷入經濟低增長和社會福利的後退之中。
四是歐盟困境。是人人為己還是相互協調？由於歐盟不同國家經濟稟性差異很大，危機對各國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因此，要實行真正協調統一的經濟政策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歐盟原本就無成立實施統一政策機構的計劃。「自由而不失真的」的競爭之下的歐洲必然是從人為己，歐洲多年來為一體化建設所作的努力也必然功虧一簣。這從英國脫歐、歐盟內部分裂加劇中得到充分印證。
於松的結論就是：「所有這些困境勾勒出了一種『胡亂的調節』，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在兩種不可能的選擇之間為資本主義做著目測式的領航：一種不可能（它本身也是拒絕的）是回到『輝煌三十年』時相對有更好調節的資本主義；另一種不可能是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運行恢復條件，因為這種模式所依託的是一種已經完結的、孤注一擲的行為。當前的僵局可以總結為：資本主義要回到危機前的運行方式，但是這已經沒有了可能。」
閱讀《資本主義十講》一書，能夠強烈感受到學者於松對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深刻和精到。但有顯不足的是，於松沒有談及機器人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的影響。這項技術造成的美國失業人數遠遠超過中國崛起對其的影響。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特等人的研究發現，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消失的因素中，貿易影響僅佔20%左右；科技進步，尤其是自動化技術的應用才是主要因素。這項技術使得工資的比重下降更為迅速，貧富差距更加擴大。
二、《資本主義十講》的局限性在於馬克思主義視角的缺乏，這使得其批判的徹底性大為減弱
我們看到，於松本書之所以有如此犀利的批判性，這與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不過，相對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於松的批判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於松僅僅指出勞動力工資的下降，但卻一字未提工資背後的剝削本質及其非正義性。事實上，今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非正義性一直都沒有改變，資本家的寄生性也沒有改變。在勞工工資下降的今天，這種非正義性應該更加突出論述，而不僅僅是在正當性與否的層面去觀察。
至於非常重要的人的「異化」問題，在於松那裡變成了單純的消費。馬克思曾極為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工人服從於他們自己所生產的產品的統治，從而因異化、物化、商品拜物教而喪失自身的自由。可見，「異化」問題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資本主義其實是某種被去魅化的「宗教」，商品替代了神的位置。消除「異化」，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
不能不說，於松身為一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這樣的「忽視」或者傳承斷裂是不應該的，這也是此書深刻性和批判力度有所減弱一個很大的原因。
由《資本主義十講》所揭示的問題出發，觀察西方模式何以走衰以及西方資本主義未來可能的走向，筆者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同樣不可忽視：
一是中產階級成為少數。中產階級成為少數的原因，於松在書中做了深刻的經濟學分析。比如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迫使資本通過降低工資的方式恢復利潤率，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則助推了這種趨勢。
二是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反向的作用。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這一問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極度的放大，而這在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弊端還不明顯，甚至還能推動科技發展，但到了今天，已經難以持續。也就是說，從人類資源的有限性角度來看，也決定了西方民主制度難逃被淘汰的歷史命運。
於松在書中也提到了環境因素迫使資本主義不得不要求社會作出一定犧牲，但由於這本書出版於2013年，彼時離川普上臺尚遠，也沒有發生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事件，所以他的結論當時來看並無不妥。但現在來看，於松對資本主義的貪婪和西方民主制度弊端的認知還是有一些偏差。
三是西方的種族危機。這個問題《資本主義十講》沒有觸及。巧合的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漫畫家沙爾博2015年1月就是死於針對《查理周刊》的恐怖襲擊。雖然這場恐怖襲擊被西方包裝成對新聞自由的攻擊，但真實的背景卻是西方的種族危機。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的數據，1950年歐洲和北美佔世界總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將下降至12%，而其他非傳統族裔的出生率卻迅速增長，在可見的未來將成為歐美的主體民族。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制度下，主體民族成為少數意味著什麼，這一點不言自明。
綜合所有因素來看，於松在書中所下的結論並不具有科學性和說服力。他是這麼說的：「儘管資本主義已經失去效率，但是它並不是一顆會自己掉下來的『成熟果實』，因為它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更是一整套社會關係。因此，只有當社會力量採取行動將其克服的時候，問題的解決才會迎來轉機。」或許，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說法是成立的，但當這套制度繼續按照自身邏輯走下去，無視環境承載力，無力解決貧富差距、社會分化、種族結構等一系列問題，它就終有一天難以維持下去，必然會成為一顆會自己掉下來的腐爛果實。
（作者：旅法學者）
責任編輯：尹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