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4日，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傳出喜訊：「青藏高原地質理論創新與找礦重大突破」項目獲得2011年度唯一一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對於該項目的重要參與單位中國地質大學，這個消息給學校從事西藏地質研究的幾代學者帶來莫大欣慰！
在地質學家的眼中，西藏是地球動力學和大陸動力學的天然實驗室，也是研究地球板塊運動的最佳場所。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塊神秘的大地，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國的探險家、地質學家。對於中國地質大學，西藏科考更是自建校以來科研工作的重要領域。
兩位年輕教師成為學校進藏科考開拓者
1952年，分別從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的王大純、朱上慶兩位青年教師來到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報到。這所剛剛在院系調整中，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高校地質系合併而成的學校，名家雲集。
手續一辦完，王大純和朱上慶就作為中國科學院著名的地質學家李璞的助手，踏上了隨軍進藏開展地質考察的徵途。西藏可以進行地質考察的時間一般是5月到10月，他們連續去了3年，寫出了出自中國地質學者之手的第一份西藏地質考察報告，結束了外國人壟斷西藏考察的歷史。
「在西藏，要科考就要能登山」
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藏科考的最大特點就是科考與登山相結合。
1960年學校派出石油系的王富洲等8名師生參加國家登山隊攀登珠穆朗瑪峰，王富洲成為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的3名隊員之一。但是在不久前的採訪中，76歲的地層學專家、當年學校「西藏隊」的梁定益教授說：「其實在當時的登山隊伍中，還有一支中國科學院等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46名學者組成的科考隊。他們的任務不是登頂而是科學考察。我校劉肇昌、何誨之、紀克誠3名教師名列其中。那次科考，他們獲得了珠峰地區地質歷史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為確定這一地區地質構造的性質、礦產預測提供了依據，開創了登山與科考相結合的先例。」
為了參加1974年由中國科學院牽頭的珠峰科考，1973年學校成立了「西藏隊」，十幾名隊員都接受了登山運動員的訓練。地質構造專家西藏隊隊長郭鐵鷹和其他隊員都在36-38歲之間，年齡最長的副隊長、科研處郭興老師（後任副校長）43歲。研究巖漿巖的莫宣學是隊裡最年輕的教師，大家叫他「小莫」，一直叫到30多年後他成為中科院院士，老隊員們還常改不了口。
海拔5000米的地區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區的一半，因而不適合人類活動；而海拔6000米便是一般生物生存的極限地區。但西藏隊隊員經常要爬上海拔6300多米的雪山採集標本、繪製地質圖。這次考察，他們又發現了珠峰一帶很多新的地質資料。梁定益、郭鐵鷹等人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從此在喜馬拉雅國際研究論壇上有了中國學者的聲音。
學校增設了「高山地質專業」。設立這個專業的一個直接原因是當年王富洲等8名學生登山回來，學校得為他們補課。從集訓到登山，前後好幾個月，缺多少補多少，一點不能含糊。郭興說：「當年教學管理非常嚴格，國家登山隊隊員乃至世界冠軍在考試面前沒有任何特權。所以教師和學生運動員都不敢對學習有絲毫怠慢。有了高山地質專業，教師就可以在登山訓練的同時從事部分野外地質現象的教學，學生運動員就可以少落些課。」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也強調，登山一定要與科考相結合。因此，高山地質專業的培養目標非常明確：培養登山與科考相結合的人才。
「文革」結束後，這個專業雖然沒再恢復，但是用郭興的話說：「在西藏，要科考就要能登山，登不上去你怎麼考？」因此這個傳統在做西藏項目的師生中代代相傳。
「推動喜馬拉雅—西藏—帕米爾造山系研究最重要的貢獻」
隨著「文革」的結束，「科學春天」的到來，西藏的科學考察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該校西藏科考隊伍已不再僅僅作為國家登山隊的附屬部分進藏，而是一支以國家和部委的重大攻關項目、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863、973項目以及中外合作項目為載體，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學術力量，活躍在西藏橫亙了億萬年的雪山冰川、江河湖泊之間。
80年代初，西藏隊的學者們，投入了地礦部「六五」規劃的重大項目《西藏地質礦藏調查與研究》。以西藏隊為主的「地調4隊」負責90%以上是無人區與地質科考空白區的阿里，被大家稱為「敢死隊」。
都說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而阿里是屋脊上的屋脊。平均近5000米的海拔，即使在夏季，夜晚也只有0度左右，當地幹部一年要發11個月的取暖費。
阿里考察的第一天，由古生物學專家聶澤同率領胡昌銘等三名研究生，在阿里北部多瑪地區，首次發現早二疊世典型的岡瓦納相地層與冷水動物群，將岡瓦納古大陸北界向北移至喀喇崑崙南坡龍木錯至雙湖一線，這一發現，震驚中外地學界。
《阿里地質》與《阿里古生物》是學者們在阿里地區苦戰3年的學術結晶，這兩部由楊遵儀、王鴻禎、池際尚、郝詒純、馬杏垣5位院士做顧問的學術專著，成為阿里地質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西藏地質研究的重要著作。直到現在，不少研究西藏的中外學者，還要參考這兩部專著。
歷經了西藏地質考察的7年之後，莫宣學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幾批赴美訪問學者，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進行了兩年多的研究工作，首次在國際上提出了計算任意壓力下巖漿氧逸度的公式和含Fe2O3熔體的密度預測模型。該成果得到兩份美國國家報告（1979－1982年度和1983－1986年度）的高度評價，被國際SCI論文廣泛引用。
回國後，他先後主持了「三江（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地區構造與巖漿作用及成礦規律」等12項重大國家級、省部級攻關項目和基礎研究課題。
莫宣學說：「印度大陸和歐亞大陸的碰撞造成的地殼、地幔的變化是西藏礦床形成的根本原因，現在發現的幾大成礦帶，都是由於地球板塊碰撞造成的。古印度與歐亞大陸板塊碰撞以來的地質事件，是西藏成礦的主導因素。」
他說：「西藏極為豐富的地質記錄，促使我校形成了一個多學科的青藏高原研究群體，分別從古生物、沉積、地球物理、區域地質與構造地質、巖漿巖等不同的角度，對青藏高原地質開展了全方位的研究。」
1999年，針對人們對岡底斯帶成礦潛力的嚴重分歧，在包括莫宣學在內的一批專家和政府部門領導的堅持下，由中國地質調查局牽頭，全國25個省份的100多個產學研單位參與的「青藏高原地質理論創新與找礦重大突破」項目開始實施。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上百名師生參與了歷時10餘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青藏高原有3條巨型銅多金屬成礦帶、7個超大型礦床和25個大型礦床，新增銅礦資源量佔全國已探明資源儲量的34%。這個獲得2011年中國科技進步獎中唯一一個特等獎的項目，被國際權威人士評價為「近10年來推動喜馬拉雅-西藏-帕米爾造山系國際研究和理解的最重要的貢獻。」
對西藏產生興趣，最初是聽了老師們的故事
野外考察是從事地質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每一名地質學家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都會有一些難忘的故事。特別是在西藏特殊的地理環境中，這些故事構成了他們特殊的學術經歷。對科學精神的堅守、對事業的痴迷，還有雪山高原冰川湖泊孕育出的英雄氣概、瀟灑樂觀盡顯其中。一些後來做出成績的學子告訴老師：自己對西藏產生興趣，最初就是聽了你們講的故事——
懸崖記險
羅布莎鉻礦外圍普查那年，按照考察路線，梁定益與藏族地質科考隊員阿真多吉需要過一個100多米寬的山谷。兩山之間沒橋沒路，只有山谷中拔地而起的一座巖壁連接著兩側山體。巖壁頂端寬約30—40釐米，兩人硬是騎著巖壁過了深谷。待騎到對面的山坡，梁定益與阿真多吉的褲子全磨爛了。沒針沒線，好在用來給標本貼編號的膠布有的是，兩人用膠布粘好了「開襠褲」。
春夏兩季，西藏天黑的時間大約是晚上8點，按規定外出考察要在天黑前返回駐地。那年參加珠峰考察，莫宣學的手錶不知怎的慢了3個小時。等他的手錶指到下午5點，一直興致勃勃地觀察、繪圖、採集標本的莫宣學才察覺天已經黑了！此時他和中科院一位年輕的同伴還在珠峰附近的雪山上。白天哪是懸崖哪有斷壁很容易看清楚，但天一黑就要走到跟前才能發覺，稍不留神就會滑墜，而這樣的懸崖雪山上到處都是。營地的隊員們個個心急如焚，隊長郭鐵鷹在帳篷外點起篝火，為生死難卜的小莫們指引方向。午夜過後，附近山坡終於現出了人影，營地爆發出一片歡呼！
邊境記援
幾十年來，該校從事西藏研究學者的足跡，從藏西的阿里到藏東的梅裡雪山，從藏北的羌塘至藏南的珠穆朗瑪峰，於是就有了發生在邊境線上的軼事。
位於中印邊界的乃堆拉山口現在已成為旅遊景點，但當年西藏隊來到這裡時卻在邊防哨卡遇到了問題。原來此處山上有一片侵入古地層中的片麻狀花崗巖，這是很重要的巖石類型。巖石學家趙崇賀想上山採標本，但幾經交涉仍不得靠近。帶著深深的遺憾西藏隊傍晚回到縣城駐地。沒想到一位戰士騎著摩託送來了半麻袋石頭。原來他們走後，邊防站的連長帶人上山，替他們採來了寶貴的標本。
還是趙崇賀，還是中印邊境，還是因為石頭。班公湖是地質構造中的一處板塊結合帶，湖邊的且坎山上有代表古大洋殼的超基性巖。趙崇賀豈肯放過，上山後只顧埋頭採標本。忽聽對面邊境警報聲、隊伍集合聲、摩託車發動聲響成一片，這才發覺自己不知不覺已進入了兩國邊境的隔離帶。等在半山腰的邊防戰士立刻衝上山頭，保護專家和標本撤到安全地帶。事後大家笑說是趙崇賀的光頭惹的禍——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還能不暴露了目標？
夜歸記驚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青藏高原國際合作研究進入了活躍期。
作為改革開放後該校培養的首批4名博士之一的萬曉樵，多次參與了國際合作。他的故事就發生在那次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英國女皇獎學金資助的，與英國威爾斯大學共同開展「西藏南部侏羅紀、白堊紀、古近紀微體古生物學研究」的過程中。
那天他與王成善老師外出考察，從地形圖上看，要翻的那座山並不很高，就讓司機晚8點在山那邊的河灘地等候。兩人早8點出發，一路爬山，一路工作。爬到山頂竟然已傍晚6點！顯然地形圖上山峰高度不準使他們遇到了大麻煩。為完成預定的考察任務，必須走完原定路線。但此時無論從哪邊下山均要再付出同樣時間，若停在海拔6000米的山上，夜裡會凍死。幾年的野外工作經驗，使兩人迅速冷靜下來，他們先精心確定了下山路線，然後背起十幾斤重的標本快速下山，終於在半夜12點多走到山底，然而司機卻已經回去了。此時他們離駐地還有二三十公裡，體能已經消耗到極限，但是一旦倒下，就可能再難起來，只有憑毅力往回走。
幸好走了一陣，司機開車回來了。原來，兩位英國專家組成的另一個小組，見到他們沒回，便要求司機立刻返回。他們告訴那位缺乏野外地質工作經驗的司機：「野外約好的會合地點一定要等，要死等！否則會有危險。」
採訪中已是中外知名古生物學家的萬曉樵教授回顧這段經歷，頗感慶幸地說：「那次穿越首次發現了具有時代意義的白堊紀化石，對我們建立弧前盆地地層系統起到了很大作用。」
論文作者和獲獎參與者的隊伍涵蓋了「30後」到「90後」
記者問莫宣學：「如果一位準備填志願的考生問您：『想成為一個地質學家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您怎麼回答？」莫宣學說：「第一，身體要好；第二，能吃苦，善於觀察，尤其是野外觀察。不喜歡野外工作的人不可能做好地質工作；第三，要能夠從觀察到的大量現象中抽象出有科學價值的問題。例如從大量化石、巖石中聯想到兩個古大陸是如何碰撞的問題。」
按照這樣的要求，莫宣學已經培養了40位博士，還有十幾位在讀博士生。現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60後」侯增謙、「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70後」朱弟成等等都是其中的高足。而朱弟成的學生1988年出生的女孩王青，大學三年級時去西藏野外實習有重要發現，在老師的指導下，她的研究論文發表在國際SCI期刊，王青為第一作者。
20世紀90年代，國家在《國土資源大調查綱要》中確定的建立國家1：25萬、1：5萬地質圖資料庫的宏偉規劃開始實施。而此前，西藏絕大部分地區只進行過1：100萬的地質調查。
中國地質大學組織老中青三代師生投入了這個歷時10多年，至今還在進行的國家重大項目。擔綱的全是學校改革開放後學校培養的「50後」、「60後」新一代地質專家：古生物學萬曉樵和構造地質學劉文燦教授負責藏南喜馬拉雅地區的調查；構造地質學王根厚教授和周志廣副教授負責藏北聶榮地區的調查；巖石學白志達教授和徐德斌副教授負責藏北安多地區的調查。2007年至今，已成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院長的王根厚率領學院的部分師生繼續進行藏北羌塘與雅魯藏布江地區1：5萬的調查。
在大調查中，他們完成的所有項目均被評為國家級「優秀」，出版或發表了一批專著和SCI文章；30後的「老西藏」是他們的顧問；數以百計的「80後」碩士生、博士生以及部分「90後」的本科生，在這個項目中，不僅提高了能力，而且在國內外重要期刊發表了幾十篇論文，成長為西藏地質研究的新生力量。
從2005年至今，僅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方面發表的與青藏高原有關的國內外SCI論文及各類核心刊物的論文就達122篇，獲國家級省部級大獎10項，論文作者和獲獎項目參與者的隊伍涵蓋了「30後」到「90後」。其中魏文博教授的西藏MT成果，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了5篇論文，被他人引用超過600次，對研究西藏多金屬成礦條件、礦床分布規律和藏北油氣成藏條件起到了指導作用，多次獲獎；王成善教授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提出高原中部率先隆起的原西藏高原隆升新觀點，成為國際上公認的有關青藏高原隆升的3種主要模式之一。
經歷過極端條件，地質工作者有韌性，很隨和
梁曉，28歲，王根厚的博士生。目前擔任國家1：5萬區調項目藏北羌塘岡瑪日、榮瑪鄉各4個幅的野外調查負責人。在這個項目中，他作為第一作者發表國際SCI論文一篇。8月5日接受記者衛星電話採訪時，他正在羌塘帶領22名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進行暑期地質調查。
梁曉本、碩、博的研究課題都選擇了西藏項目。問他為什麼？他說最初是因為沒去過西藏，好奇，好多同學都這樣。後來發現在西藏做地質研究的優勢很突出，地表覆蓋少，非常有利於地質觀察；植被覆蓋率高的低海拔地區對此望塵莫及；正在造山的高原全球任何地方都難以媲美；岡瓦納大陸和歐亞大陸碰撞的巖石圈保留十分完整，青藏高原研究近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地球科學研究的最熱點、最前沿。
記者問他最感辛苦的是什麼？梁曉說：「是大量的體力付出。地質調查需要跋山涉水，比如我這兒的項目，一個調查小組兩個學生，每天有車把我們送到工作地點，傍晚再接回。徒步調查的路程最少在3—4公裡，最遠有10公裡。工作區高差1200—1400米，我們經常需要爬到雪線附近，要付出的至少是內地兩倍的體力。」
梁曉說：「我們工作的羌塘榮瑪鄉2009年以後在靠近鄉政府的10公裡才有手機信號，來這兒兩個多月，我們與家裡或女朋友聯繫很少。孤寂感上來的時候真想哭，但我們當師兄的有責任鼓勵、安慰其他同學，尤其是那些第一次來西藏的「90後」，他們會從我們的表現中受到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堅強。每次從西藏回到北京，看到高樓大廈，我們會非常激動。」
談到出野外之餘的時間做什麼？梁曉說：「出野外兩天，休息一天。休息日在家整理野外資料，看書，看電影，玩「殺三國」。
記者問：「畢業後有可能把西藏地質研究作為終生事業嗎？」
梁曉說：「很多科學家都把西藏研究當成終身事業，比如莫宣學院士、許志琴院士、肖序常院士等等；我們『80後』、『90後』當中肯定會有一批人以他們為榜樣。到過西藏的畢業生都是地質科研院所最搶手的，在企業，也都是技術骨幹」。
「但我們也擔心以後會有高原綜合症，希望醫學的發展能幫我們解決。青年時期會顧慮戀愛、結婚，中年後會顧慮與家庭的時空距離。但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不少人會選擇繼續從事西藏研究，完成自己的理想。地質工作者都熱愛大自然，並且對奮鬥過的地方會有很深的感情，比如我就對西藏有一種依戀，而且非常喜歡藏歌。」
梁曉說：「經歷過極端生存條件的人意志都會變得非常堅強，很有責任感，很懂事，而且心胸會開闊。西藏壯闊磅礴的風景會給人以超常的視覺衝擊，陶冶其中，眼光、氣度都會變得不一樣，我相信我們之中有不少人以後會幹成大事，不是吹噓，這和天天悶頭在辦公室工作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心境和胸懷。從事地質工作的人特別有韌性，特別能適應環境，很隨和。」（本報記者 宋曉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