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石眾先師小記（二十六）：嶺南音樂名家關慧棠的奮鬥歲月

　　按語：

　　關慧棠，嶺南音樂名家，1925年出生於廣東海南，1947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畢業至今致力探索中國美聲唱法的發展，曾任教於香港中華音樂學院、廣東華南文藝學院、武漢中南音樂專科學院、華南成人文藝學院、星海音樂學院等學校，相繼擔任教授、教研組長、系主任等職務。

　　值「華南研學」活化行動蓬勃發展之際，得廣東省「三師」專業志願者阿瑞推薦關慧棠先生回憶坪石先師黃源尹的文章，南粵古驛道網隨即拜訪了關慧棠先生。關老師是為數不多仍然健在的抗戰華南教育歷史的親歷者，今年已經95歲高齡，但她精神矍鑠，耳聰目明，口齒清晰，還在指導後輩聲樂練習。

　　以下為整理的關慧棠自述，從中足見坪石先師們的奮鬥生涯，更凸顯了「華南研學」特殊的教育意義。

圖為關慧棠（中）回憶在坪石讀書的往事。

圖為關慧棠（左二）指導她曾經的學生唱歌。

　　我的父親關詠球受教育不多，但卻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我小學就讀於在廣州市立二小，那是比較有名的一所學校，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很高，當時留學日本的馮鈞鈺老師，提倡體育、音樂全面發展，他免費培養了幾個學生彈琴，我有幸就是其中一個。

　　初一時我在澳門中德中學就讀，初二在澳門協和中學就讀。1941年，香港淪陷，澳門也發生了嚴重的糧食恐慌，我在澳門讀到了高一，又從澳門返回國內，於1942年輾轉到粵北樂昌坪石，就讀於培聯中學。

圖為學生時期的關慧棠。

1943年，關慧棠（右一）與澳門私立協和女子中學同學一道遊玩。

　　培聯中學當時建在坪石公路旁邊，校門旁邊有一個大操場，女生宿舍是在學校裡面的山坡上。因為當時培聯中學是一個貴族學校，學費比較貴，而我的經濟條件又很差，所以最初住不起學校宿舍，就在白沙河旁邊、金雞嶺下面的滬竹村租了一個房子，晚上沒有錢買油燈的油，那就跑到樹林裡、山頂上去練習唱歌，到了睡覺時間才回去。因為條件艱苦，課餘時，我就去勤工儉學賺學費，去跟在坪石靈石壩村的嶺南大學農學院的一位教師，也是歌唱家何露珍老師，學習唱歌。

圖為培聯中學校門牌坊。

圖為參照歷史照片繪製的培聯中學大禮堂。（阿瑞繪製）

圖為位於三星坪村的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舊址。

　　當時培聯中學的卓明理老師十分開明，允許我不住學校，但回學校練琴。卓明理老師本身並不是科班出身，卻十分敬業，想盡辦法來培養學生，比如讓學生聽音樂會，馬思聰、黃友棣、黃源尹等有名的音樂家，都被請到過學校來表演，黃源尹還送過一本關於音樂唱法方面的書給我。卓明理當時還組織各種比賽培養學生，極大地幫助了我在音樂專業上的進步。

　　我聽過黃源尹先生的音樂會，僅就那兩次音樂會，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當時「打日本、救中國」的熱情高漲，我們學校請來了正在粵北一帶，進行抗日宣傳演出的黃源尹先生。推算起來，這大概就是他剛從上海音專畢業，走向社會開始他的演唱生涯。聽說他是因為成績優秀而提前了兩年畢業。他那麼年輕的時候，就舉辦了那麼成功的音樂會。他聲情並茂地演唱，受到群眾那麼熱烈的歡迎，這就說明黃先生才華出眾，身手不凡了!

　　我的丈夫區曉當時在位於三星坪的中大工學院念電機工程系，他每個星期都要從三星坪步行一個多鐘頭到培聯中學來陪我練琴。

　　高三時，我在坪石培聯中學的歌詠比賽中獲得了女聲小組第一名。歌唱已經成了我戰勝飢餓、戰勝黑暗的力量，支撐我度過那些難以想像的困難。

　　從小學的音樂啟蒙老師，一直到入學培聯中學時遇到的卓明理老師，還有我的丈夫區曉，他們都對我走上音樂之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1944年我從培聯畢業，那一年豫湘桂大戰，我決定跟著逃難的人群去重慶考音專，當時我的丈夫區曉一路陪同著我，這一路十分艱辛，從坪石到達重慶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當時路上的交通已經停頓，不知道火車什麼時候來，只能坐到那裡等，等到火車後大家都湧上去，至於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停，停在哪，誰都不知道，所以人跟行李都接不上。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就跑到火車上面想辦法認識一些司機，通過司機找到了我的丈夫區曉的親戚，就坐順風車到了重慶。當時窮困潦倒，沒有錢住宿，就通過同鄉關係接待我們進去音樂學院住；沒有錢吃飯，就流浪在茶館附近。有一次，我碰到了一個老師的兄弟，了解到我們的困難後，問我有沒有衣服賣，於是我就給了他一件綠色短毛衣，賣掉後靠著這件毛衣換來的錢度過了暑假。幸運的是，我如願考上了重慶國立音樂院分院的師範科。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中國處在一個巨大的動蕩和變革之中，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的求學之路都很艱辛，特別不容易，現在的年青人如果能夠多了解當時的歷史，也是有好處的。

　　1947年，我畢業回到廣州，在廣州協和女子中學教書。回到廣州繼續學業的區曉同年也從國立中山大學畢業。與區曉結婚後，我因教唱紅歌被協和中學以「你結婚了，不需要工作了」為由解聘。1948年，我到香港培道中學教書又被辭退，理由也是「教紅歌」。1949年，我和區曉被香港中華音樂院（為地下黨）聘為教師，這個學校實際上是以推動香港進步歌詠活動和開展音樂教育為主的，承擔為新中國解放培養和儲備音樂專業人才的工作。

1947年，關慧棠參加香港中華音樂院在利舞臺舉辦的音樂會。

　　1949年廣州解放前，我已懷孕5個多月，考慮到我的身體原因，組織上不讓我跟行軍回來，而是說等穩定後派人來接我，於是就在廣州解放前一天，我跟兩個老黨員一起從深圳、東莞回廣州。當時廣州跟香港的交通還沒有恢復，公路也破壞得很厲害，路上有很深的坑，容易小產，所幸一路有驚無險，最後安全抵達廣州。

　　解放後，我一直從事音樂行業，協助接管省藝專、市藝專，成立了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進入學院音樂部聲樂組工作。當時為了參加土改、三反等運動，學校前後兩年都無法保持持續的、正常的課堂教學。但每年一次的《黃河大合唱》演出，我都要擔任《黃河怨》的獨唱，1952年接待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代表，在中山紀念堂要演出《黃河》，當時我是挺著5個多月的身孕完成演出的。1953年院系調整，我去了中南音專，教書時間相對有了保證，同時也參加了一些校內外的演出，如對外的慶祝中蘇友好音樂會、慰問南灣水庫建築工人音樂會。1958年，因廣州要成立音樂專科學院(即星海音樂學院的前身)，我被調回廣州參與籌備工作；後一直從事學校的聲樂教學兼聲樂系系主任的工作，我丈夫區曉也在學院的鋼琴系任系主任。

　　教課之餘，我還經常參加一些演出，1962年參加了第一屆「羊城音樂花會」，演唱了粵曲《昭君出塞》，也算是向民族民間學習的一個匯報，沒想到群眾要求返場。1965年，在廣州「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音樂會」上，我演唱了《松花江上》。

1965年，關慧棠在廣州「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音樂會」上演唱《松花江上》。

　　後來，我重遊故地，回到以前讀書的地方，像香港中華音樂院，還有坪石、滬竹村、金雞嶺，這些地方都去過，看到當年的學校遺蹟有一些保存下來了，感到十分欣慰。

圖為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坪石）掛牌。

圖為廣同會館（中大研究院舊址）。

圖為坪石三星坪碼頭。

　　從我個人的人生體會來看，老師對一個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有時是決定性的。像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音樂老師一直都對我有很大的影響，讓我走上了音樂這條道路。現在省政府主導，從去年開始就在坪石等地陸續建立起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培聯中學、中山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中高等院校的歷史故事被挖掘，部分校址遺蹟得到修繕保護，還有很多師生慕名去基地進行研學活動，了解前輩們的經歷，我覺得這對於當代的教育很有意義。

　　（感謝施瑛老師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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