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陳嶽 丁章春：國家話語權建構的雙重面向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他明確指出：「提高話語權，應大力推動新聞輿論工作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創新，提高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努力在眾聲喧譁中定基調、在思想激蕩中立主導、在國際傳播中奏強音。」這與之前對於國家軟實力的強調是一脈相承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學習中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從這些論述中，可以領會到，所謂「提高國家話語權」，一是向外面對國際話語體系，處理中西關係；二是向內挖掘中國文化，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這兩點共同構成國家話語建構的兩個面向，是提高話語權的兩個發力點。
一、內外兼顧的國家話語權
從概念上來說，話語可以表現為大眾言論、媒體宣講或者意識形態，涉及話語主體、傳遞渠道和接收客體等一系列渠道。福柯將話語與權力勾連起來，試圖挖掘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即「話語所做的，不止使用這些符號以確指事物。……正是這個『不止』才是我們應該加以顯示和描述的」。［1］這為我們進入話語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意味著話語本身具有值得挖掘的深刻內涵。而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話語也是一種權利，是話語主體自由表達的體現。因此，所謂話語權即是說話權利與說話權力的統一。鄭杭生從學術話語權的角度，論述了話語權利與話語權力的具體內涵。他指出，權利著重指行動者作為主體所具有的話語自由；權力著重指主體作為權威話語者對客體的多方面影響。對於前者來說，更注重創造更新權、意義賦予權、學術自主權；而後者則更加強調它的指引導向權、鑑定評判權和行動支配權。［2］受此啟發，筆者認為，國家話語權也具有這兩方面的意涵，即它是由國家話語權利和國家話語權力的統一體。
國家話語權利向內發力，是指確立中國作為講述主體，堅實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怎樣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涉及的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即我們怎樣處理「中國」這一概念，如何從傳統中汲取養分，並運用到當今的中國特色闡釋上。國家話語權力向外發力，側重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支配權、影響力，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努力在眾聲喧譁中定基調、在思想激蕩中立主導、在國際傳播中奏強音」。國家話語權力涉及中國對國際舞臺角色的定位，是在中西關係的調試中瞄定的最新目標。傳統-現代關係與中西關係的雙重面向是認清「提高話語權」的兩條主線索。它們理順了話語權涉及的各個細節，緊緊圍繞中國這一核心主體，同時又相輔相成、高度統一，構成國家話語權的一體兩面。
二、傳統與現代中的國家話語權
誠如費孝通所言：「無論是『戊戌』的維新變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還是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和『現代化』對立了起來，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了『現代化』的敵人。『文化大革命』達到了頂點，要把傳統的東西統統掃清，使人們認為中國文化這套舊東西都沒有了。」［3］傳統文化對於今人而言，確實既近又遠，近，是因為凝結著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已經融入中國人的基因與血液；遠，是因為近代系列文化運動的阻斷與區隔帶來的生疏與模糊。費孝通一生也遊走於中學與西學之間，早年他將西學作為一種工具，踐行學術「救中國」之路；晚年「取道西方又返回中國」，在「心」的研究中，突破研究困境。［4］如今，當我們致力於提高國家話語權，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怎樣面對傳統文化，怎樣處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第一，正確對待傳統的饋贈，尋找現代國家話語權的定位。20世紀80年代，梁漱溟號召「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對今天的我們亦有啟發意義。相比於歷史上曾經繁榮的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等，只有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至今，可見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個性極強、同化他人之力最為偉大、綿延時間最久、臻於成熟之境、放射四周之影響遠大，還有一種「指不出其力量，一面又明明白白見其力量偉大無比」的特徵。［5］
面對傳統如此豐厚的饋贈，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現代國家話語權的定位。張維迎指出：「五千年不斷的傳統意味著什麼？我覺得，它意味著很多東西是自己傳統和文化基因決定的，它意味著我們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認可，就像中國人講漢語，不需要英語來認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圖來認可；我們的宏觀調控不需要美聯儲來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需要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來認可。我們知識界不少人最大問題是不自信，總覺得要西方認可才行。實際上，我們很多東西都不需要別人的認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將會出現我們認可不認可別人的問題，所以中國人一定要自信。」［6］強調這種自信，就是彌補傳統文化的「遠」帶來的疏離與迷茫，重新審視自身的優秀傳統和豐厚遺產，與傳統愈親近，則在現代社會愈自信，這便是國家話語權的基本定位。因此，我們要做的是，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包容性、穩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將傳統與現代勾連起來，找到符合當下話語權建構的傳統連結。
第二，充分汲取傳統的營養，面向符合現代性的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豐富、層次複雜、形態多樣，如何在對外話語體系中表達出來，顯得尤為重要，即從內容到形式之間，還有許多課題要做。因為話語權的產生是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提出5W傳播模式：誰（who）——說什麼（says what）——通過什麼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說（to whom）——取得了什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7］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而要將之與現代「5W」傳播形式結合起來，才能起到相應的作用。如「百家講壇」普及學術經典，適合向外傳播中國智慧；「舌尖上的中國」介紹美食文化與民間習俗，適合向外傳播中國故事。
在這一方面，晏青將中國傳統文化劃分為表層文化、中層文化和核心文化，探究如何由表及裡地推進傳統文化的電視傳播。［8］吳瑛提出「多階段分類效果模式」，通過議程設置、解構框架、檢測與網絡化傳播三個階段發出中國聲音，強化中國話語權。［9］這些研究都對傳統文化的傳播有很大的啟示，因此，筆者認為，對於傳統文化進行橫向或者縱向的分類，並有針對性地對此進行形式豐富的傳播，如各大報紙、電臺、影視文學作品、新媒體渠道，等等。除傳統傳播形式之外，尤其是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盛行更是為話語權的構建提供了更大的平臺。據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6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統計報告，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總數已經達到6.68億人。這意味著，規模龐大的普通網民的聲音，也將成為國家話語權的一部分，如果因勢利導，發出有利的中國聲音，將是大面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絕好機會。
第三，積極發揚傳統的能量，影響國際話語體系。如梁漱溟所言，中國文化具有影響遠大的特質，在歷史上，「北至西伯利亞，南迄南洋群島，東及朝鮮、日本，西達蔥嶺以西，皆在其文化影響圈內。……更遠如歐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來，亦受有中國之甚大影響」。［10］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都能夠從中國思想中找到精神來源，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影響力。而回顧近代以來，中國聲音經歷了「失語」到「話語稀缺」再到「謀求話語權」的變化，［11］如今提倡的「提高國家話語權」也是話語權訴求轉變的重要一環，與中國崛起的趨勢相得益彰。
從歷史上的影響力能夠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是有能力輻射四周的，近代以來的式微固然與中西力量對比強相關，但並不意味著傳統文化失去能量。無論是關乎日常生活的人生哲學，還是關於天人合一的「天下」思想，仍然歷久彌新，能夠啟迪世人。同時，「中國話語權的實現既是一個中國話語的傳播過程，又是一個西方媒體『解讀』中國話語的過程，還是一個中西話語互動與博弈的過程。」［12］在這種互動與博弈中，運用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重要武器，能夠加強底氣，並展示大國形象，擴大國際影響力。我們應該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實現文化自覺，進而重新開啟中國傳統文化的強輻射之旅，改變國際話語體系的格局，發揮中國話語的支配權。
三、中西關係裡的國家話語權
從中西關係上來講，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無一時不處於中西方關係的不斷調試與定位之中。在中國研究中，中國一開始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現的，由此形成了「衝擊—回應」和「國家—社會」兩種分析路徑；［13］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地位變化，確立中國主體性的嚮往成為學者們的重要追求。在這樣的語境下，如今我們對國家話語權的強調，可以從如下幾個環節中得到體現。
首先，速度驚人的中國崛起。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7.67萬億人民幣，增速6.9%，世界上經濟總量超10萬億美元的國家不再只是美國一家。同時，除經濟力、軍事力、科技力等有形力量外，政治力、戰略力、國際影響力等無形力量的增長亦使世界矚目。這表明中國正在改變中西硬實力的對比情況，用日漸繁榮富強的國家實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為國家話語權建構基礎性的第一步。
其次，多元話語的主客轉換。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現實上的「中國模式」論證，還是學術討論中的「中國研究」範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西方話語體系。為改變這一狀況，國內學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近年廣泛提倡的「本土化」概念。王思斌認為：「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種變化和過程，它指的是外來的東西進入另一社會文化區域並適應後者的要求而生存和發揮作用的過程。本土化不但強調外來者對它所進入的社會文化區域的適應性變遷，而且特別強調後者的主體性，即它是站在後者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的。」［14］這表明，中國學者對於吸收外來東西和確立自身主體性的追求；然而，「本土化」本身也是在西方範式與中國經驗的二元對立中論述問題，這在一定時間段內幾乎是必經的過程。但是，反思不能就此止步。
其實西方本身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如同王銘銘在《西方作為他者》中的敘述，「西方」一直是個變動的概念，穆天子拜訪的西王母到底在哪裡？是西域還是西亞，在這個「真實地理」與「幻想地理」難以分辨的故事中，不得而知。［15］儘管現在人類對地球的地理情況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但在文化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能預知的流動性。西方範式就是這樣，在不同的西方背景中，它們尚且起著不同的作用，何況是轉介到東方，如果將西方的社會狀況剝離出去，剩下的理論軀殼還有多少是真理？另外，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大多是學著英文，研讀著西方經典成長起來的，搖椅上的研究者看到的中國，有多少不是西方化了的中國呢？也就是說，在「流動的西方」與「看不清的東方」之間，我們需要理清楚的問題還有很多。
為此，一些學者提出主客轉換的相關理念。陳曙光認為：「中國如果能夠以自己的話語體系衝破西方的話語霸權，能夠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給出一個中國的思路，那麼，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終將消失，西強我弱的話語格局終將終結，國際學術話語的中國時代也終將來臨。」［16］王銘銘追求一種華夏範式與西方經驗的融合，從中國的文化出發，出徵海外，扭轉東方的他者身份，變西方為他者，發人深省。［17］更進一步地，周曉虹提倡的「中國研究中主客體的並置，以及不同主體之間獲得某種共通性的可能」，也能夠為當代中國研究的範式重構提供某種新的路徑。［18］這些主客轉換的探討與嘗試，表明學者們開始探討「誰作為表述主體」的問題，也意味著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中國話語權主體性的崛起，此為國家話語權建設的第二步。
最後，勢在必行的話語自覺。這種理念來自費孝通1997年開始提倡的「文化自覺」，他在晚年一再強調：「『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19］費孝通以他在80歲生日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在此基礎上，鄭杭生提出「理論自覺」，認為理論自覺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由邊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改變話語權狀況的必要條件、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增強自主創新力的必具前提。［20］這些關於自覺性的探討對於如今的國家話語權建構，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沿著這一線性思路，話語自覺也是勢在必行的，與上述第二點相比，這種話語自覺已經超越了主客轉換階段，進入與各種話語「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21］的新階段，此為第三步。
四、結 語
國家話語權是話語權力與話語權利的統一體，既強調向內的主體性確立，也追求向外的影響力與支配權。向內，我們需要處理的主要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即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能量，面向現代話語傳播，確立中國的主體性地位；向外，我們需要面對的是中西方關係，即在自我與他者的轉換中，爭取話語自覺，達到「美美與共」之境。如此內外同時發力，共同構築國家話語權的雙重面向，是新時期提高話語權的可行路徑。
更進一步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能夠將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國、聚焦中國，並且，當代中國將發生的變化，將給世界帶來的影響，也都要通過多元話語展示在世人面前。因此，國家話語權的提升意味著中國作為主體，以更加主動的姿態站在國際舞臺上，並以更積極的方式影響國際話語體系，而這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陳嶽，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丁章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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