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全球化遭遇強大逆襲,單邊主義盛行使全球經濟治理陷入僵化、扭曲、低效和赤字增多的境地。這固然跟全球性經濟問題急劇增多和尖銳化有關,也跟原有多邊治理體系漸趨軟弱,新興經濟體制度性話語權偏低、治理潛能得不到正常發揮以及行為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政策矛盾加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失靈有關。面對全球經濟穩健持續發展對改善經濟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以及新興國家通過全球經濟治理為自身營造更佳外部制度環境的強烈需求,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核心內容應當是著力調整權力結構,提升新興國家賦權,增強治理的正當性、協調性和有效性等。其中,新興國家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對於構建強勁有力、合理高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新興國家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的基本方向在于堅守多邊治理宗旨,積極推動既有多邊治理組織改革,積極倡建新的多邊治理規則與平臺機構,提高多邊治理的引領力和貢獻力等方面。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爭奪全球治理主導權的博弈將是曲折而漫長的過程,新興國家需要努力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爭取把握主導權,以期實現全球善治和構建良好的國際秩序。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治理變革;新型國家制度話語權
作者簡介:林躍勤,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對外傳播中心主任、研究員。
進入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衝擊,貿易投資保護和遏制他國行為泛濫,國際經濟合作阻力陡然上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嚴重失靈,面臨瓦解消亡之危。面對多邊經濟治理應扮演的角色以及調整完善等問題,不同國家態度迥異,美國等全球經濟治理傳統主導群體急欲削弱之,而新興群體則急切希望維護和完善之,以推動各國合作解決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難題和矛盾,並提升自身在這一多邊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此,新興國家需要審時度勢,認清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失靈的深層根源,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著有利於提升自身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方向合理變革,克服當下存在的短板及面臨的困境,共同尋求有效推進變革的路徑和方案。
一、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動因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以及網絡化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問題逐漸增多和尖銳化,例如全球化過程中一些國家內部以及國家間發展和收益不平等的問題引發其他國家錯誤的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化主導力量對經濟全球化的態度和政策發生逆轉,不僅使經濟全球化遭受威脅,也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陷入紊亂和失靈。這反過來進一步威脅到全球經濟穩健持續發展的局面,強化了多邊治理的需求和迫切性。
(一)全球風險與經濟政策衝突加劇
隨著全球化、區域化進程的加快,一國或者區域發生的金融危機、債務風險、匯率波動、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以及貧困、難民等問題更容易演變為跨境問題及全球性矛盾。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管理,政府間、企業與政府間的爭端,跨界金融監管,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政府採購管理、產業政策制定、勞工權利維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日益超越原來一國的管理範疇,「邊境壁壘」擴展為「邊境後壁壘」。此外,突發性全球經濟問題、地緣政治衝突、全球性肺炎病毒大流行等導致各行為體之間的經濟政策衝突加劇,發達經濟體採取的產業貿易及投資保護、技術封鎖政策,特別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徵關稅等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些都對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全球問題的發生發展和全球治理之間有著必然的內在邏輯關係。全球化和全球問題是全球治理出現的根本性依據。可見,全球化條件下單個主權國家無法獨自解決的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增多和尖銳化,導致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採取建立國際規則和制度以協調應對的行動。全球經濟治理便是全球治理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他治理的基礎。
(二)全球經濟發展對規則制度的要求不斷提高
人類社會通過集體行動詮釋社會生活的內容,而集體行動要具有秩序就需要去獲得行動的一致性。在如何獲得集體行動的一致性方面,人們聚焦於價值、規則和規範這三個無法完全割裂開來並存在著相互轉化和相互包含關係的要素,即依靠價值、規則和規範去整合集體行動。隨著全球化、網絡化、智能化和民主化的深入發展,國際產業分工更加細化,對行業間、國家間、區域間以及全球間的政策協作要求更高。規則和機制在協調國際關係、治理全球問題方面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規模越大、融合越深的集體行動對規則制度的要求也越高。各國圍繞規則制定權的爭奪表現得更加激烈,例如發達國家希望通過維護原有三大正式多邊機構等舊規則以及制定新規則繼續鞏固和增大對自己更有利的治理體系,而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則通過謀求對舊規則的改造以及倡建新規則建立有利於增大自身話語權的更加公平合理的治理體系,由此引發國際規則的新一輪變革潮。新的規則和機制不斷湧現,包括二十國集團、全球氣候治理機制、APEC、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亞投行等國際協調機制以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RCEP等。新興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群體性崛起,在國際體系中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都使傳統國家行為體面臨新的挑戰,無法完全控制所有國內外事務,進而使全球治理成為一種新的選擇。
(三)原有多邊治理體系漸趨軟弱
面對層出不窮的各種黑天鵝事件以及不斷增加和複雜化的全球性問題,自二戰後期就開始運行的三大主要正式機構(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後來出現的G20、APEC和諸多其他區域組織等共同構成的多邊治理體系應對乏力、效能不足。
首先,多邊治理機制本身存在諸多短板和軟肋,難以適應新問題和新挑戰。其一,多邊治理機制的規則設計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全球三大主要正式治理組織天生不足,例如IMF、世界銀行等資本金偏小、基本票不斷被稀釋,IMF與世界銀行份額及投票權的分配不合理。依託三大機構建立起來的全球金融貿易多邊治理體系在此後近70年間因成員增多、利益訴求多元化、問題複雜化和規制調整本身滯後等原因,既不能滿足應對挑戰和危機的資金需求,同時調節對象及機制也存在諸多缺陷。目前,世行份額結構與投票權的分配、執行董事會的組成和決策機制,與各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不相符且差距繼續拉大,債權國對世行運行成本的貢獻比率由原先的約70%下降到2004年的23%,而借款國貢獻率則相應上升。2010年的小幅度改革並沒有讓發展中國家得到應有的投票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投票權甚至被削減,IMF及世行決策機制的合理性和效率並未明顯提高。美國依然霸佔著行長職位,理事會成員中發達國家也依然佔據絕對優勢。世界銀行原行長佐利克曾表示,計算投票權的新公式遠非完美,需要在2015年推出一個更具活力的投票權計算新公式,以保證各國的投票份額更加公平均衡。此外,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對世行直接和間接的貢獻並未在投票權中得到體現,例如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二,但IMF份額及世界銀行投票權均沒有佔到第二名。
其二,規則缺陷下的治理權力結構失衡扭曲,畸輕畸重,難以凝聚合力。多邊治理組織本來是依據內部權力配置來共同協調決策和行動的,而嚴重失衡扭曲的權力結構必然導致組織內部衝突加劇,產生離心傾向,進而抑制組織規則與決策的制定和執行。發達國家在IMF、世界銀行等主要多邊組織中擁有絕對話語權,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權力利益分配格局與其經濟實力的迅速崛起不相匹配,使其治理願景和潛能無法發揮,也使多邊經濟治理的正當性、適應性、協調性和效能受到質疑。
其三,多邊治理機制僵化,難以適應新問題,而對美元霸權及其管束的軟弱是IMF和世界銀行體系的最大缺陷之一。金本位之後的美元本位制體系允許美國將本國債務出口並讓世界各國來處理由美國政策造成的各種意外。由於在匯率公平決策和其他決策中缺乏民主和權力制衡,美國能夠將「過度特權」分配到世界銀行和IMF的決策過程當中。此外,IMF對主導經濟體及其貨幣霸權的濫用也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對其跨境投機活動往往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甚而默認更多美元衝擊國際金融市場。除此之外,IMF還缺乏對全球性金融風險和危機的預警防範能力,例如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缺乏預警及預防舉措。至於WTO,也面臨著諸多新的挑戰。WTO無法調解幾大貿易夥伴關於WTO改革議題的立場衝突,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張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問題。歐盟等認為現行WTO規則已經不能充分約束某些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貿易政策,美國等則主張用更高級的雙邊或區域自貿協定替代低水平的WTO規則。由美、歐、日、加四個發達成員構成的WTO「四極體制」長期操縱著WTO決策,導致其他成員的態度基本無關大局。「綠屋談判」(Green House Negotiation)模式的盛行使WTO重要決策由少數發達成員方先行磋商決定,再強迫其他成員方接受,廣大發展中成員的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一致同意原則讓WTO無法進行有效的談判和決策,而美國一票否決的法官遴選程序也致使WTO最重要的裁決機制失效。漁業糾紛、電子器材、電子商務或數字貿易等一些新問題未能及時納入WTO的監管範疇。可見,三大多邊經濟治理組織都面臨著重大的合法性與問責性危機,因為它們內部的投票與決策結構沒有反映全球新的權力關係現實。要讓國際經濟組織在21世紀充滿活力的全球經濟中重要、負責、有效,有必要進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政府領導人應當將這作為一項優先事務。
其次,主導力量濫作為嚴重影響多邊治理體系效能的發揮。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執行一條試圖以退群和削減自身對多邊治理貢獻的「美國第一」的單邊主義方式實現逆襲和再次偉大,由此加劇了全球多邊治理的分崩離析。美國實施「貨幣政策正常化+大幅度減稅+貿易保護主義+構建高標準貿易規則」的政策組合,通過「一對一」的方式迫使對手與其達成有利於美國的雙邊經貿協定,吸引更多國際資本主動流向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形成「資本流出+經貿規則被邊緣化」的雙重壓力,特別是以「三零方案」(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非汽車工業零補貼)為核心的多邊貿易新規則嚴重衝擊了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導致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陷入停滯,未能完成2001年啟動的多哈議程談判。WTO副總幹事艾倫·沃爾夫表示,應對全球性挑戰集體行動至關重要,如不解決各國互利貿易安排的障礙,將損害並最終扭轉各國通過貿易積累的非凡經濟、社會和政治收益。美國無底線指責、幹擾、打壓國際組織,要求IMF和世界銀行停止支持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並企圖依託主權國家而非國際組織來改革、領導世界秩序。IMF總裁和世界銀行行長位置一直被歐美人士把持。最近,美國又強行要求任命現任WTO副總幹事、美國人沃爾夫為代理總幹事,以填補從8月底到11月初遴選程序完成的這段空窗期。世界銀行原行長金墉意外提前3年多於2019年1月7日辭職,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在2020年5月14日又宣布提前一年多結束任期,於8月31日離職,這些均與美國的幹擾、打壓脫不了干係。此外,在全球氣候治理方面,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削弱了大國率先垂範的力量和影響,動搖了國際氣候合作治理的信心,使氣候治理資金缺口擴大,更傷害了《巴黎協定》的普遍性與合法性。
(四)賦權偏低抑制新興經濟體治理能力的發揮
現有多邊機制基本由西方大國制定,並為發達國家所操縱用於為自身利益服務,缺少全球性的協調、管理和制裁,從而使其效用大為降低難以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並導致赤字問題嚴重。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在正式多邊治理組織內部賦權偏少,治理訴求與參與決策的潛能得不到應有重視,必然嚴重挫傷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積極性和抑制其能力的發揮,進而引發多邊組織內部的陣營分化,損害團結。在G20等重大國際磋商之前或者期間,G7和B5(金磚國家五國)往往分頭舉辦內部協調會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圍繞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下的優惠待遇去留問題一直爭吵不休。美國倡議建立的G20機制表面上給予了主要新興國家平等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對話機會,但G20隻是結合當今的經濟現狀對以往的框架規則作出適當的結構性調整,作為不具有法律權威性的非正式國際經濟治理制度,G20沒有也無法徹底改變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及新興國家在其中的弱勢地位。它實際上是G7試圖分擔責任並得以重新恢復對包括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內的更廣泛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控制並使其合法化的過程。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認為,在一個可以稱為沒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治理體系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貿易部長等若干個角色和特定的金融與商業利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支配著整個局面,受到他們決策影響的許多人卻幾乎沒有發言權。現在是重新思考有關決策是如何在國際水準上做出以改變某些國際經濟秩序治理規則的時候了。讓所有國家在相關政策上都有發言權才能有可能創立一種嶄新的、更加可持續和較少變化的、增長果實可被更加平等分享的全球經濟。在疫情大流行的衝擊下,全球發展與全球治理更需要提倡多邊主義概念和包容性治理、更大的經濟公平性和共同責任。隨著新興參與者的作用和影響力不斷發展,確實應當探索多邊治理決策的新方式和建立共識的新方法。「除非發展中國家能夠積極參與新的國際經濟體系治理程序的設計,否則這些組織的重要性與合法性就岌岌可危。現在是國際體系急劇變化的時期,但正是在充滿壓力與不確定的時代,關於改革的思想將成為有助於引導制度構建發展的明燈。」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核心、克服當前國際經濟組織合法性危機的關鍵應當是擴大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權、決策權。
(五)行為體利益衝突和政策矛盾加劇全球經濟治理的失靈
首先,單邊主義政策泛濫。川普以「美國優先」原則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調整為儘可能少履行或不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2009—2018年間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693項,居全球首位,其中2018年出臺197項,佔G20成員累計出臺的保護主義措施數量之首。美國還利用強大優勢將美墨加自貿協定、TPP等協定高級化,將單邊標準雙邊化、多邊化,以主導重塑全球經貿規則體系。美國還以雙重標準不斷施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例如中國自加入WTO開始就被取消《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第3條所規定的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第27條規定的過渡期也被強行取消。2020年2月美國單方面取消中國、印度、巴西等25個經濟體的WTO最惠國待遇。美國一直憑藉美元霸權及其控制的SWIFT金融體系,在全球範圍內大舉進行金融制裁,例如將伊朗踢出SWIFT結算體系,威脅對俄羅斯—德國輸氣管道北溪2、土耳其管道等合作項目加以制裁。其次,保護主義盛行。2020年7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政策審查機構發布的定期年中報告顯示,在審查成員(地區)從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的貿易政策期間,世貿組織成員實施了239項貿易救濟行動,啟動貿易救濟行動的力度為過去8年最大。其中,啟動的反傾銷調查佔所有貿易救濟行動的80%左右。新的進口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關稅,實施進口禁令和更嚴格的出口海關程序等,涉及價值約4231億美元的商品。近三年裡全球製造業平均關稅從11%上升到了14%左右,農業平均關稅從33%上升到近39%。2018年以來美國以「301條款」對中國多次加徵關稅更加凸顯其踐踏WTO規則的本性。如果各國政府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以維護本國經濟,那麼WTO等捍衛自由貿易的機構可能會面臨更大衝擊。資金減少和保護主義盛行會限制現有國際組織的能力,且可能破壞全球為加強國際合作的努力。未來各國在特定議題上形成在較小範圍內開展合作的新合作模式,通過非正式機制而不是正式組織或條約展開合作的趨勢將不斷加強。各國在關鍵領域的合作弱化,尤其是大國間的經濟對抗加劇將導致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放緩,這也將成為2020年及未來10年世界經濟的主要風險。
由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引發的利益衝突和政策矛盾加劇了全球治理的失靈風險。其一,造成全球治理能力不強。三大正式多邊治理機制對區域性、全球性重大經濟問題,被動隱患和重大突發事件以及各類風險可能造成的衝擊和危害缺乏預警和充分應急準備,例如對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2020年全球性肺炎病毒大流行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巨大傷害等預警及應對不力。其二,引發高昂的治理成本。世界銀行存在機構臃腫、行政費用高、辦事效率低等諸多問題,2018財年世界銀行行政費用高達20.49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時,世界銀行貸款額度偏小,項目準備時間長,審批程序複雜,評估方法缺乏靈活性以及對國內政策幹涉較多,往往不能滿足貸款國的要求,也不能給予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合理化建議。其三,造成低效治理。美國一票否決以及西方國家主導下的IMF和世界銀行難以做出維護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權益的重大決策,「協商一致」規則下的WTO笨拙不堪,缺少與成員方的企業、非政府組織(NGOs)及普通民眾間的溝通機制導致其決策及爭端解決缺乏透明度,上訴機構停擺使其權威性遭到削弱。WTO還被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邊緣化,多邊談判功能幾近喪失,以致運轉低效和困難。多哈談判多年無果幾乎停止,歷經多年談判的RCEP因印、日變卦面臨尷尬。三大多邊機制以及《巴黎協定》等在促進貨幣金融穩定、維護貿易自由和貿易平衡、保障投資公平、確保能源安全、解決氣候治理問題等方面的作用結果都不盡如人意。全球經濟治理嚴重「赤字」不僅使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難以及時消解,甚至成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的推手。
二、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核心內容
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如組織機構職能變化、治理權力結構與計算規則調整、規則制度制定程序優化、監督運行機制強化、效能與效率提高等。其中,治理權力結構與計算規則調整以及擴大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性話語權是基礎和根本。權力配置在多邊治理組織中具有發揮各自潛能、平衡行為體相互關係、協調決策和行動、保證決策實施等重要功能。但現實中的全球經濟治理存在權力結構扭曲、僵化難調等問題,由此助長權力過大者濫權不負責任,權力不足者擴權阻力重重,導致治理潛能難以發揮,形成分裂對立的陣營,內耗嚴重,嚴重降低治理效能甚至造成治理失靈。因此,找準病根、推進治理權力結構優化是當下保證多邊治理有效運行的基礎和核心。
(一)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正當性和協調性
權力結構及其適時調整優化對於提高多邊治理的正當性、協調性和效能具有核心意義,而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對於合理平衡的多邊治理組織權力結構的形成及機制運行具有重要作用。全球治理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多邊規則制度的基礎上實現的,因而,規則制度的提出、建立和實施是多邊組織賴以存在、運行和發揮效能的基礎和核心。依據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的觀點,「制度就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美國制度研究學者道格拉斯·C.諾思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領域裡交換的激勵。制度變遷則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無可爭議的。」組織憑藉規則去謀求行動的一致性。沒有規則,組織就不可能以一個整體面目出現,更不用說去實現組織目標了。正是規則所提供的標準、規範、控制實現了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如果沒有鐵一樣的規則,整個組織就會陷入紛亂的無序之中。話語權表現在一個行為體具備的話語表達權利和空間在國際社會範圍內被廣泛認可和接納的程度,主導或強勢話語者往往擁有規則及制度制定、實施、評估、修改的主要影響力。正式治理組織規則賦予的制度性話語權能夠成為其他非正式治理體系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基礎和支撐,進而帶動和增強後者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整體決策影響力。而多邊組織中各個行為體的地位和影響力集中體現在通過規制獲得的制度性話語權上,包括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投票權、本幣是否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及比例、董事會席位、高管職位、總部辦公場地及其他被委託的職責以及基於這些重要元素的規制、決策影響力等。
制度性話語權是一種以制度形式固化的話語權,即制度體制為話語權提供保障。制度性話語權意味著行為體在一個集體組織獲得集體規則認可的聲望地位、影響力、決策及實施能力。掌握制度制定優勢的國家通過話語博弈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對自己分配較多的權力。行為體在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影響力、提出的新政策與機制建設倡議被採納的概率和程度、協調執行能力等都與其在這個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密切相關。制度性話語權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與作用及整體國際影響力,是其參與及影響全球治理的核心基礎和重要抓手。各行為體制度性話語權的配置結構是多邊治理組織賴以動員和組織行為體參與決策及行動、進而實現多邊治理目標的基本元素和抓手。在「傳統的經濟手段和軍事資源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下的種種現象」,「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併不是國際政治中促成改變的僅有手段,設置議程並施以誘惑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時」,新興國家必須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待制度建設、制度調整和制度供給的意義, 將構建和提升在多邊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作為參與國際制度建設的重要布展。
基於制度性話語權在多邊治理組織權力結構的形成及機制運行中的基礎地位,多邊治理體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多邊組織內進行行為體制度性權力的合理測算、實時調整,形成更佳權力結構,為整個多邊組織的決策、運行創造平衡和諧、高效協作的基礎。行為體制度性話語權的調整影響到整個治理組織和機制的力量均衡及合作決策狀態,可改變權力話語畸輕畸重、失衡扭曲的狀態,增強決策的民主性和合理性,減少行為體之間的分裂、對抗和衝突。因此,行為體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將有助於提高全球經濟治理決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改善治理能力、治理效力和治理效果。
權力結構在全球經濟治理運行及其變革的諸要素和環節中扮演著核心角色,權力配置和調整影響著多邊組織的公正、聲譽、效能以及內部各行為體的角色、關係、決策和行動。數量眾多的行為體要和諧共處、合作行動,必須有較為合理和均衡的權力搭配及相應的規則制度。畸輕畸重的權力配置必然引發行為體間的相互猜忌、矛盾和對立,從而導致行為體在整個治理體系的決策制定及其實施運行方面難以達成共識。在解決全球性經濟問題上設定議題和形成決策、創設和改良規則、解釋和適用規則、解決爭端和處理危機時的話語理解和運用能力、話語構建及說服能力(即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的缺失與全球貢獻度分配的錯配、失衡,必然導致全球經濟治理出現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機,也必然促使一些行為體試圖在現有多邊框架之外尋求解決方案。如快速崛起的金磚國家在IMF的份額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總和均不及美國,影響和抑制了這些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潛能和積極性,更迫使其試圖在現有多邊治理體系框架之外建立新的平行機構來衝銷現有多邊治理組織的努力,例如通過建立金磚新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基金、亞投行等機構來解決IMF和世界銀行融資不足的問題以及抵禦金融風險,這必然會對現有多邊治理框架及其效能的發揮造成衝擊。
(二)提升新興國家的制度性話語權
在現有多邊治理組織中,無論是從IMF份額、SDR份額、世界銀行投票權比例,還是執董席位、重要管理崗位的職數及級別、重要治理機構總部辦公場所的供給、重要決議的起草及其討論組織,或是決策的制定及新機構的倡建等諸多方面來看,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存在感均嚴重不足。世界銀行份額實際上是成員國在世行中的權利與義務的基礎,G7合計擁有42.89%的投票權,加上其他發達國家任執董的混合選區的投票權, 發達國家控制的投票權佔到了60%以上。中國、印度、俄羅斯均為2.78%, 巴西為2.07%,韓國為0.99%,而最窮的數十個國家累計擁有的投票權僅10%。此外,多邊正式機構管理席位的安排也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例如世行中的44個非洲國家只有2個席位。鑑於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權力結構不利於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著更加合理、公正、協調、高效的方向前進,有必要通過提高新興國家的制度性話語權來改善多邊治理權力結構的失衡狀況。而改變發達國家在世行的份額和投票權佔絕對優勢的決策機制,是確保世行進行實質性改革並依照專業準則履行發展職能的關鍵。世行原行長佐利克在2010年4月14日的演講中指出,富裕國家不能再將他們的意願強加於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後者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調整正式多邊組織的權力結構,給予新興國家更多制度性話語權,將有助於解決多邊治理的扭曲和失靈問題。2015年人民幣獲準成為SDR後,時任IMF總裁的拉加德曾表示,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將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充滿活力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為國際金融治理提供新的手段和帶來新的機遇。
其次,當前美國等多邊經濟組織內主要領導國家濫作為以及逃避責任,使多邊治理陷入困境,因此多邊治理體系迫切需要補充新鮮力量。提升新興國家的制度性話語權可以有效彌補美國等國家霸權缺位或者不作為帶來的權力空白和治理赤字,維護開放性國際經濟合作態勢,營造持續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進而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的轉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新興國家參與多邊治理經驗的積累也為其承擔更大的治理責任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新興國家願意推動多邊經濟治理機制的變革進程,也希望看到更加強勁有力高效的多邊經濟治理體系。
再者,新興國家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有利於加強對多邊治理的民主監督。在既有的多邊經濟治理框架下,權力主導者為所欲為、濫用職權,多邊組織民主監督不足、監管乏力等問題突出,例如在IMF框架下缺乏切實可行的金融監督標準、早期預警機制和風險預防機制,導致美元主導國家濫用貨幣霸權。為了避免IMF等淪為富有國家的表決工具以及增強IMF表決系統對不同利益的包容性,應當讓更多新興國家貨幣進入SDR貨幣籃子並發揮其平衡霸權美元的作用,讓新興國家獲得更多的IMF份額和管理席位,這也有助於推動新興國家更廣泛地參與國際金融治理進程,提高IMF和世界銀行對全球經濟活動的監督力度,增強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三、新興國家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的基本方向
全球經濟治理的失靈和失效嚴重威脅著全球經濟發展秩序,也對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提出了嚴峻挑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經濟「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這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並改善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吹響了號角。鑑於全球多邊治理制度的複雜性及其內在缺陷,權力再分配必將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新興國家要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進程中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應當努力維護並適當改進現有多邊治理機制,在此基礎上提出多邊治理的新倡議、新規則、新標準、新平臺,增強合作倡議及倡議傳播說服能力,創設構築可以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強有力的多邊治理系統性話語體系,強化對多邊治理的責任擔當和貢獻等。
(一)堅守多邊治理宗旨
當前各行為體受冷戰思維的影響,普遍不願承認國際責任,使全球治理觀念「赤字」廣泛存在。在集體行動中,多元行為體不為應對公共危機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反而偏向搭便車的自利行為,由此加深了全球治理的「參與赤字」和「責任赤字」,同時也帶來集體行動困境和全球治理機制危機。特別是在傳統主導力量拒絕承擔多邊治理的主要責任、單邊主義盛行的語境下,新興群體應挺身而出,堅持全球化理念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轉型和走出困境的重要戰略設想。堅持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普惠包容」為原則、以「共享共贏」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應是全體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方針。新興國家只有自覺自愿高舉全球化大旗,秉持多邊合作的理念原則,才有可能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合理變革中謀求到主動權,並為增強自身道德影響力和話語表達權等夯實基礎。
(二)積極推動現有多邊治理組織改革
推動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的改革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現有基礎上不斷調整完善。為此,新興國家需要積極提出改革方案,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當中,促進現有多邊治理體系更具合理性、活力和效能。
首先,推動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規則的合理改革。為增強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決策的合理性和民主性,需要進一步調整世界銀行的份額計算公式。例如將原先50%的GDP權重提升至55%,30%的開放程度權重降至25%,15%的金融波動權重降至10%,5%的國際儲備權重提高到10%,使代表權向著中國、印度和韓國等活躍經濟體轉移;提高基本投票權,保護最貧窮國家的投票權益;降低對於新借款設置的借款保障要求;修訂協定以實現更有代表性的、全面選舉的執董會制度。活力經濟體在70%多數票獲勝規則下的決策權將與投票權比重保持同步上升,其綜合決策權力、阻止行動權力以及倡議行動權力均有顯著上升。因此要在IMF協定修改等重大問題的票決制方面爭取將85%的獲勝規則調整為70%的多數票獲勝規則,這有助於削弱、剝奪美國的絕對否決權,並增強IMF機制的公正合理性,為中國等活力經濟體強化話語權和影響力創造有利條件。
其次,推進WTO機制改革以維護國際貿易秩序。為強化WTO管理職能和權威以適應全球經濟治理的新任務,需要圍繞總幹事以及秘書處職權、透明度、現行決策機制這三項基本制度儘快開展改革。為加強總幹事和秘書處推動多邊貿易談判和決策的權力,WTO應選擇發展中成員代表作為新任總幹事,並擴大發展中成員的人才在秘書處任職的比例。為提高WTO決策效率,在堅持「協商一致」原則的前提下,如果全體成員方對涉及WTO基本原則和重要規則的重大決策長期達不成共識,應增加對重大決策的權重選擇方式和適用比例,而且贊成成員方必須達到絕對多數且已包含世界主要貿易體。此外,還應建立與各成員方議會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制定與非政府組織關係的規則,增強決策和爭端解決的透明度。正如前世貿組織談判代表德米特裡·格羅祖賓斯基指出的那樣,無論世貿組織的未來如何,應建立聯盟來提升支持可預測、基於規則貿易體系的領導者——世貿組織——的效率。各國政府必須從國內治理開始,引導工商界投入時間和資源來制定和宣傳貿易政策,並支持企業和民間社會加強貿易政策參與。當務之急是加強國際合作,儘快恢復WTO對貿易糾紛的最終裁決功能。
最後,增強G20治理機能並強化新興國家的話語地位。傳統三大正式治理機制存在諸多內在弊端以及改革困難,G20作為一種有主要新興國家平等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南北協商機制,在最近10年的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新興國家需要支持、強化其在多邊治理中的功能作用,爭取將其上升為更加制度化的平臺組織,並藉助參與和強化G20機制提高自身的全球經濟治理參與度,增強自身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中國杭州G20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不僅為世界經濟指明了新方向,也彰顯了完善國際治理體系的「中國擔當」。新興國家需要進一步重視和加強在G20的地位,包括鞏固和強化在G20框架下的B5會晤機制(金磚五國磋商機制),為G20提出更多改革方案,使其在重塑國際經濟治理格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三)積極倡建新的多邊治理規則與平臺機構
在維護和完善現有多邊經濟治理框架的基礎上,依據創新多邊經濟治理的需求以及改善新興國家後來者和新晉者角色地位的願景,及時倡建新的治理規則、組織平臺等不失為改善現有多邊經濟治理失衡狀況的出路之一。在這方面主要新興國家需要努力發揮自身智慧。
其一,增強新的治理規則倡建能力。行為體自身制度建設能力和貢獻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並決定其獲得多邊治理組織內製度性話語權的能力。一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所享有的話語權力源於其綜合國力即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合成,這也是一個行為體全球經濟治理能力、影響力的集中體現,是其全球經濟治理領導力的源泉。新興國家要從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跟隨者和依附者角色轉變為引領者和貢獻者,就必須善於學習、積極參與、大膽倡建,研究提出具有前沿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規則制度等公共產品。建議IMF形成新的更為合理的份額計算公式,提高活力經濟體份額。在WTO上訴機制停擺後,新興國家需要聯合其他主要成員共同提出替代方案以維持WTO對貿易爭端的裁決功能。除此之外,新興國家還可藉助國際會議、媒體合作、智庫合作以及參與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多邊組織重要評估報告的撰寫、調查和數據提供、討論及聯合發布等方式,及時發出、傳遞加強多邊治理改革的聲音。這也有助於打破西方研究者在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等重要報告編寫和發布中的價值偏好以及結構設計、方法論和數據選擇等缺陷,突破西方政治的霸權邏輯。新興國家還要在數字經濟、網際網路規則、5G、AI、大數據安全、電子商務、區塊鏈、數字貨幣、綠色金融等新興領域方面加快新技術標準及規則的開發和總結,並使其上升為全球性治理規則。除此之外,新興國家還需要積極參與各類治理指數的研製,自行開發設計更加科學合理的治理評價體系,藉助大數據、雲計算、網際網路體系等新興信息技術提高指數算法的準確度,並加強這些新興信息技術的國際傳播,使其成為新興國家未來獲取制度性話語權的有力推手。2020年9月8日中國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顯示了中國對於全球共同面臨的數據安全等新興治理問題的責任擔當和貢獻,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讚譽。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進一步聯合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等創設全球大數據安全協調機構,並推動其成為全球性常設治理機制。在提高多邊治理規則的倡建能力方面,新興國家還需要強化對自身倡議的遊說能力。一方面,要採取建立聯合陣線、非正式聯盟或「準聯盟」等合作方式來增強話語優勢,另一方面要加強與七國集團、歐盟等的政策合作。新興國家可將支持和推動基於「有效多邊主義」的國際秩序的歐盟作為尋求合作、共同推動多邊治理的夥伴。此外,新興國家及其合作機制還要通過國際多邊經濟組織、區域合作機制等深化對話協作,汲取經驗,增強自身的多邊治理能力。
其二,倡建新的多邊治理組織機構。2020年7月28日,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指出,亞投行應該成為促進成員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金磚國家要繼續強化包括金磚新開發銀行、應急儲備基金等在內的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並將其作為提升集體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臺階,還可通過倡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合作聯盟等次國家機構以及「一帶一路」智庫聯盟、媒體聯盟等,發揮其作為推動區域治理、全球治理輔助工具的作用。例如中國積極倡建「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上合銀行和積極推進RCEP等,為建立新的世界治理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2020年4月,聯合國全球人道主義關鍵醫療物資應急中轉樞紐選址廣州,這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全球衛生健康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消除「金德爾伯格陷阱」之說。
其三,提高多邊治理人才的供給力與競爭力。行為體在國際重要經濟治理組織中佔據的職位數量以及該職位的活躍程度不僅對於該行為體的話語權有較大影響,也對組織決策及其運轉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個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制度性話語權的強弱與其在該體系機構中的就職人數特別是領導崗位數有著不可忽視的關係。自各類主要多邊經濟治理機構建立伊始,各國就力求讓更多自己國家的人員進入多邊治理機構尤其是關鍵領導崗位任職,特別是美歐從來都十分重視併力圖壟斷重要領導權。為了在9月份之前選出新一屆WTO總幹事,歐盟推出得到內部廣泛支持的貿易專員霍根作為候選人,而威脅退出WTO的美國卻不甘心,竭力從自己控制的五眼聯盟中推出人選。由於總幹事可以發起貿易規則議題討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左右WTO的改革走向,美歐圍繞WTO總幹事接班人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新興國家要多培養具有國際治理專業和實踐背景並享有國際聲望的人才,營造相互支持的環境,爭取增加本國人士在重要區域和全球經濟治理機構的任職數量。例如可以培訓更多熟悉外語和國際法規的國家治理綜合人才,並採取各種有效方法推薦其到IMF、世界銀行、WTO等執行董事會和其他管理席位任職。
(四)提高多邊治理的引領力和貢獻力
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所有行為體共同努力,在規則修訂、決策制定以及決議執行等多個方面作出自身貢獻。面對傳統主導國家從多邊治理中退匿的情形,新興國家更需要對多邊治理體系的完善加大支持和貢獻。
首先在於推進新興國家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在美國等國家竭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打壓多邊貿易治理機制以致全球貿易投資自由規則面臨重大威脅之際,新興國家要率先抵制、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堅決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堅持開放和公平競爭取向,降低關稅,改善營商環境;同時要積極支持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在目標規劃、協商議題優先項的設置、制度架構的建設等方面積極創造條件,以更好地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並致力於同發展中國家一道,共同維護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例如,推動WTO上訴機制的恢復或者替代機制的建立,積極參與和推動高規格區域自貿協定的建設。
其次需要提升新興國家的金融開放程度和治理能力。整體而言,新興國家普遍存在金融制度改革滯後、金融市場開放不足與發育不良、貨幣體系較為脆弱、匯率不夠穩定、金融風險防範與治理能力不強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8年的「MGI連接指數」,中國金融開放度還不夠高,外資在中國銀行系統及證券市場中佔比均只有2%,股票市場佔比約為6%,金融市場運營監管負面清單還較長、較複雜。其他金磚國家的金融開放度、國際化水平、治理能力更不容樂觀。因此,新興國家需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推進金融市場自由化、本幣國際化、匯率穩定化,擴大本幣結算、貨幣互換的範圍,努力加入SDR,開展數字貨幣、區塊鏈以及新興國際結算體系的開發和運用等合作,增強金融治理能力以及獨立自主權。
此外,還應加強新興國家對氣候治理的責任擔當。一個國家在氣候和環境治理方面的能力表現,深刻影響著其國際威望和信譽。中國致力於承擔大國責任,為《巴黎協定》的籤署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此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軍者。但受發展水平的限制,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節能減排、推進生態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仍然需要加大責任擔當。據IEA數據,中國和印度居2018年全球新增碳排放量的第一和第三名,增速超過世界平均增速。所以,中國應加大努力推動《巴黎協定》的落實,降低碳排放,為全球氣候治理和綠色發展作出貢獻。同時,金磚國家也需要加強內部氣候治理政策的協調,消除俄羅斯與「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之間以及基礎四國內部(印巴)的分歧,在減少化石能耗、轉向綠色能源以及節能減排、落實《巴黎協定》規定的氣候治理目標方面加大力度。例如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綠色金融政策的推行,以及經驗總結和標準創新等,有力地提升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國際環境治理與綠色發展方面的話語權和領導力。
(五)提高國家經濟治理能力和水平
行為體的多邊治理話語權既取決於經濟規模、黃金外匯儲備、進出口狀況以及穩定性等指標,還取決於其自身治理能力、治理質量、治理水平等。國家治理是一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之一。一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治理質量等決定了其能否有力、有效地參與全球治理,即一國內部的治理行為是全球治理價值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礎。國家治理水平和能力影響著全球治理體制的轉型和目標的實現,因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是實現全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依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排名,主要新興國家的各項治理指標尤其是規制質量、法治、政治穩定性、腐敗遏制等指標不僅落後於美國也低於世界平均值,總體處在中後位置,而且2014年以來多數指標改善緩慢,個別指標甚至下降。此外,從世界銀行發布的由衡量經濟體的市場競爭、財產保護、審批效率、腐敗治理、行政效率等政策競爭力的十大指標測算出來的世界營商環境指數來看,雖然中印俄等主要新興國家的排名有所改善,但整體上仍然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國內社會矛盾的複雜化使國家治理面臨嚴峻挑戰,也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國家治理競爭。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以提升治理質量和效能是每個國家政府的重大使命。新興國家需要通過大力改善內部經濟制度和改善營商環境,提高經濟治理現代化的能力和水平,以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也可以極大地增強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美譽度和影響力,並為其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性話語權的加強奠定堅實基礎。
結語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多種矛盾的交替和衝突空前加劇,對全球化和多邊合作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全球化傳統主導力量急於退出引領者貢獻者角色,並對作為後來者、追趕者的新興國家設置障礙,阻擾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由此對後者為實現自身持續穩健追趕式發展謀求營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及建構良性國際秩序的努力造成約束。因此,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爭奪全球治理主導權的博弈將是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對此,新興國家需要有足夠的認識和準備。除了加大改革開放、創新轉型,持續壯大綜合實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夯實強化全球經濟治理基礎外,新興國家還需要認真研究學習國際上全球經濟治理的成熟經驗,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規律和途徑,謀求廣泛的國際合作,在對全球經濟治理存量進行適度變革和完善的基礎上尋求增量創新並爭取把握主導權,著力提升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在全球經濟治理變革中承擔更多責任和作出更大貢獻,從而有助於實現全球善治和構建良好的國際秩序。(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