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過一本制度史方面的書，裡面說到唐朝的科舉效果是最好的，絕大多數時候，唐朝科舉考試都是公正的。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後來自己專門去了解科舉制度史，才發現事實恰恰相反：唐朝的科舉考試其實是最不公平的，也是最腐敗的。
這是因為，唐代科舉在制度設計方面不甚用心，雖然以考試取士，同時又允許「公薦」，權貴公卿可以向主考官——知貢舉推薦錄取的人選，於是每到開科之年，朝中權貴便紛紛向知貢舉請託，往往尚未開考，而錄取的名單及名次已經預定下來，考試只是走走過場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禮部侍郎崔郾被任命為知貢舉，前往東都洛陽主持進士科考試，長安的公卿都來給崔郾餞行，拜託崔郾留意他們的門生子弟。其中有一個叫做吳武陵的太學博士，帶了一篇《阿房宮賦》，向崔郾推薦杜牧：侍郎請看這《阿房宮賦》，作者的才華好得不得了。
崔郾讀了《阿房宮賦》，承認杜牧的文章的確寫得好。吳武陵趁機說：請將杜牧錄為狀元。崔郾說：這事不好辦，不瞞你說，狀元已經許給其他人了，這樣吧，我將第五名安排給杜牧吧。當時有人反對將杜牧列為第五名，稱杜牧這個人品行有問題。崔郾說：「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既然答應了吳君，便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殺豬的，還是賣酒的，都給他第五名。
這種名為公薦、實為請託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許了。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詔：「禮部貢舉人，今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 為杜絕朝臣請託，宋政府在科舉考試中全面推行「鎖院制」，即主持考試的知貢舉、權同知貢舉、參詳官、點校試卷官、監試御史等考官確定下來後（宋代科舉置考官多員，有相互監察之責），馬上進入貢院，不得出外，不得與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貢院之內。（美國的陪審團遴選出來後，也要求與外界隔離，以免受幹擾。）
唐時科考偶有鎖院，但非常制，鎖院制度確立下來，始於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
宋太宗時代還創設了「封彌制」，即將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鄉貫等個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號，又叫「糊名考校」。這樣，考官在評卷的時候，由於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給熟人賣一個人情，也無從下手。（今日的高考評卷還沿用宋人發明的封彌制。）
不過，「糊名考校」並不能完全杜絕考官徇情，因為考官還可以通過辨認筆跡或暗記，認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時，朝廷又設立「謄錄製」，堵住了「封彌制」的制度漏洞。所謂「謄錄製」，是說每一份考生交上來的試卷，都要經專門的書吏用紅筆抄錄成副本，然後將副本送考官進行評卷。
宋代的科舉評卷機制也比較嚴密，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宋朝確立了將進士科殿試答卷分為五等的評等制度：「考第之制凡五等：學識優長、詞理精絕為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為第二；文理俱通為第三；文理中平為第四；文理疏淺為第五。然後臨軒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答卷等次的評定採用「三級考校制」：「舉人納試卷，內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彌封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訖，復彌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並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
照此考校定等的程序，評卷的第一步是初評，將考生答卷封彌、謄錄後，送初考官評定等次。第二步是複評，將考卷的初評意見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次。第三步，由編排官審查初考、覆考意見的異同，如果意見一樣，即按此定等；如果意見各異，則將考卷封彌後再送另一位考官評卷，採用意見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評出來的等次各異，則採用最接近三評的那一個等次。
宋朝科舉考試還有「別頭試」的制度，即有親戚為考官或本州島官員的考生，必須另設考場、另派考官。這一制度也是始見於太宗朝，雍熙二年（985）二月的省試，由於「賈黃中等同知貢舉各以子弟甥侄籍名求別試」，宋太宗要求將所有跟考官沾親帶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場，由三位沒有親嫌關係的別試官主持考試。
鎖院制、封彌制、謄錄製、三級考校制與別頭試的推行，將人情的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舉的考試程序更為公平，用歐陽修的話來說，「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各糊名、眷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