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字圓庵、援庵，廣東江門人。他是中國近現代在歷史研究方面少有的國際著名學者。陳垣先生去世已經50多年了，在21世紀，他所留下的豐厚的史學遺產可以斷言還是會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高山，陳垣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史學的高峰。論述兩位先生學術的文章很多，我看過一些，這一篇寫的是有關學習陳垣先生治學的幾點體會，也是自己讀書思考之後的感想。
一．陳垣先生治學的重要特色是「根柢之學」。歷史研究是有其科學性一面，在這一面，歷史學容不得半點含糊。陳垣先生被稱為20世紀中國史學考據學方面的代表人物，辨偽了大量人們習以為常的錯誤知識，其考據之功力，陳寅恪稱其是自錢大昕以來所未之有也。我們看到的陳垣先生寫的文章很多都是以考命名的。如《元也裡可溫教考》（1917年）、《開封一賜樂業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國考》（1922年）這就是古教四考。下面舉三個例子說明陳垣考證的功力。
1917年，陳垣先生已經37歲，此時他並沒有寫作一篇歷史論文，他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裡可溫考》即奠定其在史學界的地位。
陳其泰教授說：「陳垣《元也裡可溫教考》一書著述的緣起是，他從元代重要典籍《元典章》中發現其所載多處均有「也裡可溫」的詞語，因而首先明確揭示出其著述之宗旨：「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認定元史之也裡可溫為基督教，然後搜集關於也裡可溫之史料，分類說明之，以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作者在廣搜史料、精審考證的基礎上，對元代也裡可溫教做了系統的研究，從多角度再現其歷史面貌。全書十五章，論述的主要內容包括：也裡可溫教士的東來；也裡可溫之戒律；也裡可溫人數之推想；也裡可溫人物之大概；也裡可溫徭役之蠲免；也裡可溫租稅之徵免；政府對也裡可溫之尊崇等。如第三章「也裡可溫之戒律」，論證也裡可溫的宗教儀式，這是證實它確為元代宗教，辨正《元史·國語解》《續通志·氏族略》和《元史·氏族表》中以也裡可溫為「部族」之誤。該書勘破了自元朝滅亡之後五百餘年間難解之謎，所論均有確切根據，盡顯陳垣善於繼承乾嘉先輩治史精良方法而又後來居上的特色。該書著成之後，「不但引起了我國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國際學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視。
詳見陳其泰：《陳垣先生學術成就的時代意蘊》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一期
「也裡可溫」是《元史》中經常出現的詞語，很多人不知道這是什麼，陳垣以紮實的考據論證出了就是基督教。並辨偽了人們長期存在的錯誤說法。陳寅恪也曾辨偽國史中很多人們習以為常的知識，尤其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教義的演變和轉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史學二陳」的心心相惜是有原因的，即他們都屬於博識通人。他們的知識水準，屬於頂尖層次。
中國人民大學的牛潤珍教授在一次演講中介紹了陳垣與梁啓超就玄奘出遊年份的辯論。事情起因於梁啓超於192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中第五章欲研究唐代高僧玄奘一生學業進步行跡，廣集資料以作年譜。梁啓超通過對《于闐表》中「不合邏輯」部分的推理，認為玄奘出行不應該是舊說貞觀三年，而應是貞觀元年，並查閱多本文獻，以「貞觀三年並無霜害」與《續高僧傳》情況不符為佐證，同時指出「葉護亡於貞觀二年」，不可能「三年接見玄奘」，進一步確認舊說為誤。1924年陳垣發表文章反駁梁啓超，認為玄奘出行確為貞觀三年。陳垣廣泛收集材料，並從《新書·五行志》等書中找出「三年亦有霜災」的反例，並引用史料價值更高的《通典》、《舊唐書》、《冊府元龜》等材料，得出「統葉護亡於貞觀元年，肆葉護三年即位」的結論，認為此與史料記載並不矛盾，又通過考證李大亮的行蹤，進一步推翻梁啓超的觀點。（詳見http://rwxy.cupl.edu.cn/info/1213/5323.htm）
梁啓超作為民國時期的思想界巨子，影響力很大。但是在學術研究中也會把「統葉護」當成是「肆葉護」。這一則考證深深影響了後來的文獻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餘嘉錫，餘嘉錫後多年追隨陳垣。
劉家和教授曾經回憶一段往事：劉乃和寫給劉家和一封信「你作的顧亭林論文，陳校長看見了。很高興，很是誇獎你。但中間引用了《日知錄》卷十八『心學』條有『愚按心不待傳也』一段，此段連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書其所見如此』，都是《日知錄》引《黃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間為黃汝成《集釋》隔斷，遂易誤為亭林之文（黃汝成就是如此誤會）。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實是黃東發自稱，非亭林也。囑轉告你，改正為幸。他又說，這就是古書不好讀的一個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號，故有此弊。」劉家和說：把黃震的「愚按」當作是顧亭林引《黃氏日抄》文後的按語，這一引證錯誤，只要不核《黃氏日抄》原書，可以說是很容易犯的。黃汝成作《日知錄集釋》，參考了顧氏以下，道光以前學者研究《日知錄》中研究過的問題的著述，數近百家，可謂研究《日知錄》的權威，猶未能免此失誤。可是先生活於黃汝成百年之後，竟然隨手而正黃氏之失至如此精細的地步，其治學之精，記誦之博，怎能不使人五體投地！
（詳見http://iam.njtech.edu.cn/info/1042/4133.htm）
陳垣先生有一句經常跟學生說的話就是「人實誑汝」，很多人以為歷史研究是很容易的事情，歷史學就是背書，這其實是一種相當錯誤的觀點。這一點我覺得陳寅恪也有類似的或者相同的地方，對於文本他們是持懷疑態度的，絕不是展示出一個文本就認為這個文本是真實的，他們之所以能進入學問的高深層次，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從事學術活動是有原因的。
以上舉了三個例子說明了陳垣先生能解決幾百年人們認識不清晰的問題，如也裡可溫。可以以清晰的證據贏得與梁啓超的辯論，也能很精細的指出一個求學青年的問題。
那麼陳垣先生是如何做到了，很多人對此都有論述，大體上來說，陳垣沒有師承。他的學術成就都是建立在自學的基礎上，他的父親在當時是比較有錢的，所以他能在少年時期就閱讀很多書籍。他以張之洞《書目答問》為學習的最初入門書籍，在目錄學方面大體上對中國古籍有熟悉。後來又多次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中國古代典籍有了概括性認識。陳垣治學善於總結歸納學習方法，他在年代學、避諱學、校勘學和文獻學方面都有建基性貢獻。至於陳垣運用史源學的方法教育後學，從根柢上從事學術研究，辨別識別大量人們習以為常的錯誤知識，顯示出其把歷史學的相當一部分做成了科學。所以伯希和認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最高權威是陳垣先生。桑原騭藏說陳垣是尤為有價值之學者。
二．簡潔清峻的文風。陳垣先生寫文章有一個特點就是，短小精悍。他最滿意的一部作品之一《元西域人華化考》，全書7萬多字，徵引文獻210種，涉及人物168人。他寫的文章很多不能刪除一個字。他與陳寅恪以及胡適的通信，極為簡潔，無有贅餘。在今天大文章滿天飛的時代，陳垣的文風尤其值得發揚。啟功說：「陳老師對文風的要求是極端嚴格的，字句的精簡，邏輯的嚴密，從來一絲不苟。」陳垣說：「寫文章應當像顧炎武的《日知錄》，一字一句能夠表達就不要再寫出第二個字第二句話。」後來陳垣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我以為，發表的文章，最低要求應當：一、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二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三，閒話不說或者少說。」陳垣自己發表文章非常謹慎，寫成之後經常請朋友指正錯誤，放一段時間後再看；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強調「竭澤而漁」。
三．勵耘精神值得繼承。陳垣的書屋叫「勵耘書屋」，一方面是為了紀念他的父親，另外也是以此勉勵自己。他常年的生活習慣是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四五點起床。他30多歲時開始研究《四庫全書》，每天從北京城西南的住處到城東北的京師圖書館看書，由於交通不便，路上要耗費3/4個小時，在前後近十年的時間裡，他不辭辛苦，認真了解、研究了這部叢書。50多歲時，為了研究《嘉興藏》，深入到潮溼塵封、蚊蟲很多密室，每次服用奎寧才去閱覽。80多歲時寫作《佛牙的故事》，不顧三伏酷暑，查閱文獻，實在太熱時兩條毛巾輪番匹在肩上以增涼意。（詳見周少川：《學習和發揚陳垣先生的優良學風》）「寒宗也是農家子，書屋而今號勵耘」，勵耘精神值得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