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國作家林語堂用嫻熟的英語寫成的作品《生活的藝術》在美國獲得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成功。
作者 王苗
林語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當年美國非小說類暢銷書榜第一名，就中國作家在美國的成就來說，這一紀錄前無古人，至今仍無來者。
無論是寫作還是參加各類活動，林語堂都自覺地賦予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他的一生輾轉旅寄，也可謂名副其實的全球徵途：十歲離開家鄉後，從廈門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國門到美國到法國再到德國，短暫回國後又定居美國和法國長達三十年，晚年輾轉新加坡又移居臺灣和香港。
如此種種，讓林語堂在現代中國作家中成為非常獨特的存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錢鎖橋看到了這種獨特性。作為同樣處於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帶的中國學者，他想寫一部「智性傳記」，不僅僅從史料中爬梳出一個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試圖還原出兼具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於是有了這一部《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踏東西文化」的使者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林語堂對自己的評價，也是後世談林語堂時最常引用的句子。不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這位腳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處的位置與他關注的事物卻常常並不統一。
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鄉土社會，但因父親是牧師，所以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學有所成後，他到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書，但卻羞愧於自己作為中國人不懂中國文化而開始潛心學習傳統知識。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他又極力倡導國民精神之歐化，借用西方尼採筆下反傳統大師查拉圖斯特拉之口來闡述他對中國文化的批評，即以西方精神來呼喚中國人之「精神復興」。
林語堂最負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藝術》關注中國人的生活藝術及其文化精神，但卻是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紐約完成的，將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介紹給當時渴望了解中國的西方讀者。1942年，二戰正酣，林語堂又在美國編撰《中國印度之智慧》，試圖用「東方智慧」來應對當時世界的困境，尋找和闡發一種和平哲學。再到戰後的1948年，林語堂赴歐洲巴黎擔任聯合國職務，又將目光投向了自己剛剛離開的大西洋對岸的美國，編撰《美國的智慧》，從美國智者的作品中打撈那個曾經很有活力如今卻逐漸式微的「美國夢」，為現代世界文明發展提供力量源泉。
林語堂這種特殊的寫作路徑並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斷與清醒覺知之下做出的自覺選擇，是在用望遠鏡與顯微鏡同時觀察東西方文明。與書寫對象拉開一定的距離，將其對象化、客體化，這使得他能夠更加清晰地把握書寫對象的核心要義，從中提取中關鍵部分來為當下的現實問題發聲。長期浸淫在一種文化環境中的人，很難對自身所處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觀的評判，沒有機會接觸外來事物，也讓一種文化越發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時，一個新鮮的、生動的、充滿激情的「他我」恰能成為最好的鏡鑑，映襯出原有文化的長處與弊病，讓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發出全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風雲變幻，也日漸聯繫緊密，中國「開窗放入大江來」，知識界渴求來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發現和定義東方。林語堂是在中國長大的知識分子，有足夠的本土生活體驗，同時兼具西方知識背景，能夠以地道的英語交流、寫作。歷史選中了他來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沒有辜負歷史。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
林語堂對現代中國文化的貢獻之一是他引進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舊傳統的規訓與束縛，找到一種自由寫作與自我釋放的方式，以無形之力達有形之功。林語堂解釋，幽默不是嬉皮笑臉，而是冷靜超脫地對人生給予同情和理解，以寬容的態度笑對人生的悖謬。「幽默」這一現代漢語新詞正是由林語堂音譯敲定，它成為中國人常用詞的過程，也恰恰是我們逐漸接納西方文化的過程。
《生活的藝術》出版後，被美國文化界頗負盛名的「每月讀書會」推薦為「當月之書」，評審委員會主席這樣說：他用對中國文化精髓的親身體會和提煉來對照我們美國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區別在哪兒。林語堂讓美國人重新發現了中國，一個不同於以往「中國通」眼中的落後、扭曲、籠罩在西方價值觀之下的中國，還讓他們意識到自己這種被成功欲望裹挾的生活，也許正需要中國人那種睿智而快樂的哲學。
站在一種文化中用歷史長焦觀察另一種文化，讓林語堂獲得了與眾不同的視野，但也存在某種危險：以先入為主的思想美化書寫對象，使其帶上強烈的個人色彩。不過，林語堂並不糾結於此，他從沒想過以科學的方法去為一種文化釐清概念、梳理脈絡，使之成為符合邏輯的體系。他說：「我寧願做我自己」。
這種「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寫作姿態，也是他一以貫之的哲學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確認現實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吾國與吾民》到《生活的藝術》，他用個人的筆調傾談中國人的人生哲學，講穿衣吃飯、花鳥樹木，講藝術與宗教、幸福與離愁，講現實與夢想、自由與尊嚴，每一著筆，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本身。林語堂說，中國哲學首先把生活看成一個藝術整體，它要求人們有意識地回到簡單，並提倡一種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藝術中自有一種藝術的生活。
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林語堂試圖將「文化中國」和「戰時中國」兩個迥異的形象相結合，創作了《京華煙雲》，以小說的形式具體展現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國人民的可親可愛襯託日本軍隊的殘酷野蠻，顯示出戰爭摧毀美好人生的惡劣無道，內蘊仍是中國人的生活哲學。
東西方共建的和平哲學
二戰期間，身在美國的林語堂掛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戰爭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他的批評焦點從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轉向對整個世界現代性的普世批評，由一個「中國抒情哲學家」成長為「自由主義跨文化哲學家」。他以引入印度經典來闡釋東方哲學的本質是人的哲學，關注的是人際關係和人文價值，而不是由條理清晰的邏輯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隨後更進一步，他輯錄美國文化名著彙編《美國的智慧》，將其做成真正探討生活問題的美國思想精髓選。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為人類的內在與外在生活點明秩序與輪廓、希望與和諧」。他認為，一種世界和平哲學必須由東西方共同創建，這種和平哲學的本質，是對人的尊重，對人性的理解，對人生的關切。
我們所熟悉的林語堂的文字是輕鬆幽默、率性灑脫的，如同「坐在火爐邊和我們清談人生故事」，後來發展出精美雋永的「語錄體」寫作。他信手拈來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種「既辛辣又溫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歡快又嚴肅」的筆調娓娓道來。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說都讓人感到親切，充滿了人情味。但這種文風並不僅僅依賴於他閒談的語態和閒適的筆調，更來源於其深層的思想本質。他認為，偉大的文學都旨在穩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學要為我們扮演生活闡釋者的角色。他反感將哲學科學化或是玄學化，他認為「哲學應該是一門藝術，要把世事化繁為簡」。林語堂作品的精神內核始終是對人和生活的關注，他的思想藉由揣摩現實人生得來，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體可感的、活潑生動的生命哲學。
正因如此，當二戰將人與人生一同摧毀，彼時流行的地緣政治學說和經濟學將人不再視為人，林語堂不由得暴躁起來。他寫下：「這世界上如果說有一件事讓我充滿變態的虐待衝動，那就是狗屎般的『經濟學』。」他稱用霸權和武力碾壓人性的地緣政治學為「血腥地球學」「道德賣淫」。大概歷史上從沒有人像林語堂這樣，作為一個在美中國學人，如此尖銳強烈地抨擊西方戰時政治及現代病。美國人感到困惑，那個溫和儒雅的中國哲學家怎麼突然變成了一個辛辣的大嘴巴「牛虻」？他對西方現代性的批評與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種能夠理解人、關注人生的和平哲學。
晚年的林語堂似乎在完成一種回歸，重新發掘童心，也重新發現耶穌。他將自己小時候的照片剪下來，和兩個外孫的照片拼在一起，稱為「三個小孩」。在妻子買菜歸來時，他和兩個外孫一起衝上去將妻子圍住，笑鬧不斷。也許，他正是在孩子身上發現了純粹無礙的「人」的本質。他從耶穌的教誨中看到了指向光明的正面向上的引導，和儒道學說有彼此交融之處，充滿了愛和關懷，既溫柔又堅定。在林語堂的眼中，耶穌此時成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奉獻的榜樣，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回歸孩童與耶穌，也是他為自己最後找到的「成人」之道。
在林語堂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以七旬高齡，夜以繼日地工作，將全部精力都花在編撰《當代漢英詞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損。詞典成功出版，他喜形於色，說：「我工作完畢了！從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間遊走一生，林語堂視編撰一部適應現代需要的漢英詞典為終生抱負，也許，正是想通過最後的努力，為後來人打開一扇溝通中西的窗吧。
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奇人，他「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在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和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上無人能及。林語堂出身於福建漳州山區貧寒多子的基督教牧師家庭，讀的是基督教會辦的小學和中學，從小熟悉《聖經》和基督教文化。大學也是讀的「洋派」的上海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大學是當時公認的學習英文最好的學校。林語堂在那裡品學兼優，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洋派」精英青年流行的打網球、打棒球，參加學校的足球隊、划船隊……接下來，林語堂的人生軌跡也是「洋派精英」的：出國深造、擔任大學教師、寫書、辦雜誌、當學者，甚至做官、參政……
但是林語堂成就最高、最被後人關注的則在於其在文化交流上的成就，他在國外用英文寫作了《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等描寫中國的小說，還有《吾國與吾民》、《大城北京》等介紹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思想的著作；並把孔子、老子、蘇軾等中國文化名人介紹給西方世界，受到西方世界的關注和好評。因為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還曾經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而這一切，又不是一個普通的英文極好的「洋派青年」所能做到的，必須有豐厚的中國文化根底才行；而能寫出《京華煙雲》、《大城北京》等的描寫北京風土人情、精神風骨的作品，又必須對北京非常熟悉方可。
「北京的一瞬」
《京華煙雲》的英文原名是Moment in Peking，北京的一瞬；中文翻譯得也好，尤其「煙雲」二字，在漫長的歷史流程和風起雲湧的社會變革中，某些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不過如一縷過眼雲煙罷了，雖氤氳過，絢爛過，但又充滿虛空和無力感，縹緲過後，惹人無限唏噓感慨。
林語堂的小說一向被影視改編者熱愛，《京華煙雲》、《風聲鶴唳》都曾經被改編成電視劇。不過我始終覺得，《京華煙雲》的骨架子是姚木蘭、孔立夫、曾蓀亞等人的情感糾葛、人生經歷和他們生存的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而小說的血肉和靈魂則是北京的風情、北京的精氣神、北京的內在底蘊——這一切，又是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思想在幾個北京家庭和幾位北京人身上體現出來的。《京華煙雲》的故事從庚子事變到抗戰爆發，貫穿了幾十年，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和中國人在其中的掙扎沉浮，通過各種社會大事件和生活小細節表現出來，不疾不徐，錯落有致，儼然一幅包羅萬象的世態風情畫卷。
《京華煙雲》包含著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美好想像和體悟，在看似對平淡無奇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蘊含了對閒適自然、大度寬厚、從容典雅的北京精神和中國文化的讚美和期許。正如林語堂先生在小說自序中說的：「本書對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既非維護其完美，亦非揭發其罪惡。因此與新近甚多『黑幕』小說迥乎不同。既非對舊式生活進讚詞，亦非為新式生活做辯解。只是敘述當代中國男女如何成長，如何過活，如何愛，如何恨，如何爭吵，如何寬恕，如何受難，如何享樂，如何養成某些生活習慣，如何形成某些思維方式，尤其是，在此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塵世生活裡，如何適應其生活環境而已。」確實，道家的「自然」理念貫穿小說始終，除了貪官豪紳出身的牛素雲一家的跋扈與墮落，其他人並非大奸大惡，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狀態的呈現，但細細咂摸起來，非常有韻味。
女一號姚木蘭愛慕胸懷大志、具有卓越品質的孔立夫，但是對於家中將她許配給資質平平的曾蓀亞，她也坦然接受了，並能把一腔情感傾注在丈夫和家庭中，料理整個曾家，擁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從一個美少女變成了美少婦。而她與孔立夫間一直是一種惺惺相惜的知音知己之情，對於孔立夫與妹妹的婚姻，木蘭發自內心地祝福，沒有任何非分之想。當孔立夫被捕時，木蘭女中豪傑一般，入虎穴將孔立夫救出，對如此「敏感」事件，四個年輕人之間也毫無芥蒂和牴牾。曼娘與曾家長子曾平亞從小訂婚，出於對社會禮教的遵從，兩個真心相愛的少男少女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份美好的情感。但曾平亞相思成災，曾家讓曼娘與平亞結婚衝喜，曼娘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病重的曾平亞心懷著美好去世了，曼娘獨守空閨，像深谷幽蘭一般地生活著。在曼娘與平亞的悲劇故事中，看不到對扼殺人性的封建舊道德、落後習俗的血淚控訴，反而在彰顯一種「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中國式的情感模式，純真無邪、略顯壓抑，甚至帶著一絲悲情的色彩。而木蘭的哥哥姚體仁的墮落與放蕩不羈，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姚體仁與家中的丫鬟廝混，並生下孩子。這一不光彩的事件不為姚家所接受，在與家庭決裂後，他過上了浪蕩公子的生活，揮霍無度、靈魂麻痺、吸食鴉片……但後來，姚體仁醒悟了，回歸了家庭，那不光彩的與丫鬟生的私生子也長成了一個典型的姚家式的如玉的美好少年。
所以我總是覺得，《京華煙雲》是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古老中國的文化、精神和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們生活之美好的詩意作品。雖然他們生活在中國最動蕩的年代，但是積澱了幾千年的美好並不會在社會急速變化中土崩瓦解，而是貫穿和流露在日常生活和言行舉止中的各個細節中，並一代代傳承下去。似乎可以這樣說，《京華煙雲》是不太適合拍成影視劇的，因為它溫潤的文化氣息是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風起雲湧的社會只是一個大的背景，與故事主線和人物生活還有一定距離。所以小說的故事衝突都比較淡，且被掩蓋在濃鬱的詩意氛圍中。
我甚至覺得，《京華煙雲》可以看作《大城北京》的小說版，把北京的精神、北京的四季、北京的街道和城市布局、北京的各種藝術、北京人們的生活和信仰等等悉數穿插在人物的日常生活情趣中。所以《京華煙雲》中對北京各種細節的表現可以說到了極致：姚木蘭等人去後海喝茶、看水，去香山登高，去隆福寺逛廟會，去琉璃廠買書，去逛公園，去戲園子聽戲……而為了突出小說的現實感，作者也把很多北京真實的情景放入小說中，如著名語言學大家傅增湘先生是孔立夫和姚木蘭的好友，守舊大師辜鴻銘驚世駭俗的言論出現在了一場觀影中，孔立夫等人關心時政，木蘭的一個女兒還死在了「三·一八」學潮中……正是這些與北京相關的細節，使整部小說充滿了血肉和氣象，具有了讓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魅力。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