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進入專欄)
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1995）是德國高中和美國大學德語系課程的常選讀物，已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僅在美國就售出超過200萬冊。美國著名電視主持人奧普拉·溫弗裡（OprahWinfrey）在她的電視節目中對《朗讀者》大加讚賞。小說也被改編為電影，由著名女演員凱特·溫絲萊特（KateWinslet）擔任女主角，這些都使這部小說受到了大眾文化的注視。然而，《朗讀者》並不只是一部暢銷小說，而且是一個關於納粹統治下「德國罪過」的讀本。對無數年青一代的讀者來說，它更是一個關於如何記憶他們所未曾親自經歷過的歷史災難的讀本。
德國《明鏡》雜誌稱這部作品是自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WilhelmGrass）記憶納粹罪惡的《錫鼓》後德國文學的又一重要成就。如果說《錫鼓》是二戰中那一代人的德國記憶，那麼《朗讀者》便是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Brecht）所說的二戰後第一代人的德國記憶，也就是「二代記憶」。小說故事裡的男女主角忘年戀和「每個人心裡的秘密」主題對普通讀者富有吸引力。然而，小說涉及「德國罪過」及其記憶問題，那才是思想界人士關注的重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於1945年出版《德國的罪過問題》（TheQuestionofGermanGuilt）一書，從那以後，「德國罪過」就一直是如何記憶和看待所有德國人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不同責任的沉重議題。隨著二戰後第二代的間接記憶逐漸取代他們父母一代的直接記憶，「德國罪過」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也更有爭議。它在原來的不同罪責釐清問題之外，又向人們提出了人道災難的「後代記憶」問題。《朗讀者》敏銳地觸及了這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又一次引起了關於納粹德國罪惡記憶和道德思考的廣泛討論。
一 「德國罪過」的二代記憶
與沉重而複雜的「德國罪過」問題相比，《朗讀者》的故事顯得溫情可人。美國文學批評家露絲·富蘭克林（RuthFranklin）指出，正是由於《朗讀者》沉重與溫情的對比和衝突，它成為一部「既顯露又隱藏」的作品。顯露的是一個可讀性極強的故事，隱藏的是一些令人困惑和富有爭議的災難記憶問題。[1]
《朗讀者》的故事是由名叫麥可·伯格的男子敘述的。他15歲那年因為患病身體十分虛弱，一次意外暈倒，幸好遇到電車售票員漢娜，被她送回家裡。康復後的伯格登門道謝，漢娜的成熟嫵媚撩撥起他年少衝動的情懷。他們兩個年齡相差21歲，本可以成為母子，但卻萌發出一段熱烈的姐弟戀情。漢娜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聽伯格為她朗讀各種文學名著，兩人之間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突然有一天，漢娜神秘地失蹤了，仿佛不曾存在過一樣。伯格以為是自己的錯才導致漢娜的離開，心情無比痛苦和失落。八年的時間過去了，他一直把對漢娜的愛深藏在心底，這時他已經成為一名法學院的學生。即將畢業的時候，他作為實習生參加了一場納粹的審判，意外地發現坐在被告席上的居然就是漢娜。原來漢娜在二戰時期做過納粹集中營的女看守，因對300多名猶太囚犯的死亡負有責任而受審。伯格雖然因漢娜的罪犯身份而恥於與她相認，但卻無法相信善良的漢娜會犯下如此殘忍的罪行。伯格心中的煎熬隨著審判的進行而日劇加深，而漢娜往日的一些神秘行為也逐漸有了解釋。他發現了漢娜一直刻意隱藏的秘密——她是個文盲。她一直保守著這個「自己的秘密」，哪怕必須承擔過重的罪名。漢娜最終被判無期徒刑。伯格為自己明知漢娜的秘密，但卻沒有勇氣替她澄清罪責而負有「罪感」，這種私人的罪感與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公共罪感——那種為納粹期間「德國罪過」所負有的罪感——之間形成了衝突，也為「二代記憶」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記憶倫理難題。
「德國罪過」的二代記憶與一些其他人道災難的二代記憶有所不同，那些國家的人道災難發生在同一民族內部，如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殘害蘇聯人，紅色高棉的柬埔寨人殘害柬埔寨人。這種罪過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體蘇聯人或柬埔寨人的。德國罪過不同，德國人的殘害對象主要是猶太人。對於二戰後一代的德國人，無論他們的父輩是否支持過納粹，德國仍然是他們共同的「母親」。他們都是這個母親的「子女」，而不像在蘇聯、中國、柬埔寨那樣，一些國民被另一些國民殘害，被當作自己國家的敵人，根本就不配當這個國家的「子女」。
德國母親成為《朗讀者》的主題象徵，也使得「二代」的概念可以更加貼切地運用在德國人的國「家」記憶上。伯格羞於承認與漢娜的關係，他隱藏在心裡的罪感象徵了德國「二代」與祖國母親之間的畸戀關係，用露絲·富蘭克林的話來說，「既是戀人又是母親，糅雜著誘惑、哺育和殘忍。」[2]在伯格的心裡，漢娜這位母親人物過去的罪過並不全是她個人的責任，漢娜是在並不明了黨衛軍性質，也沒有加入意願的情況下，「偶然」地成了這個罪惡組織的一員。她原是西門子一家工廠的工人，不識字，卻偏偏要被提拔到辦公室工作，為了遮掩文盲的羞恥，她報名去當集中營的看管。她在集中營裡工作，盡忠職守，而這造成了300名猶太婦女的死亡。漢娜不識字成為一個隱喻：她是一個愚昧的人，犯下的是「無知之罪」。
然而，一個愚昧之人所犯的就一定是「無知之罪」嗎？如果是無知之罪，犯罪者是否可以因「無知」而免罪？如果不能，他必須承擔的又是怎樣的罪責？這些正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西德「面對過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大思考中提出來的問題。Vergangenheit在德文中是「過去」的意思，也指從過去到現在的這段歷程。Bew？ltigung是從動詞bew？ltigen變化而來，意思是完成、克服或突破。對於過去而言，需要「完成」（讓過去成為過去）、「克服」（不再提它）、「突破」（反思後走出它的陰影）的往往是令人羞恥，不堪、不願提起的事情。德國有這樣的過去，不少別的國家也有，但德國人面對過去更為認真，反思也比其他國家徹底。但是，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有同樣的反思，在他們中間存在許多關於如何面對過去的分歧。
一般來說，面對過去有四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重新詮釋，例如，日本人重新詮釋他們二戰期間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東南亞的侵略和暴行史。第二種是用封閉的辦法來「冷藏」過去，把它當成禁忌話題，其中的許多人物與事件都成為禁區。第三種是刻意與過去劃清界限，仿佛曆史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突然斷裂，不再連貫，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則在同一時間變得與過去無關。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西德，東德採取的就是這種方式。第四種是積極面對過去，西德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從歷史、法律、人權等角度來反思納粹統治的過去，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西德的「面對過去」有它自己的特徵和障礙，因為記憶者中許多都是納粹的二代，他們碰到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對待個人親情與公共道德責任之間的衝突。這正是施林克在《朗讀者》中展現的一個重要主題。在這一點上，施林克與君特·格拉斯有所不同。雖然格拉斯的作品常被歸類於德國「面對過去」運動的一部分，但他自己卻並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面對過去」這個說法暗示了某種與過去妥協。施林克並不認為面對過去就一定是與過去妥協，但是《朗讀者》的說故事方式卻還是讓不少批評者覺得，施林克就是在與過去妥協。是否與過去妥協的問題並不只關係到施林克一個人或《朗讀者》一部作品的傾向，而是指向另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後代人如何在不割捨個人對父輩親情的情況下，對父輩參與造成的集體災難記憶保持應有的記憶並作出應有的道德評價和反思。
二 第二代人的人倫和記憶倫理困境
德國戰後第二代人不得不從父輩犯下的德國罪過繼承沉重的罪感，他們中有許多人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不能割捨個人的親情，而另一方面則不能對「德國罪過」無動於衷。伯格因與漢娜的親密關係而陷入了這樣的困境。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困境，而是他那一代人的縮影，他說，「我因為愛漢娜而受到的痛苦，可以說也是我這一代人的痛苦，是德國的命運。我犯下了愛一個罪犯的罪。」在德國戰後的第二代人中，誰又沒有愛過與納粹有關的人呢——要麼是他們的父母，要麼是其他的親人或朋友。這種無可避免的個人之「愛」中，是否包含著某種罪過呢？
從題材到藝術表現，「我犯下了愛一個罪犯的罪」構成了《朗讀者》故事的基調。故事開始的時間是戰後的1950年代，敘述者伯格得了「黃疸病」（電影裡改成了「猩紅熱」）。黃疸病（yellowmania）的「黃」引起人們對受迫害的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猶太星臂章的聯想。伯格是在秋天得病的，到第二年春天才康復，「在舊的一年裡，天越來越冷、越黑，我也就病得越重。一直要到新的一年來臨，我的病才漸漸好起來。」這在暗示，戰後的德國病了，要得到治療才會漸漸好起來。
伯格與漢娜的關係充滿了道德焦慮和矛盾。伯格偷窺漢娜換衣服，滿心羞愧地逃走，但又被她吸引，偷偷回來見她。他問自己，「我受的道德教育都被顛倒了嗎？……如果以慾念注視某人與滿足慾念一樣地壞，……那麼為什麼不乾脆行動去滿足慾念？……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慾念讓我開始了一種奇怪的道德思考，使我的罪感不再發聲。」一個人做一件事，意願和行為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做了錯事，罪過是屬於意願，還是屬於行為呢？
意願與行為的問題困擾著伯格，對人道災難記憶來說，這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罪過責任問題。伯格說：「我不是說考慮和決定不影響行為，而是說，行為並不只是考慮或決定的結果，行為有它自己的理由。」這同樣也是戰後二代在思考「德國罪過」時必須面對的問題。一個人意欲犯罪而並無行為，是否與他確有犯罪行為犯下同樣的罪過呢？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神學問題，多少世紀以來都沒有明確的解答。奧古斯丁和《聖經》福音認為，這二者沒有區別。但是，也有人認為，一個人想取不義之財與他真的去貪汙或偷竊，在有所行動與沒有行動之間是有區別的。同樣，人們也會有這樣的疑問：一個人在自己並不想犯罪的情況下犯了罪，——如漢娜在並不想殺死那300名猶太婦女的情況下，造成了她們的死亡，或者如「文革」時的「紅衛兵」因為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而殘害或者甚至殺害了他人——他犯下的罪是否就比出於自己動機的作惡輕一些，或者根本就不必追究，也無從追究呢？所謂的「無心之罪」與「有意犯罪」的界線又在哪裡？在確定人道災難的罪行歸屬和量刑輕重時，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不只是「身不由己」做壞事（無犯罪動機而犯罪）的問題給伯格帶來困擾，令他同樣困惑不解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對待「因為愛國家而不幸做了壞事」（因良好動機而犯罪）。國家常被比喻為「祖國母親」，這在《朗讀者》中成為一個明顯的隱喻。漢娜比伯格年長21歲，伯格不止一次地想，「她可以做我母親了」。小說敘述裡不斷提到「奶」，在電影裡有兩次明顯與奶瓶有關的鏡頭。第一次是伯格為漢娜取煤的時候，他走進屋子，看到漢娜坐在桌邊，桌上放著一個牛奶瓶。第二次是漢娜不辭而別之前在水龍頭下衝洗牛奶瓶。兩個主角的親密關係開始和結束的時候都出現奶瓶。但是，喝奶的不是伯格，而是漢娜。漢娜是個「可以說是母親」，但又不是情理中母親的母親。伯格與這位「母親」的關係成為德國戰後二代與「德國母親」關係的象徵。這在小說的後半部分變得更加清晰。
《朗讀者》後半部的時代背景是1960年代後期，即漢娜離去8年後伯格成為法律學生的時候。這時候德國正在進行對納粹罪行第二階段的追究，起訴一些並非納粹要人的普通罪犯。歷史上稱為「法蘭克福審判」或「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被起訴的是一些中、下層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看管，如何給他們定罪同時成為一個法律和道德責任的難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