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編輯 | 黃月1
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生產的一大批作品被稱為「革命歷史小說」，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來實現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文學批評家黃子平則試圖在其中尋求新的解讀可能性。他1996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革命·歷史·小說》由此而來，這本書為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見解，而且其文本細讀的方法也樹立起了典範。該書曾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在2001年推出簡體中文版《灰闌中的敘述》，多年來一直是中文系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的必讀書目。
《革命·歷史·小說》曾在2018年由牛津出版社推出增訂本，但因一直沒有在大陸再版，舊書網上的價格一度炒到了兩三百元。經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推薦，北京大學出版社日前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新版中補充了黃子平的長篇訪談，涉及他對自己學術道路的清理；還增加了黃子平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期間和學生圍繞本書展開的課堂討論，對該書中一些隱而未發的話題加以延伸。
如果把中國當代文學的起點定在1949年，那麼黃子平是當代文學的「同齡人」。他1977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離開大陸，隨後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如今是中山大學（珠海）中文系的講座教授。他為人們留下最深記憶的事跡之一是，1985年他和錢理群、陳平原進行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論述框架，這一文學事件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研究。他們三人也因此被稱為「燕園三劍客」，黃子平更是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日前舉辦的「當代文學：形式與歷史——《灰闌中的敘述（增訂本）》線上新書分享會」中，洪子誠談到，他從黃子平這本書裡看到，我們不僅要關注文學文本裡說了什麼，而且「要特別關注怎麼說，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說」。他稱黃子平「把內容跟形式之間溝通起來，內容是一種有形式的內容，形式也是一種內容的形式，這一點給我印象很深刻」。
「灰闌中的敘述」究竟是什麼意思？為何對現當代文學研究如此重要？在這次線上新書分享中，除了洪子誠和黃子平之外，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上海師範大學師資博士後劉欣玥、北京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李超宇也給出了各自的思考。
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
從「鐵屋中的吶喊」到「灰闌中的敘述」
《灰闌記》是一個古老的故事，講的是兩個母親爭奪一個孩子，兩個人吵架到包大人面前，包拯靈機一動，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這就是「灰闌」。包拯讓兩個「母親」每人拉住孩子一條胳膊開始拔河，誰先把孩子拉出灰闌就把孩子判給誰。在爭奪中，親生母親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啼哭或者脫臼，就撒了手。最後，英明的包大人把孩子判給了放手的這個母親。
《灰闌記》的故事有很多改編版，德國作家布萊希特就寫有《高加索灰闌記》。黃子平從香港作家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裡看到，在灰闌中任人擺布和撕扯的孩子，突然開口說話了，他的心中所想讓包大人自以為聰明的斷案方法瞬間變得愚蠢而可笑。黃子平看到，灰闌其實無處不在，所有的敘述都處在這樣或者那樣的灰闌當中。
黃子平認為，西西小說走出灰闌的方法是援引圖書材料和新聞材料來給現實體驗做注釋。在他眼中，灰闌中的孩子說話，是為那些由高音喇叭發布的權威言辭所做的注釋。李超宇認為，「這種注釋可以稱為一種反注釋，即反過來的一種注釋，似乎可以對權威言辭有所消解。但是問題在於，灰闌當中，弱者的話語常常很輕易地被打發掉。即使是英勇的反注釋，也照樣會被納入法力無邊的大注釋圈中消失得無聲無息。」敘述好像雖然能在某種程度上突破第一層的小的包圍圈，但是無法突破更大的包圍圈，「就好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一樣。」
活動現場
但李超宇也看到，黃子平並沒有因此放棄敘述，他認為，在《<故事新編>：時間與敘述》一文中，有一節題為「敘述以反抗『絕望』」，不妨將之看成作者的一種自況。黃子平在文中說魯迅「比別人都更充分地把這一『敘述使命』跟個人的生命體驗融為一體，從而藉此在語言異化和歷史困厄的雙重危機中，探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生存的境況。敘述成為靜夜中的一種掙扎，成為『明知前路是墳而仍是走』的寫作實踐。」李超宇認為黃子平也是如此，即使被鎖於灰闌之中仍要敘述。
劉欣玥進一步分析說，「灰闌中的敘述」可以看作是魯迅的「鐵屋中的吶喊」在20世紀末乃至今天的迴響，兩者共同關涉了現代中國文學、現代中國人如何發出聲音、如何啟蒙、如何自救的這樣一個歷史命題。劉欣玥說，「鐵屋中的吶喊」在魯迅那裡更多涉及的是先覺者如何發聲，去喚醒沉睡在鐵屋中的老中國的兒女的命題。但是到了「灰闌中的敘述」，姿態變得更加溫和，同時不失清醒和堅守。「現在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渠道，但是我們很容易被調門更高、更強勢的聲音所席捲和魅惑，進而放棄思考。」正如在《灰闌記》裡，大家常常只看到斷案的包青天，看到兩個爭奪子女的母親的申訴，卻很少看到那個被爭奪的孩子也可以自己發聲。因此，「在這樣一個無往而非灰闌的世界裡，我們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幫助弱者發聲，還要去傾聽更邊緣、更微弱但是可能是更智性的聲音，學會對他們做出有效的聲援和回應。」
重讀、重寫、再解讀
李浴洋記得，黃子平曾經說過「所有的證據都在文本裡面」，他重視文本，對文本的態度是「既信任又不信任」。一方面對所有的文本首先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從正面看、從側面看、從背面看，看出文本的「秘密」來；另一方面，與同代的學者相比，黃子平的研究又體現出了一種對文本的執著，那些學者可能會直接使用歷史材料或批評材料，黃子平則始終「信任」文本本身。
對於這一評價，黃子平說，對文本的細讀在中文系或文學批評界一直發展得不夠。「我們太早地把『新批評派』的細讀方法超越了，或者說把它拋棄了，這是不對的。」他認為，一定要「重讀」，因為對一個文本讀一遍，是不會有什麼心得的。正如李超宇所說，正是通過「重讀」，黃子平發現了文本內部的矛盾、雜糅、曖昧之處，「把文本的縫隙扯得更寬一些，讓讀者看到性、宗教、江湖等範疇和革命歷史小說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甚至還可以用作家本人的創作談來解構作家的寫作。
《灰闌中的敘述（增訂本）》黃子平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02
劉欣玥提到，今天可以把《灰闌中的敘述》放在起源於80年代廣義的「重寫文學史」的思潮中去看待。「重寫文學史」最早是1988年上海學者王曉明和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主持的專欄，以當時的審美標準重新評價過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種文學現象。「重寫文學史」思潮在80年代出現還有另外的寓意，就是要找到一個全新的框架，使現代文學中被侮辱、被損害的人能夠重新發出聲音。
「重寫文學史」作為一個口號正式提出是在1988年，但是關於重寫文學史相關問題的討論和努力早在80年代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其中就包括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參與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挑戰曾經依附於政治史的文學史敘述，要求把文學史重新還給文學。
劉欣玥看到，雖然「重寫文學史」專欄只開了一年《上海文論》就關閉了，但是關於重寫的熱情和思考並沒有終止。劉欣玥認為，在一個整體的、更大的「重寫文學史」的脈絡中，黃子平每一步都沒有缺席。在這個大時代的文學研究的轉向裡面，黃子平曾經和一批他的同代學者共同關切著如何重新去組織文學史敘述的問題，他們之間的對話也構成了《灰闌中的敘述》的語境，「這本書也是在這個過程一步一步實踐出來的產物，是曾經非常貼近時代脈動的見證。」
《灰闌中的敘述》非常重要的背景就體現在「重讀」和「重寫」之中。黃子平說，其實重讀、重寫、反思、再解讀都是同一個意思。「這個幾乎就是80年代的一個潮流，表面上是一個動詞，反覆出現，但是它是一個思潮，對習以為常、已經沒感覺的東西，人們希望重新讀出它裡面的各種縫隙、各種內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