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案要案紀實：失控的精神病人安利波

曾在滬兩度行兇，遣返回鄉未得到公安、民政部門監管，再次赴京行兇

　　2012年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持刀砍死一美國籍男子，動機不明。安利波，黑龍江肇州縣豐強村村民，35歲，無業。

　　這並非安利波第一次行兇。一年前，他曾兩次在上海持刀行兇、搶劫，後因診斷為精神分裂，作案時為發病期，無刑事責任能力，被遣送回原籍。

　　一個已確診的精神病患者，有危險傾向，卻並未得到居住地政府方面足夠的照料和監控，直到再度離家並犯案。

患病前的安利波。

　　安利波行兇的背後，是當地對精神病人監管舉措和制度的缺失。事件發生後，當地派出所所長已被免職，部分警員被停職。

　　安利波再次成為新聞人物。

　　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捅死一名美國籍男子。

　　這位黑龍江省肇州縣豐強村村民，無業，因一年前在上海的搶劫而被村裡人熟知。安利波隨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由上海警方送回老家。

　　在家鄉的一年裡，安利波本應被相關部門嚴加看管，並定時回訪，但家人、村子、縣民政、警方……這一系列責任人卻因各種原因缺位。

　　這個危險的精神病患者最終離開家鄉，來到北京。他再度掏出刀子。

　　在京持刀殺人

　　7月11日，安利波和一名外籍男子迎面相遇時，掏出菜刀砍中對方頸部致其死亡

　　7月11日15點20分左右，安利波出現在北京大柵欄地區的取燈胡同。

　　據媒體報導，安利波和一外籍男子迎面走來，兩人在胡同東口公廁旁相遇。安利波掏出菜刀，砍中外籍男子頸部。外籍男子趴倒在地，鮮血不斷從頸部濺出。

　　附近居民稱：砍人者隨後順著胡同向西跑去。整個過程只有半分鐘左右。民警很快封鎖現場，搜尋砍人者。

　　警方隨後查明，被砍死亡的男子姓Mills，62歲，美國人。

　　據北京警方通報，安利波於7月11日凌晨乘坐火車從原籍到京。安利波的父親和豐強村村民最後見到他，還是事發前一周。

　　出發的那天，安利波跟家人嚷嚷著要去大慶打工。

　　他的父親安繼富默許這一要求，並要送他。安利波生了氣，他情緒大變，漲紅臉喊了句「送啥送啊」，轉身出了家門。

　　曾有村民看見安利波穿戴整齊，急急地往鎮上的方向走，看起來與常人無異。

　　村幹部和當地派出所也並沒有監控到，一個有過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要出遠門了。

　　村裡沒人知道安利波去了哪裡，直到警方前來調查，安繼富才得知兒子殺了人，還是在相隔千裡的京城。

　　曾因搶劫押送返鄉

　　2011年2月安利波在上海兩次持刀行兇、搶劫，司法鑑定診斷其患精神分裂症，案發時無刑事責任能力

　　這並非安利波第一次持刀行兇。2011年8月上旬，安利波的姐姐安利英將他從大慶市豐樂鎮派出所領回家，安繼富見到了久未謀面的兒子。

　　安利波套著一件灰衣服，「精瘦精瘦的」，「賊溜溜」地看著安繼富，不言語，也沒叫爸爸，徑直走進了屋。

　　安繼富一直用「賊溜溜」來形容兒子回來後的眼神：「不正常，像在盤算，帶著點兇。」

　　1994年，初中還沒有畢業的安利波離開老家，到上海工作。從1994年到2011年，安利波一直在上海，只偶爾回鄉探親。在大城市的他被村裡視作「能人」。

　　但2011年8月，當地派出所給安繼富打電話，說安利波當年2月在上海兩次持刀行兇、搶劫。接著上海市閘北分局的刑警將安利波送到了肇州縣公安局豐樂鎮派出所。

　　在上海閘北分局刑警帶來的書面資料中，有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司法鑑定出具的《司法鑑定意見書》。該意見書對安利波的精神狀態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作案時及目前為患病期」，對其刑事責任能力及受審能力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和無受審能力」。

　　安利英去派出所接安利波，臨出門，她記得派出所的民警囑咐自己好生看管弟弟，別讓他再惹事。安利英將弟弟送到了父親那裡。

　　安繼富腰椎間盤突出，腿腳不靈便，沒法種地，只能替人看林子過活。安利波也被帶到離大慶10多公裡的林場。

　　在林場，安利波開始顯露出更多的問題，他跟安繼富抱怨，說自己一宿一宿睡不著覺，「腦瓜一直嗡嗡響」。

　　此時，村裡還沒有人知道安利波因搶劫被送回老家了。

　　戶籍地警方監管缺位

7月14日，安利波的父親安繼富說，他對照管兒子有心無力。

　　安利波父親稱，當地公安機關未對兒子定期回訪，事發前，警方只接觸過其一次；安利波殺人後，當地派出所所長被免職

　　2012年春天，安利波隨安繼富回到豐強村，給兄嫂的20畝地幫忙，自此出現在豐強村村民的視野裡。他在上海持刀搶劫的事情，也在村裡傳開。

　　不久，安利波的古怪開始顯露，村民看到他在村裡漫無目的地穿梭，垂著眼，罵罵咧咧，毫無理由地和村民吵架、打架。通常都是安利波先罵、先動手，可當對方還擊時，他往往又會逃走。

　　安利波的出現攪動了整個村莊的平靜，許多村民見到他都躲著走。

　　《黑龍江省監護治療管理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條例》規定，經鑑定確認為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的，由該精神病人所在地的縣（區）級以上公安機關填寫《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入院審批表》，報主管公安機關批准，送安康醫院治療和管理。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司法鑑定出具的《司法鑑定意見書》已被當地警方收回，閘北分局、大慶市公安局和當地派出所也均未回復記者的詢問，因此無法確知安利波是否被鑑定為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

　　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表示，作為一名有過持刀搶劫經歷的精神病人，安利波有著相當大的危險性。

　　然而當地警方並沒有採取相應措施。曾有村民因安利波的危險行為要求派出所出面管理，但並未得到回應。

　　大慶市公安局稱，安利波被送回後，豐樂鎮派出所民警將其轉交給其家屬和村幹部，要求他們對其嚴加看管，固定的監護人是其父親和村幹部；公安機關定時回訪。

　　村幹部否認了大慶市公安局的說法。7月15日，豐強村村支書徐建國告訴新京報記者，村委會並不知道安家的狀況，而派出所也並未告知有精神病人回到村裡。

　　安家人稱，不論是村幹部監管，還是警方的回訪，都不存在。這一點也得到了其他村民的證實。

　　就在事發前一星期，安利波還和村裡人「幹了一仗」。

　　同村一位坐輪椅的村民付振波在路邊上乘涼，安利波路過，看了他一眼，隨即開罵。火大的付振波回罵，安利波轉身離去，隨後帶著一個鐵鍁回來，向輪椅上的付振波衝過去，但被圍觀的村民一把拉住。

　　在110趕來之前，安利波已經被付振波的本家兄弟們打了一頓。安繼富記得，派出所民警直接將安利波送回了家，交代了幾句，要求他好生看管就離開了。

　　「我怎麼看?他這麼大個人，我整不住他。」安繼富抱怨道，但這些話並沒得到在場民警的重視。

　　安繼富告訴記者，這是事發前當地警方與安利波的唯一一次接觸。對此警方沒有回應。

　　當地警方只告訴記者，安利波在京殺人後，當地派出所所長被免職，部分警員被停職。

　　民政部門毫不知情

　　政策規定，民政部門等應加強對精神病人管理，當地民政部門說公安機關未通知他們

　　即使安利波並未被確診為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他仍要接受嚴格的監控。

　　《黑龍江省監護治療管理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條例》規定，確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監護人負責對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醫，而其所在的居委會、村委會以及衛生、民政等部門都應加強對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療，預防其危害社會治安。

　　安繼富也曾將治癒兒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當地政府能出點錢給他治病嗎?或者管管他。等他好了，再打工還錢給國家。」安繼富說。

　　這種救濟的渠道本已開通。截至2011年8月，黑龍江省已設立哈爾濱、大慶等七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示範區，並指定了7家公立醫院和基層衛生機構一同承擔危險行為重性精神病病人應急處置任務。

　　按照《黑龍江省2011年公共衛生專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實施方案》規定，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指定醫院和鄉鎮衛生站需要將其信息記錄在冊，並進行每年四次的隨訪管理，同時有藥物、住院治療方面的費用優惠或補助。

　　按照程序，進入這樣的精神病院，應由豐強村村委會將名單逐級上報至肇州縣民政局，由民政局申請，經市級民政部門批准後，由規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這些均與安利波無關。儘管村民大都知道安利波存在精神問題，但豐強村村支書徐建國堅稱，他是今年7月看到新聞才知道安利波在北京殺人，此前並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豐樂鎮民政科工作人員也稱他們不了解安利波的情況，因此也無法幫其申請精神病示範區的入院優惠。

　　「安利波是戶在人不在，且當地派出所也沒有告知他的情況。」豐樂鎮民政科工作人員說。

　　肇州縣民政局也稱，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但即使民政局得知，安利波也很難入院接受治療。

　　肇州縣民政局救濟科介紹，能夠收治精神病患的醫院床位十分稀缺，申請後需層層審批通過，這是一段較長的等待時間，除非病患確診有較大社會危害性。

　　對於這些可能的救濟手段，安繼富無從知曉。

　　在李玫瑾看來，對於安利波一類有過危害社會行為的精神病人，儘管司法量刑從輕，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後續的監管卻無法跟上。

　　「因為缺乏強制性的法律法規，相關部門可做可不做，一旦此類人回家，基本就失控了。」李玫瑾說。

　　無力的最後圍欄

　　兄嫂沒有時間，父親沒有精力照顧一個成年精神病患者，安利波的離家也未被阻止

　　在公安機關的監管和民政部門的救助缺位後，安利波的家人成為看管他的最後一道「圍欄」。

　　但對安家人來說，安利波的回歸給家庭增添了難以承受的負擔。

　　「我們沒法一天24小時跟著他，也沒法一直養著他。」大嫂季亞娟說。

　　季亞娟和丈夫過著候鳥式生活，農閒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家種地，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弟弟。

　　願意管安利波的只有他63歲的父親安繼富，但他已力不從心。他曾打算把安利波送到私營精神病院治療，但一年至少6萬元的醫療費令他止步。他一月只有幾百塊錢的收入。

　　在回大慶後的一年時間裡，安利波也曾多次前往大慶城區打工，一去就是20多天，替人送水、跑腿，幹些體力活兒。

　　這些行為得到了家人的默許。「想管也管不了，攔不住他。」安繼富說。

　　某些時刻，安繼富又覺得兒子已痊癒了，是正常人。

　　在大慶看林場時，他曾帶安利波一起去附近的淨覺寺玩。寺廟裡的功德箱裂了縫兒，幾枚一元、五角的硬幣漏了出來，安繼富蹲下去要撿，被安利波一把拉住：「別人的錢，怎麼能要?」

　　但這些平靜時刻轉瞬即逝，因為未接受治療和服用藥物，安利波時常進入焦灼、狂躁狀態，還經常有幻聽。

　　幾乎每個夜裡，安繼富都能聽到安利波輾轉反側的聲音。安利波還抱怨：「總覺得後邊有人在攆我似的。」

　　安繼富對此並未十分在意，他將原因歸結到兒子不能自制。他反覆告誡安利波：「你有病，你的大腦，得控制點，不能老瞎想。」

　　但安利波急了起來，嚷嚷道：「你說我怎麼控制?」

　　7月14日，安繼富向新京報記者回憶起這些安利波犯病的印跡，他後悔自己沒多照顧兒子一些，並讓他輕易離家到外地去。

　　他清楚地記得兒子離開家時的情景。

　　安利波拎著大紅色的旅行包，「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了，像再不打算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