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元敏，66歲攝影家；吳亮，62歲文藝批評家；金宇澄，64歲作家。7月3日，這三個上海老男人被47歲的朱浩拉到自己「像電影一樣」攝影展上，聊關於電影的舊時光。
「你們想聽什麼？」吳亮開口就拋問層層圍坐在周邊的年輕聽眾，「我們四個人平均下來也到60歲了，我們從黑白片那個電影匱乏的年代到今天，你們想聽我們跟你們說什麼？我們以前的故事是非常乏味的，我現在很怕對年輕人憶苦思甜，因為他們未必關心這個。假如說到年輕人關注的問題，那只有我們聽你們說的份。但我覺得只有電影是我們能說說的了。我們這個60歲是一個什麼概念？電影發明至今才120年，也就是說電影後半段的發展與我們的成長是同步的。」
看電影的故事：小心在電影院裡出事或許是寫過《繁花》這樣充滿舊上海氣質的小說，金宇澄首先被推出來先聊聊「看電影」的故事。
金宇澄說自己最近已不大看電影，印象當中還是舊時的電影院，看完之後從各個不同的後門出去，會走到些陌生的弄堂裡，感覺就像一場夢。
「1990年代上海的電影院其實條件不大好，所以電影院附近會開一些黑暗的酒吧，比電影院裡還要黑暗，拿個手電一照能看到許許多多男人女人在那幽會。美琪、上海電影院周圍都有。隨著一些電影院拆掉，這些都沒有了。」金宇澄說這些都是些陳舊的事情，但一說他倒來勁了，講了一樁朋友的鬧劇。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在電影院裡出的事，他結婚後外面又找了個女的，兩人去看電影，他沒想到他的老婆就跟在背後。他買票進去後她老婆也買票進去，坐在第四排的什麼地方。看完電影之後，他老婆就尾隨他們一直跟進中山公園……這個事情最後吵翻是在公園裡，整個過程大概有四個鐘頭之久。」
電影《夜半歌聲》改編自歌劇《劇院魅影》，內容浪漫中帶著恐怖氣息，在上世紀80年代單調的國內電影製作時期特別突出，甚至在當時因為演員的毀容妝容逼真而被傳為最嚇人的電影，至今都流傳著當年有人看這電影被嚇死的都市傳說。該片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於1985年。
金宇澄在乍浦路橋的解放劇場看過當時的拍攝現狀，「現場請了大量群眾演員演其中一場，我進去一看很驚訝，因為都是群眾演員的關係，現場很混亂，導演助理拿著喇叭喊『我們要換衣服了』，然後拉來一黃魚車衣服。那裡面的衣服很多都是再生布的旗袍，還有短檔，就是過去勞動者穿的一種衣服。然後又拉來兩黃魚車的衣服，我一看就是知道是抄家抄到的，還有可能是來自過去上影廠倉庫的一個故衣店，很多有錢人會把舊衣服賣到那裡去。這兩種衣服一出來現場大亂，大家拼命去搶綾羅綢緞，大家都不願意穿勞動階級的衣服拉黃包車，大家搶得一天世界。那些衣服裡確實有些特別精緻，繡著蘇繡盤花的小襖，有個胖女人明明穿不下連扣子都扣不上，偏偏硬要穿，旁人瘦跟她要她不給。我當時就覺得，雖然我們的電影一直在宣傳勞動光榮，但事實上我們人類本性一直在反抗勞動。」
陸元敏為人熟知的是攝影家身份，事實上在上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段時間，他上山下鄉回上海後還當了陣子電影放映員，藉此機會他細細回憶了番自己從電影放映員到攝影家的轉變。
「老早以前我家對面住了一個電影明星，但我從來沒看到過她。我1950年代出生，可能是1940年代她已經跑到香港去了。她的妹妹住在我對面，每天能看到，從她的妹妹身上看不到一點電影明星的影子，所以我一直很難想像她姐姐什麼樣子。我家樓下住著一個漂亮姐姐，她拍了張很漂亮的照片放在襄陽路永康路口的照相館，路過的人都說跟明星一樣。那時候有個傳說，如果一個人拍照拍得漂亮，王丹鳳會看中她的。我開始想大概因為那個時候在大家印象中王丹鳳是最漂亮的電影明星，所以不說哪個導演會看中誰，都說王丹鳳會看中誰。以前我拍完片子還會想，不知道王丹鳳會不會看中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王丹鳳就住在那裡。」
後來上山下鄉，陸元敏去了農村之後巧合地成為了個電影放映員，「在農村放電影是非常辛苦的，因為是露天的，每天需要換地方、拉銀幕、拉電線，一部電影的片子可能有十幾部大盤子裝兩大箱，有幾十斤重。後來我因為表現得好，就讓我去上海的大世界去放電影。最初我的執照只能放35mm的小放映機，大世界那种放電影的機器跟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直接放在銀幕上的，而是通過鏡子投射到一個磨砂玻璃上，這樣放出來的，大概跟大世界哈哈鏡多擅長利用玻璃有關。後來我到了另外一個更大更正規的放映廳，有兩部大機器、四個放映員輪流放。這臺機器很有意思，發光不是靠電燈泡，是用兩根炭精棒正負相碰產生非常強烈的光，這種光源非常強，放出的電影亮度就非常高。」
陸元敏說：「可能因為當時翻來覆去放那麼一兩部《南徵北戰》、《小兵張嘎》的，所以我有些麻木反而想不出當時有哪些電影。要是碰到哪部電影時長最短我就最高興了，當時有部電影叫《奇襲》只有9碟片子，我放完就可以休息了。在大世界的樓頂上休息是最舒服的，可以看到下面很多的平房，每個燈都是亮的，能看得到哪個房間在洗澡、在吃飯，很好玩。後來有個研究所裡需要攝影師，他們覺得電影放映員肯定能勝任，所以就把我調去拍照片了。」
已消失的電影配套：說明書、插曲本吳亮剛寫了部長篇小說《朝霞》，他稱因為金宇澄的關係他才動筆，「我跟金宇澄住一幢樓，他在三樓我在二樓，自從他寫了《繁花》之後我們就經常聚會。他在講各種段子的時候，我們總會問《繁花》裡寫過麼？今天他在這裡講的肯定是《繁花》裡沒有的。人類需要一個點去觸發記憶，比如說陸元敏是攝影，而金宇澄是人類的一些私密故事。」
作為文化批評家，吳亮聊起電影時離不開時間軸的縱向對比，剛剛結束的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有兩百部電影，他稱自己有很多票卻一部都沒去看，工作忙是原因之一，此外還有個原因，就是太多了。「好比我們以前餓的時候只有大餅吃，那就吃了，但現在你跑到超市裡，那麼多東西，你可以選擇吃也可以選擇不吃，這時候你倒很可能什麼都沒有買就回去了。所以我就不看了。理論上來講，現在想看什麼電影都能看到，我們那個時候不一樣，比方說看書的過程是，那時候是聽說哪個地方能拿得到，我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去搞到手。應該說，我們經歷過一個非常匱乏的、饑渴的時代，這似乎是我們的專利，現在是另一種情況，如今是豐饒下的一種匱乏。」
吳亮也聊到自己當年看電影的故事，「我的家住在淮海路附近，附近有幾家現在已經關掉的淮海電影院、小上海電影院，還有比較好的國泰電影院，我們那時候常去。但看電影的時候要算一算，同樣的電影在國泰是兩毛五，淮海電影院是兩毛，為什麼呢？一個是有冷氣的，為了這五分的冷氣我們就進國泰了，但後來我們發現我們不能看冷氣電影，因為出來以後覺得更熱了，一出門後像跑進烤箱，整個人暈眩到剛才電影裡的情懷蕩然無存。於是我們就想買晚上的票吧？後來就買了晚上七點三刻的電影，看完十點鐘，出來以後發現居然還是那麼熱。那時候的電影院還有些現在見不到的東西，『文革』前電影院前有明星照，大致是于洋、王曉棠這些人；有時候看電影還有一份一分錢的說明書，你可以在放電影之前知道電影梗概；門口還印製的電影插曲，上面有簡譜、歌詞，售價兩分、三分。這麼簡陋的一個製作，在當時被很多女孩子珍藏，她們會把它夾在書裡珍藏起來，我兩個姐姐都這樣，我家當時有一些《大眾電影》一直保留到她們出嫁。」
朱浩是這個「像電影一樣」展覽的主人，他稱這個主題是被自己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候的一些記憶觸發的，「我們有一個小劇場，我們每周都會有所謂的觀摩片，讓我印象很深的是，當時我們在放伯格曼的《野草莓》，雖然大家覺得影像本身很枯燥，但是因為旁邊的安全門被不斷的來人打開關上，外面的陽光曝光在畫質很不好的銀幕上、還有外面吵鬧的知了叫聲，這就是我對伯格曼的電影的記憶——很多時候我們的記憶就是這樣影像化的一個點。有一天我發現天蟾劇院沒了，拿上相機趕過去，只能拍到小巷裡的安全門，自此我想應該把上海的關於電影的影像留下來。有部電影叫《天堂電影院》，而那個安全門就像個出口，天堂沒了但出口還在，可以幫我們回到現實。」
朱浩回憶起一段現在聽來荒唐，只在特殊年代出現過的特殊教學，「戲劇學院裡讀書最有意思的一個經歷是讀歐洲電影史，大量的影片老師在臺上講，但是老師沒看過，我們也沒看過。比如他講到新浪潮電影，1980、1990年代新浪潮電影很吸引文藝青年，比如《去年的馬裡昂巴德》沒有人看過，只看過三四張劇照，接下去老師就能在臺上講『這部電影怎麼走形式主義，怎麼把形式主義的電影語言發揮到極點』，然後所有臺下的學生跟著老師一起想像。但事實上當時我們只有幾張劇照以及《新浪潮文學劇本》裡的電影劇本，我們順應著這些看，拼命地想像每一個場景，直到很多年後真正看到那些電影的時候發現，差距太大了。這一方面可能很可笑，但這既是那個年代的生活經驗同時也是電影本身帶來的，有點蹊蹺的視覺想像，這些與我們的成長經歷結合得特別牢。當時這樣的經歷還有好多，比如我們評論《紅色沙漠》時會說『電影裡的影像有意地變成紅色色調』之類等等。若干年後看到影片時發現當年的彩色電影已經偏色了，根本無法辨別這種效果是藝術家的有意為之還是時間的改變。」
展覽活動現場。朱浩表示自己至今還會堅持用膠片拍攝，並非出於所謂的膠片原旨主義，而是因為自己是通過膠片進入攝影的，對膠片有種時間上的留戀，「當我們用照片去留住一些時間點，只有膠捲它會隨著時間褪色、變舊，一些劃痕會顯現出來，這些是自然的痕跡。當然，電影也是痕跡，是90分鐘的痕跡。」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