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黃永年:治學淺談

《文史知識》要我給「治學之道」寫文章。我想既稱「治學之道」，就得講大道理，講大道理至少要把我大半輩子的事情好好總結，目前實在擠不出時間。何況即使擠了時間，可談不出大道理來也夠丟臉。不如老老實實叫「淺談」。談得對的地方來句套話「可供參考」，不對則盡可付之一笑。無非浪費點紙張油墨和印刷工人同志的精力，尚不致構成大過失。

一

過去有所謂「家學淵源」和「學有師承」的說法。「家學淵源」對我來說並不存在，先父早年去世，先母終生執教小學，並未從事學術研究。「學有師承」倒誠有其事，我的幾位老師，呂誠之（思勉）先生，顧頡剛先生，還有先是老師、後來成為嶽父的童丕繩（書業）先生，都是海內外公認的第一流學者或曰學術權威。不過他們都不是我上大學才認識的老師，成為我的老師都在上大學之前。所以要講這個「學有師承」，不能不從我當小朋友時說起。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出生在江蘇常州城裡，從幼稚園、小學、初中一直接受新式的教育。開始接觸古代的東西，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當時避難到江陰農村讀了半部《孟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回到常州城裡重上初中一年級，很偶然地從地攤上買到一本呂誠之先生的《經子解題》，這本在今天看來仍是研究先秦古籍的好讀物，那時候就成了我涉足學術園地的啟蒙書。一九四一年冬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原先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的呂誠之先生回到故鄉常州，第二年應聘到設在郊區不受敵偽管轄的蘇州中學常州分校任教，我得到消息就轉學該校，在高中二年級時聽到呂先生講的四門課——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真可謂三生有幸！回憶起來，這一學年的收穫遠超過我以後上大學，開了眼界，掌握了讀書做學問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說為我今後的治學奠定了基礎。

也在這個時候知道了童丕繩先生和顧頡剛先生。童丕繩先生的大名是從呂先生那裡知道的。知道呂先生和這位童先生合編了《古史辨》的第七冊。本來我已知道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但總認為顧先生要推翻三皇五帝是旁門左道之言。這時出於對呂先生的敬佩心情，託人從上海代購《古史辨》第七冊寄來，邊讀邊思想鬥爭，大約鬥了一星期光景，終於承認顧先生是正確的，我迷戀三皇五帝是封建傳統在作怪。以後我和童先生見了面，抗戰勝利後又經童先生介紹認識了顧先生，我都稱他們為老師，他們也都認我為學生（其實童先生本是顧先生的學生，但我也並未稱顧先生為太老師，當時好像並不計較這類輩分）。儘管以後我並未跟著他們以先秦史為專業，但從他們那裡學來的對中國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們精密不苟的考證方法，使我終身得益，受用無窮。

黃先生的篆刻（圖片來源：銅駝暮雨）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就讀於中央大學的南京部分，和龍榆生（沐勳）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未能傳他的詩詞之學。一九四六年重讀上海復旦大學，蔣秉南（天樞）先生和我的師生感情也很深，中文系主任陳子展先生在我的國文入學試卷上打了一百分，也使我有知遇之感，但我仍沒有繼承他們的學問。這時期對我真有影響的是始終不曾見過面的陳寅恪先生。我在復旦一年級時購讀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使我跳出《資治通鑑》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開墾的新土地，近十多年來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實是受了陳先生的啟發。

從以上的事實，可看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是受了這幾位先生的啟發和誘導，並不是像某些人怕學不好理科才學文科。不怕讀者笑我吹牛，我上中學時數學還是拔尖的，曾經發現並糾正過當時流行的教材《三S平面幾何》中某個例題的錯誤。後來之所以沒有學理工，實在是這幾位先生吸引力太大的緣故。

但我現在研究的、講授的東西又絕大多數和這幾位先生不一樣。顧先生、童先生重點在先秦，我的重點在隋唐；童先生同時研究繪畫、瓷器，我則研究版本、碑刻和書法；龍榆生先生研究詩詞，我研究古小說和話本章回小說；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陳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則怕閒人說我的成果是偷老師的，偷嶽父的，另找一個領域便無此嫌疑；再則學生學老師主要是學治學態度、治學方法，最多學一點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趨地在老師的領域內打轉轉，否則學術怎樣能向前發展？

二

研究古代文史必須讀古書，在這方面古人比我們佔優勢。像清代乾嘉學派的學人，他們從小讀的就是四書五經，以後在此基礎上研究經學、文字訓詁、先秦諸子之類自是駕輕就熟。就連我的嶽父童丕繩先生也從小專門請了老師教古書，十三經多半能背誦。到我這一代就不行了，新式學校不教古書，只好在課餘自己找來看。從初中到大學這十年中，我先後看了《書目答問》《四庫提要》，「五經」加上《論語》和《孟子》，《說文解字》和《系傳》、段注，先秦諸子中的《老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和《列子》，《通鑑紀事本末》《資治通鑑》和《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太平廣記》和《夷堅志》，《古文辭類纂》和《文選》，李商隱、吳偉業、王士禛、姚鼐、黃景仁等人的詩集，《花間集》和龍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詞選》，還有清代學者的《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述學》《東塾讀書記》等基本書、常見書。工作後仍舊見線裝書即翻即看，半個多世紀以來重要一點的古書差不多都看過或翻過，還看了大量雖不重要但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當時的線裝書價錢還便宜，於是擇價廉物美者買之，從而也兼通了版本目錄之學，又連帶通了碑刻學。

有人要問，這麼多古書看得了嗎？我回答確已看了。其所以看得快、看得多，是因為我給自己摸索到了一套快速看書的方法：

（一）除必須精讀或特別喜歡的仔細地看上幾遍以至十幾遍外，絕大多數只是粗粗瀏覽，一遍已足。有些次要的書或大部頭的類書、政書連瀏覽一遍也無時間精力，只略略翻一下知其內容體例，需要時再查閱有關卷帙。

（二）看時不要緊張，不要正襟危坐地自己對自己說現在要用功了，這樣反而看不進去。不如放鬆點，看所謂正經書也得像看小說一樣，要不擇時地，不講姿態，以保持看書的興趣。有人說，這樣記不住怎麼辦？我說誰叫你去記！看小說時誰都不去死記硬背，反而把內容記住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小說的內容形象化，再則看時放鬆不緊張。後一點在看古書時同樣起作用。我看了那麼多古書從沒有死記硬背，但遇到什麼問題一般會記起什麼古書裡有，雖然只是個模糊的印象，一查原書便可核實引用。

（三）不抄卡片。不是說絕對不要抄，而是說在看書時一般不要抄。因為看書時你並沒有想好要寫什麼文章，研究什麼課題，從書裡抄什麼資料好呢？我上高中二年級時就吃過一次苦頭，當時下決心要通讀《資治通鑑》，而且還準備做一套《資治通鑑》的資料卡，可抄起來這條也好像有用要抄，那條又好像有用得抄，這麼邊看邊抄一部《資治通鑑》不知得看到哪一年，結果是廢書而嘆，連《資治通鑑》也看不下去了。到暑假裡換看《通鑑紀事本末》才重新提起了興趣，《資治通鑑》遲至大學裡才讀，當然沒有再做死抄卡片的蠢事。卡片要到確定了課題去收集資料時抄，如嫌卡片貴，用普通白紙或小本本替代也可以。

（四）不查字典。讀古書遇到生僻字，往往從上下文就可猜出它是什麼意思，或多遇到幾次也就會知道它是什麼意思，除掉極關鍵的字外，一般不必查字典。查字典會打斷看書的興致，而且太費時間。我們看小說時誰查字典啊，可小說還是看懂了，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不知道讀音怎麼辦？讓它去，反正這不會是常用字，以後教學生時萬一遇到再查讀音也不遲。當然，如果你的專業是文字、訓詁、音韻，那就非查字典不可，而且今天的還不夠，還得利用《說文》《玉篇》《廣韻》之類的古字書韻書。我不弄文字、訓詁、音韻，所以用上述方法很成功。

自然，以上四條的（一）（三）（四）都有明顯的缺點，有其不足之處。天真的想法是部部都從頭到尾精讀，每個字都得其正音正解，而且邊讀邊做出十全十美的卡片。但這樣必然讀得極慢，除非修仙活他幾百上千歲，一輩子的歲月實在讀不了幾部書。天下的事情總要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寧可用粗的辦法來實現博覽群書，切勿只圖精而變成了孤陋寡聞之士。

這裡還得附帶講一點，即古書都是文言文，有的還是講對偶音律的駢體文、詩詞，要讀要看，必須文言文過關。這不必學語法，語法是一門學問，可讓專家去研究，但求通讀文言文大可不必去學它。我的經驗是，先讀上二三十篇文言文，要會背，以掌握其語氣之抑揚頓挫，再多看古書，最好看無標點、未斷句的，看上一兩年，便可無師自通。如果再學作文言文，作過幾十篇，作得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在今天就算高水平了。至於平仄音律，找本簡明的如啟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看看，再讀點詩詞，也就不難掌握。

新刊《黃永年文史論文集》

三

過去有的老先生讀了很多書，也很有學問，就是太謹慎，一輩子沒有寫出多少東西來，這種人今天大概不會有了。但今天有的年輕人寫起東西來又太隨便，還搶著要寫書出書，以一年出上幾本自誇，至於質量如何，真是自己的成果還是當了二道販子，就一概不管了。這種東西有什麼用呢？除了拿稿費和評職稱升等級時充數外，能在學術大廈的建築上添磚加瓦嗎？我的看法是，東西應該寫，否則豈不等於蠶光吃桑葉不吐絲，但寫的必須是自己的心得收穫，這等於蠶一定吐自己的絲而不會把別條蠶吐的絲偷來算自己的絲，否則豈不連蠶都不如？由此出發，我還認為一開始寫學術性東西應該寫論文，甚至寫短一點的讀書札記，這樣有能力把它寫好。同類的論文積多了，到了一定年齡再寫這方面的專書，這樣此專書才真正是你的研究成果，真正代表你的學術水平。如果不想寫專書，匯印成一本論文集也很精彩。老一輩的學者多數是這麼做的，我也是這麼做的。上復旦大學時開始寫短的論文和札記，發表了三十多篇。工作後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發表了比較有分量的大約六七十篇。其中有關唐代的四十多萬字經寓居美國的汪榮祖教授介紹，將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印一本題為《唐代史事考釋》的論文集，其他唐代以外的還有研究古典文學和其他領域的留等以後再結集。

這裡再談我撰寫學術論文的經驗和體會，大致可說這麼幾點：

（一）我是在復旦後期才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後來試把它用於學術研究，覺得很靈，很解決問題。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指導研究，例如毛澤東同志《實踐論》裡所說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就對研究古代文史同樣有指導意義。再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研究唐代政治史時不主張把古人現代化，抵制了庸俗地玩什麼古為今用，就是這些基本原理在我頭腦中起了作用。

（二）要在讀書時發現了問題再寫文章，寫文章時把問題徹底弄清楚或曰徹底解決。所謂問題，無非是兩種：一是前人或今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但確屬重要應該研究解決，這通常叫作「填補空白」；再是前人或今人弄錯了講錯了的，需要加以糾正。發現了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就可以試做研究寫學術文章，文章確實寫得好，也就是自己提出的見解確實站得住而毫無勉強之處，就可以發表，就算在這個領域做了點貢獻。檢查一下我的論文，還沒有一篇不是這麼寫成的。例如唐史方面對河北藩鎮的研究就是填空白，對兩稅法的研究就是糾正人家的錯誤。千萬不能隨便想了個題目，然後隨便找幾條資料甚至偷點人家的論點來湊文章。想當年鬧評法批儒、評《水滸》、講《紅樓夢》時冒出過數以千百計的應景文章，哪一篇不是這麼湊出來的？撇開政治問題不說，在學術上也是不值半文錢的。

（三）要讀常見書，用常見書，不要光依賴孤本秘籍。譬如研究古代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是常見書，《資治通鑑》也是常見書；研究先秦，十三經、諸子是常見書；講詩文，若干大家的集子還有《文選》之類是常見書。這些其實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獻，碑刻、敦煌卷子以及近年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墓簡牘，雖然也很有用，畢竟太零碎，只起輔助作用。呂誠之先生、顧頡剛先生、陳寅恪先生還有我嶽父都是能從常見書裡看出人家看不到的問題，寫出第一流的論著，這就是他們的真實本領。我多年來也一直從這方面努力，比較有創見的唐史研究文章，還有像講《長恨歌》《秦婦吟》之類人們感興趣的小玩意兒，引用的資料都沒有超越常見書範圍。

（四）寫文章要善於聯想，運用資料不要局限於那麼一點小領域。這講起來好像有點抽象，只好舉些我經歷的實例來說明。早在我剛上復旦時，童先生在上海博物館研究瓷器，對「卵色」一詞不得其解，我就聯想到《太平廣記》裡有「春風卵色天」的詩句，告訴他卵色即天青之色，這如果死查講陶瓷的書是查不到的。又如研究唐人所說的「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究竟指什麼？我忽然想起劉劭的《人物誌》，一查果然查到了這個詞的正確解釋。要做到這樣的，靠計算機恐怕不行，還得靠多看書，看多了才有東西可供聯想。

（五）要注意尋找事物的規律。有些論文單純屬於考證性質，譬如我曾考證過唐太宗的出生年份，維護了《舊唐書》的舊說而否定了某友人的新說，這就談不上有無規律。但有很多事物確有其規律性，在考證事物弄清其真面目後，最好進而探求其中的規律性的東西。呂誠之先生、顧頡剛先生、陳寅恪先生和我嶽父都很注意這點，儘管他們探求到的不一定都正確，但對我有很大啟發，我也力求在這方面努力。例如我認為唐代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幾乎都是權力之爭，包括近年來為人們豔稱的二王八司馬也只是權力之爭的失敗者，未見得比他們的對立面憲宗更為「革新」，就是我在探求規律中的一點收穫。

（六）不要迷信權威。權威總有其成為權威的道理，對其學問應該學，但不應該迷信。當年羅振玉在明器研究上也算是個權威了，可他把明器中的有角怪獸定為「魌頭」就錯了，我上復旦時根據《唐會要》和《太平廣記》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迄今為考古界所承用。陳寅恪先生更是大權威，我在復旦時寫文章對他的《狐臭與胡臭》一文商榷，他讓夫人代筆覆信同意我的看法，老一輩學者在這些地方確有雅量。以後我在唐史研究上還有許多地方和陳先生的說法不一樣，這當然不是指故意標新立異，故意作翻案文章，而是講要堅持真理，不要迷信權威。

除掉寫論文外，我在五十年代前期還寫過十幾本歷史通俗小冊子，近十年來又為「祖國叢書」寫過《〈舊唐書〉與〈新唐書〉》和《唐太宗李世民》，為指導研究生需要撰寫了《唐史史料學》《古籍整理概論》《碑刻學》《古籍版本學》幾種教材，給這幾門學問建立了體系，還校點了《類編長安志》《雍錄》和《西遊證道書》，選譯了《舊唐書》、韓愈詩文、吳偉業詩、《顏氏家訓》、《北齊書》、《周書》。限於篇幅，其中的甘苦留待他日有機會再談罷。

（原刊《文史知識》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來源：《樹新義室學記：黃永年的生平和學術》，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13頁。

編輯：遵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