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暴恐事件頻發、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泛起，西方精英多年來精心構築的價值觀和所謂「政治正確」遭到底層民眾的質疑、嘲弄和挑戰。西方社會亂象叢生、暗流湧動，成為世界和平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但西方社會對此卻並不自知。這是為什麼？從學術界來看，西方左右翼學者的話語權嚴重失衡，一些偏頗的思想輿論缺乏有效制衡，是一個重要原因。
右翼學者要麼視而不見，要麼知而不語
始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西方之亂」的導火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西方國家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公現象加劇。為解決國內矛盾，一些西方國家打著反恐的旗號，試圖通過對外幹預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造成了阿富汗和中東一些國家的混亂。反過來，對西方國家幹預的憤怒則轉化為仇視性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頻繁在西方國家製造暴恐事件，加上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使歐洲國家疲於應付，加劇了西方國家之間及其國內不同社會階層的分裂。
對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後遺症的嚴重性，儘管世界各國有目共睹，但西方右翼學者僅僅將其原因歸結為金融自由化、宏觀政策失誤或技術發展差異等非制度性因素，沒有把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視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他們認為，當前的危機只是「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的一個正在演進的階段」，走出危機是早晚的問題。
眾多西方右翼學者對「西方之亂」視而不見，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自我優越感作祟。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地區衝突的發生，並沒有改變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也沒有根本改變其在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地位。因此，任何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弊端、西方社會亂象的聲音，都是西方右翼學者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激進運動的力量過於弱小。近些年，除「佔領華爾街」等零星運動之外，西方國家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有組織的激進運動。此外，西方國家面對著恐怖主義等外部壓力，這減緩和轉移了其國內鬥爭的壓力。這些情況給西方右翼學者造成了可以高枕無憂的錯覺。
少數西方右翼學者雖然意識到了「西方之亂」，但他們看破卻不說破，寧願選擇知而不語或者含糊其辭。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政治投機。有的右翼學者沒有固定不變的理論體系和價值體系，他們依附於政黨、政府和政客，專門為現行政策作辯護。二是利益代言。有的右翼學者依附於跨國企業、大型財團，甚至本人就是企業家或大企業的股東，為現行政策鼓譟有助於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三是避免政治迫害。西方國家儘管標榜民主自由，但實際上難以容忍對政府的批評和反對，這導致有的學者不敢就現實政治問題發表真實意見。
左翼學者要麼勢單力薄，要麼開錯藥方
「西方之亂」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一些西方左翼學者看到了「西方之亂」的癥結所在，對這些亂象及其深層原因進行了揭露。比如，在經濟領域，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和大衛·科茲都把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泛濫視為當前發達國家金融危機和發展中國家生存危機的根源。又如，在政治領域，有的左翼學者對西方金錢政治的虛偽本質進行了質疑，認為西方政府由極少數大利益集團操控，民主成為利益集團謀求私利的工具。
一些西方左翼學者對「西方之亂」的揭露和批判，應該說是比較深刻的，但他們的觀點並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這是因為他們勢單力薄，聲音自然微弱。在當今西方國家，左翼學者的人數本來就少，有重大影響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他們的聲音難以進入西方主流媒體，更談不上影響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還應看到，西方左翼學者大都沒有切實可行的變革方案，「未能締造出超越社會—民主黨派的黨派和社會運動」，也沒有深度參與工人運動，因而不能為群眾利益發出呼聲。「作為純粹的理論家他們是無齒的老虎，只有舌頭」，無法凝聚改變現實的力量。
有的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批判比較深刻，如法國學者德希達曾對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歷史終結論」進行抨擊，認為資本主義非但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恰恰相反，當代資本主義早已千瘡百孔，必然為一種更高形態的社會所取代。但他們對令人不滿的危機提不出可行的出路，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亂象也開不出真正管用的「藥方」。比如，德國學者薩拉·薩卡等人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用，轉而運用生態學分析資本主義危機；英國學者詹姆斯·富爾徹則乾脆將資本主義終結的希望寄託於生態災難。其實，肇始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並未過時，其基本思想和觀點仍然是人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科學理論依據。試圖靠生態學方法來解決日益嚴重的「西方之亂」，甚或寄希望於生態災難，顯然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只能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16日 05 版）
(責編：崔東、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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