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本文原載《文史哲》1982年第1期，為黃季剛先生高足殷孟倫先生紀念其師的文字。以後敝公眾號將漸次介紹在南京大學（包括其前身民國中央大學等）工作且從事漢語史研究的學者的相關信息。也歡迎各位惠賜微信稿件至zhangfutongqf@163.com】
【黃侃（1886—1935）亦名喬馨，字季剛、禾子、季子、季康，號運甓、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青石鎮黃大樟樹人。1914年秋，應聘至北京大學任教授。1919年後，相繼執教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昌中華大學、北京大學、瀋陽東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講授詞章、訓詁及經史之學，前後凡22年。1935年「重九」，感傷國事，飲酒賦詩，致胃出血，臥二日不起。臨終猶問家人：「河北近況如何？」時年五十。 先生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遠紹漢唐，近承乾嘉，蔚然成一家之言。其文字學強調形、音、義相結合，以聲音為線索，尋求字的「統紀」；對音韻學，據古音而作出切合當時語言實際的分類。成就尤顯著，則推《訓詁學講詞》，是我國第一部訓詁學教材，先生是建立起訓詁學理論體系，成為新訓詁學之開拓者。在經學、哲學、文學、史學諸方面，造詣亦深。其學術影響及於國內外，世稱「章黃之學」。重要著述有《訓詁學講詞》、《黃侃治學雜著》、《文心雕龍札記》、《集韻聲類表》、《爾雅音訓》、《詩經序傳箋略例》、《日知錄校記》、《讀漢書、後漢書札記》、《黃侃手批十三經》等。湖北文史研究館曾先後整理出版《黃季剛詩文鈔》、《黃季剛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集》。臺灣亦出版《黃季剛先生遺書十四冊》。（參照《蘄春名人錄 第一集》）】
黃侃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並且在經學、文學、哲學各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和卓異的成績。先生學術遠紹漢、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囿。在文字、音韻、訓詁各方面蔚然成一家言。在近代學術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並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與章太炎、劉師培兩先生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為學界所推重。他離開我們已經近五十年了，由於先生生平除所發表的文章和詩詞外，其他專著不多，解放後在黨的關懷下，重印了先生的《論學雜著》和《文心雕龍札記》，於是先生精博的學術，始流布漸廣，但使人僅能窺豹一斑。我在五十年前，曾前後六年間從先生求學，為跟隨先生最久又得到器重的學生之一。今年是先生逝世四十六周年，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追思往昔。
黃先生一生治學的嚴謹精神和系統的治學方法，雖然早略為學界所共知，而語焉不詳，今就我從先生治學和我本身感受，綜括介紹如下。
1.首先以關心國家命運作為出發點，並把這一精神貫徹到學術研究上去。
黃侃先生早年曾親自投入於反清的革命運動中，受清廷緝捕而避難於日本。後來雖然逐漸離開政治活動而專事學術的研究和教學，但一直關心著國家的命運。他認為治學是「存種姓，衛國族」的手段。人類的一切學問都應當以「正德、利用、厚生」為目的，因此，做學問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他認為今日國家，第一應當保全匡廓；今日學術，第一應當保全本來。研究學術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國計民生的利益。這正是黃先生治學的根本目的。
2.篤學而不趨新、徵實而不蹈虛。
黃先生治學從不輕易疑古，太炎先生稱讚他「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自清末迄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為傀異，又過於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取註疏，所謂猶愈於野者也。」我們知道，清代乾嘉以來，隨著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出現了少數對典籍隨意破字，濫指音轉的不嚴謹作風的現象。（如樸學大師俞樾就不免隨意破字的毛病，不及孫詒讓嚴謹，何況其他學者。）清末經今文派的學者多善附會。以《說文》中「朋」、「鳳」同字而說「有朋自遠方來」為「有鳳」來者，有之；以《莊子》中「在宥」為「自由」一聲之轉者，有之。到了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唯心主義治學方法以後，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了。以《說文》中「禹」訓為蟲而考證大禹為一條蟲者，有之；以「墨」、「蠻」一聲之轉、「翟」、「狄」音近通假而考證「墨翟」即 「蠻狄」實即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者，有之。在這種風氣中，黃先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卓然不惑，起到了「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用。黃先生自己曾說：「熟讀註疏，推導漢詁，正為臆說穿鑿者太眾，思欲遏止其流。」他非常推崇段玉裁與王念孫二人，他認為段氏《說文注》用力至深，凡唐以前書皆見之。王氏《廣雅疏證》為研治訓詁入手之書。其書徵引故訓，求其通徹，不獨合於古音，並求合於等韻，可謂毫髮無遺憾。他批評近人治學之病有三：一是郢書燕說之病，一是遼東白豕之病，一是妄談火浣之病。近人對於古說一切懷疑，獨不自疑其懷疑的根據，可為浩嘆。他曾說：「清師治經之劬勞，誠予吾儕以莫大之益，惟或瑣碎而無精微，宏通而蔑棄師法，考據而成臆說，辯駁而徒長浮詞，意有漢人所譏章句之儒之病。然則吾儕所務，必在去繁就簡，去妄存真。果能如此用心，則舊說有不可不存，而孔、陸、賈、揚之疏，未可見束高閣。」「今日籀讀古書，當潛心考察文義而不必驟言通假，當精心玩索全書，而不可斷取單辭。舊解雖不可盡信，而無條條遜於後師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鏡。然後可以通古今之郵，息漢宋之諍。」「學問文章，當以四海為量，以千載為心，以高明廣大為貴。」
今天我們翻閱先生的著作與札記，就會感到他的精神無處不在。他對前人的駁正，幾乎條條閃爍著不可磨滅的光輝。事實上他治音韻、文字、訓詁，已經是開創了一條新路，在乾嘉學人治學的基礎上達到了一條新的高度。他在《後漢書論贊書後》中說：「師古而不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規。」這兩句是對他這種精神最準確的概括。
3.治學先從繼承入手。
重視師承，這是我國的學術傳統。但黃先生同一切有為的學者一樣，他既從老師那裡繼承了已有的成果和治學方法，又在這個基礎上努力向前探索。因此可以說，在這方面他是我國古代，特別是清代樸學傳統的優秀繼承者。
黃侃先生自一九零七年從章太炎先生遊，二十餘年間執弟子禮始終甚恭敬，臨終前猶連連自言「垂老無成、辜奉明恩。」他師事章先生，有議及章先生者必盛氣爭之。師事劉師培先生，直至晚年，言及必稱先生，但他沒來墨守師說，對章先生有過具體的批評。如他對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問題，他不同意，曾對學生說，《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對《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見。而對劉師培之附「洪憲」，尤不以為然。
他對學生常常以司馬遷及《論語》中的話「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作勉勵和告戒。
4.扎硬寨、打死仗。
黃侃先生治學精研，所治經、史、語言文字諸書皆反覆數十過。其熟習程度至能舉其篇、頁、行數，十九無差誤。對《說文》、《廣韻》兩書時不離手，嘗讀孫詒讓《周禮正義》，自限一百八十日讀完，凡遇其中有須計算的地方，無不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驗證。讀完後，曾作「學經己病二毛催」一絕句以紀其事，其謙遜有如此者。又見先生讀《清史稿》，全書一百冊，從頭到尾，都一卷一捲地詳加圈點。他對於隨便翻翻，點讀數篇輒止者稱為「殺書頭」，他臨終前猶勉力圈完《唐文釋》。這就可見他做工夫的精神，絕不似實用主義者那樣為寫作一文只翻所需的材料，而不一字一句地讀透會通全書的義理。這就是他治學的態度，也正是大師所以成為大師的成功秘訣。
他讀書一定要動筆或加批語。現在看到他存下的批點過的書有百餘種，（中華書局印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曾報導過）集錄下來，一定對後學啟發不少。他批過《文選》，他的學生曾傳抄過。所批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幾乎等於替郝氏改文。《說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廣韻》也是如此。這三部分整理出來就是三部很可傳世的名著。他又批過《資治通鑑》，顧頡剛在主持二十四史斷句時，曾通過齊燕銘同志在陸宗達處借去一部分採入標點本。
5.淹博古今、謹嚴自守。
《顏氏家訓》中說：「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黃先生雖然學識精博，無書不讀，但謹於立說，自言要五十歲後方始著書。可惜他還未滿五十周歲時，病酒中毒，溘然而逝。太炎先生甚為惋惜。因他早年謝世，未能為後人留下更多的著作，但他平生治學的很多優點卻留下來了。他常說：「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為後世負責；五曰，不竊。」他批評某些初學者之病，「一曰，急於救解；二曰，急於著書；三曰，不能闕疑；四曰，不能服善。」主張治學「當謹於語言。」考據之學有三要點：一曰，不可臆說；一曰，不用單文；一曰，不可武斷。他之推崇漢儒，原因之一即「漢學之所以可畏，在不放鬆一字。」
6.疑事毋質、質而勿有。
這兩句話，他常常向學生說。他始終能以愚自處，他說中國學問如仰山鑄銅，煮海為鹽，終無止境。作為一個學者，當日日有所知，也當日日有所不知。當時我們接觸過的老師，有的每每說我今天有所發明，沾沾自喜。其實這位老師少所見，多所怪。其所謂發明，未必是發明。這就比黃先生的見地差得遠了。
在我接觸他的年代，他對他的舊作如《文心雕龍札記》、《音略》之類都認為非他篤意之作。他對於自己的疏失，那怕是一個句讀問題，只要點錯了，就即時改正，對學生也不隱諱。他案頭總放著一把剪刀和一根壓尺，以便隨時改正圈書之誤，用壓尺壓在頁內，再用剪刀刮磨。所以他經常教導學生們要「疑事無質、質而勿有。」蘇州朱季海兄曾告訴一件事，即是先生的學生龍榆生，在敵偽時期，在南京，買到過先生藏書《新唐書》一部，圈點到底，中有斷句錯處，不只用紙貼補過。足見先生讀書，首先在斷句方面大下功夫，其有糾正處，亦見到先生體會文義之深。今榆生已早下世，不及再晤，未審此書尚留人間否，為了憮然久之。
7.對學生要求嚴格、勖勉備至。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從黃先生學，先生以為可教，遂勖勉備至，啟迪甚殷。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騖外，要耐心於久坐下苦功。讓我先在一年內圈讀完《十三經》，此後又增加至二十六種，並要我三十歲以前讀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這樣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門類的中國學問，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三十歲以前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字。我嚴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導，以積累自己的知識為先務。記得在一九三二年，我方開始讀蕭子顯的《南齊書》，讀到卷四十一的《張融列傳》中的《海賦》，便讀不下去，我去向先生請教。先生立即為我把這篇賦斷了句，並指出其難解之處，如「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句，校出天為夫誤，兩寅字為演誤，正因史避梁武嫌名的原故，其他訂正處不少。後來友人王仲犖同志便把這些校正了的誤處採入所校點的《南齊書》之內，對一般讀者明白文義大有好處，先生之嘉惠後學為不淺矣。當我在一九三一年隨從先生避寇北上。與先生同住北京前外上巷上四條時，適聞父喪之訊，不能即歸，哀慟無已。先生因以所批郝懿行《爾雅義疏》一書命我移錄，我朝夕從事，歷時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記年月，以示不忘。我在移錄時得到許多啟發，不獨專治訓詁而已。後於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先生又命我過錄清十三家校本《經典釋文》，其書批註，朱墨爛然，我亦一點一畫，照樣過錄，經半年之久方始蕆事，以呈先生審閱。先生繙檢後，並在封面題了如下的一段話：
劉履芬過錄眾家本，比孫毓修據葉寫本參校段、臧諸人校本所作校勘記尤詳密。乙亥七月六日，孟倫攜其所迻錄劉本就予覆勘，因繙孫記乃知劉本之佳。予與孟倫殷勤謄寫，功不唐捐也。量守居士書。
由此可見先生對學生要求之嚴，一刻也不放鬆。
我所見到的先生讀過的書近百部，都是從頭圈到底，有的並作了詳細的批識，無處不見先生用功之苦。先生常對我講，顧炎武的話「著書必前之所未嘗有，後之所不可無。」先生正是這樣作的。當時有很多學者，或率意詭更舊文，牽強附會，或如顧炎武所譏本無心得，「不能開山採銅，而但剪碎古錢，成為新幣。」但黃先生每作一文，論一事，無不思理深細，多見道之言，絕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我能受教於黃先生這樣淵博精審而又嚴謹的學者大師，漬染既久，獲益匪淺，是極為幸運的事情，這對我此後的治學始終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因此，現在每當自己在工作中作出一點成績來時，不時引起我懷想我尊敬的本師——黃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