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本章是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崇德辨惑的問題，孔子對「崇德」、「辨惑」這兩者分別予以回答。在《論語》中這是孔子與其弟子一般化的教學討論方式。崇，充也、高也，增長。辨，別也。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別其疑惑。 孔子答覆說，「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意思是以忠信為主，忠信是德行的根本。孔子曾說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戶人家的小地方就能找到像孔丘那樣忠信的人，但是沒有孔丘好學。孔子在這裡介紹了自己成聖的方法，就是一個人忠信的根本立好了，再加上好學，就能成聖人。當然一個人一直保持忠信的品德，達到孔子「好學」的標準也很難。徙義，徙是遷徙，義者宜也，要按照合理合法的事來辦。為人做到了忠信，做事又很合義，這就是崇德。
孔子解釋辨惑時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迷惑起於心，人心的迷惑很抽象，所以孔子老師舉了個例子，說喜好一個人，你就希望他活下去，有一天突然改變了，厭惡他了，你又希望其死。其實生活中有很多夫妻之間就是這樣，剛結婚時親密無間，愛之欲其生，都希望白頭偕老；以後有了矛盾雙方吵架起來，惡之欲其死，什麼難聽的話都有。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就是迷惑，孔子舉這個例子舉得很形象，讓人一聽就知道什麼叫惑了。所以劉寶楠引丹徒君《駢枝》：「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笮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
明末的蕅益大師深悟孔顏心法，他在《註解》中說，「四個其字，正顯所愛所惡之境，皆自心所變現耳。同是自心所現之境，而愛欲其生、惡欲其死，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非惑而何？」他講這四個其字，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正顯出所愛所惡的境界，這個境界是從哪裡來的？境由心造。一個人所愛所厭惡的想法，全是人的心發出來的。同樣是由同一個心所發出來的，又何必要去愛、惡？所以有愛、有惡，這就是迷惑。心本身是一個虛幻的，那個境界也是虛幻的，你迷在當中把它當真了，那你不就是惑嗎？
本章最後一句，「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出自《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是妻子對喜新厭舊的丈夫斥責之語，意思是：你不貪圖富有是事實，不過只是你的心移情別戀了。《朱子集注》裡引程子的話說這兩句話是錯簡，可能是古人用竹簡抄錯地方了，放在這裡上下文不連貫，就沒辦法解釋了。而李卓吾先生的《四書評》裡說，這兩句詩放在這正好，這兩句詩來證明迷惑這個意思。程子說，「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這兩句詩諷刺齊景公死的時候有一千輛的馬車，但是這樣的富又有什麼用？當然，這也是迷惑。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語·顏淵》21處，樊遲也向孔子請教崇德、辨惑，孔子在那裡的回答與此章內容不同：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處問答的背景關乎魯國與齊國的關係，以及魯國上下僭亂的現實，因此樊遲之問，與政治現實和政治實踐關係密切。
孔子的回答正是針對這樣的背景而發，如此以來，就與回答子張崇德辨惑之問有著顯著的差異。孔子回答子張問崇德時，特別強調先立其本，即確立內在德性，然後才落實到具體的事務上（徙義），而孔子回答樊遲之問崇德則直就具體事務而發，此乃聖人著急於政治現實的混亂，不得不如此也。後面對「修慝」、「辨惑」之問的回答亦是如此。另外，從弟子子張與樊遲各自的性格特點上來說，孔子的回答亦是與其相符合的，子張專務於外，孔子提醒他要注意內在德性的修養，樊遲性鈍，在孔子弟子中算是較為愚鈍的了，並有「問稼」「問圃」這種被孔子所厭惡的問話，雖然亦有「問仁」「問知」之類，但孔子對他的回答往往亦是注重於事（愛人、知人）而非是針對樊遲自身的德性養成，此固在於孔子相當了解樊遲的智識層次，說白了就是孔子知道對樊遲這樣的人說多了他也不懂。
但子張就不同了，子張很聰明，只是治學的路子有點偏差，導致後世荀子說子張是「賤儒」，因此孔子有意糾其偏。當然，對於「辨惑」之問，孔子對子張的回答和對樊遲的回答，雖言辭稍異，但含義卻是相同的。不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這恰是針對魯國政治現實的混亂局面而發的，但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這種說法相同的是，都強調「惑」之起於人的情感的不節制。
本章孔子談的主要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問題。他希望人們按照「忠信」、「仁義」的原則去辦事，否則，感情用事，就會陷於迷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