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春芳教授:治學語言學的堅持與求索丨治學大家談

2020-12-17 蘭州大學

治學語言學的堅持與求索

庚子鼠年春節,新冠之疫肆虐。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蘭州大學推出「治學大家談」欄目,讓廣大師生內心多了一些安寧。讀了眾多師生的治學感言,我受益良多。足不出戶讓我得以靜下心來,利用這段特殊時光審視自己過去的成長與不足。今將自己的治學之路與經驗略作梳理,與大家分享。我的學術成長經歷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兩次轉型」

一、碩士階段:傳統的漢語言

文字學研究

碩士階段,我在陝西師範大學攻讀漢語史專業,師從郭芹納先生。三年的研究生階段轉瞬即逝,那時沒有電腦,沒有手機,在資料室讀書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我的碩士論文是《史記詞語疏證》。《史記》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凡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通讀一遍,至少需要半年時間。只有堅持,讓堅持成為一種習慣,才能有新的學術發現。郭芹納先生告訴我們,剛開始進行詞彙研究,要先從詞彙的個案考證入手,一個個由點到面、解剖麻雀。學理出身的我,對語言現象還比較敏感,尤其是治訓詁學。解釋一個詞正如解答一道數學題:求證、溯源、通文、祛惑,環環相扣。求證就是求得正確的解釋,溯源就是要追根溯源,尋找得義之由;通文就是驗證,既要揆之本文,也要驗之他卷,祛惑就是匡謬補正。這是訓詁學的最高境界。碩士階段的堅持不懈,為我的語言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博士階段:從傳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轉向敦煌文獻語言研究

博士階段,我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從事敦煌文獻語言研究,師從鄭炳林先生。博士階段,我迎來了自己學術研究的第一次轉型,從傳統語言文字學轉向敦煌學。

敦煌學是個框,內容豐富多彩,包羅萬象。敦煌文書數量可觀,它們或存儲於洞窟,或埋藏於地下,時間長達一千多年,保存了豐富的原始語言材料。這批新材料給我們的語言學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鄭炳林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當年先生立志要徹底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狀況,事實證明:他已經做到了!他是學生們的榜樣!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做了一千多張卡片,對所做卡片要分類,否則會為一個例證冥思苦想,如大海撈針一般,那種境況是很痛苦的,甚至有點恐怖。那時《漢語大詞典》等大型工具書都沒有電子版,只能先做卡片,再查字典辭書,然後錄入電腦,最後才開始真正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這種簡單程序的重複,覺得自己快要吃不消了。當一個人集中精力專注於一件事而達到極限的時候,他是孤獨的,更多的是難過……一個人只有在徹底孤獨的環境裡,才能進行真正的創造工作,這也是一個人最好的增值期!蔣勳說:「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所言極是。我們只要把簡單的事情重複做,把重複的事情用心做,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成為專家、贏家。這是因為學術研究要不斷消化吸收,融會貫通,精益求精,溫故知新,最終才能推陳出新。

博士階段我開始踏踏實實,一篇一篇地打磨文章。每一次的修改打磨,看起來也沒什麼了不起,甚至單次的進步都可以忽略不計,但「積跬步」可以「至千裡」,慢慢地,我的科研與寫作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作家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一書中提出了「一萬小時定律」。即一萬小時的錘鍊是任何人從平凡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和必須經過的過程。意思是說,如果想要成為某個領域的行家,至少需要花一萬小時。一萬小時,按照每天5小時算的話,大概需要6年的時間。每當我自己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去讀讀乾嘉學者的成長經歷和治學故事,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和決心。「說文四大家」的段玉裁開始作《說文解字注》時四十歲,歷時三十二年,才完成了這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巨著;與《說文解字注》相伯仲的是《說文解字義證》,其作者桂馥和段玉裁同時治《說文》,也花了四十年的時間;乾嘉學者王念孫準備整理《廣雅疏證》時已四十三歲,他為了能夠保證質量和進度,每日疏證三個字,不許有一日間斷,十年如一日,「竭精極慮」,十年而成,熔文字、音韻、訓詁於一爐,被稱作「語言學研究古往今來第一人」。我也一直相信保羅·戈埃羅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說的一句話:「當你全心全意夢想著什麼的時候,整個宇宙都會協同起來,助你實現自己的心願。」曾國藩也給我們指明了做事的方法:「不斷精進,一步步走,不要急躁,要慢慢熬!」

三、博士後階段:從敦煌文獻語言研究轉向語言接觸研究

博士後階段,我在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從事西北語言接觸研究,合作導師是曹廣順先生。博士後階段,我迎來了自己學術研究的第二次轉型,從敦煌文獻語言研究轉向語言接觸研究。

我的本科、碩士、博士階段都在西北,我想應該到學術研究的最高領域去深造,拓展自己的研究範圍。我選擇了中國社科院語言所——語言學術研究的殿堂,做博士後。導師曹廣順先生因地制宜,慧眼識材!建議我走出去、走下去,深入到民族地區,看看民族地區的語言使用狀況,考察民族地區的語言狀況……在因材施教的提醒與點撥之下,我選擇了語言接觸,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研究西北方言,揭示西北方言的歷史形成及其演變過程。

「人一生在苦苦尋找的,尋尋覓覓的東西,往往就在身邊」。西北地區是語言研究的富礦,語言之間的接觸隨處可見,比比皆是,民族語向漢語借入大量詞彙的同時,母語的幹擾根深蒂固,始終存在。日本學者橋本很早就指出「北方漢語阿爾泰化」的現象。阿爾泰語系有些穿插在甘肅黃河和湟水的交界地帶以及青海的部分地區,主要集中於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這五個甘青特有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人口較少,來源不同、語言不一。而這五個少數民族說的都是蒙古語言,他們有語言無文字。蒙古語言和漢語是完全不同的兩大語系,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蒙古語屬於阿爾泰語系。沒有親屬關係的幾種不同語言長期共處於一個地區,密切接觸,呈現出一系列顯著的區域特徵。我們將其稱作「西北接觸方言」。

這一階段的研究與前兩階段有很大不同,要學很多新東西,要懂一點少數民族語言,要會田野調查,要學習語言接觸理論與研究方法,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這次轉型是十分艱難而又很有收穫的。近幾年,西北接觸方言已成為語言研究的熱點,我也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我治學語言學的心得與經驗有以下四點

第一,夯實基礎,練就一身真本事。將自己訓練成為語言研究的全面手。夯實基礎的前提是精讀經典論著,學術的每一步發展都不是空中樓閣,都要有一定的基礎和出發點。碩士階段我閱讀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著作,閱讀《十三經註疏》,閱讀「說文四大家」著作,抄寫《說文解字》和各類韻書;做筆記、做卡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得才會更遠。搞學術研究是一件苦差事,更多的時候覺得很孤獨、迷茫,甚至會傷心難過。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持,咬著牙堅持。

第二,廣乏涉獵,打通界限。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好不要畫地為牢,把自己劃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裡。我們的研究生招生方向分得很細,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我自己在培養學生的時候並不主張分得太細,尤其是博士生的學習和培養,面要廣一點,眼界要開闊一點。漢語史研究的領域不要分得太細。要重視漢語史研究的各類文獻資料,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土文獻和漢譯佛典以及域外資料;要注意語音、語法、詞彙之間的關係;要重視上古、中古、近代之間的聯繫;要把現代漢語方言和漢語史結合起來。學生的學術研究道路很長。畫地為牢、作繭自縛不利於學生今後的發展。古今兼通、中西合璧,才能夠在所研究的領域裡有所成就。

第三,守正創新,不斷發掘新材料。有新材料才能發現新問題。王國維先生對王力先生說過一句話:「我原來愛好文學,後來為什麼研究古文字和歷史呢?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新材料要通過深入調查來獲取,新材料要真實可靠,「無徵不信」。西北民族地區是語言研究的富礦。我們就地取材,連續多年深入西北民族地區進行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的語言調研,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開闢了富有特色的「語言接觸研究」的新領域,發現了有價值的語言接觸現象,並進行了突破性研究,研究也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去研究西北方言,去揭示西北方言的歷史形成及其演變過程,「語言接觸研究」是我們的語言學研究獨樹一幟的地方。我們發掘的新材料,拓展了我國語言接觸研究的新領域,完善了世界接觸語言學的理論。當代接觸語言學理論是建立在對西方殖民地的接觸語言基礎上,缺乏漢語歷時語言接觸的支撐。西北民族地區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的接觸研究,為世界接觸語言學提供了漢語方言與其他語言歷時接觸的研究個案,驗證、完善、修正了現有的語言接觸理論,揭示了語言演變過程中,語法化與語言接觸之間的辯證關係。

第四,創新研究方法,利用好「三把刀」。傳統「兩重證據法」強調地上的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與文獻之間的互證。實際上,在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實踐活動中,「兩重證據法」的理念早就在向「三重證據法」過渡了,這就是地上文獻、地下文物及文獻,以及民族學田野調查之間的互釋與互證。方言是一面鏡子,是歷史語言的化石,能彌補古代文獻之不足,作為有聲資料,極其寶貴。民族語言的研究尤其是西北民族語言的研究需要「三把刀」:歷史比較語言學、民族社會學和分子人類學。歷史比較語言學是通過語言的譜系樹去判斷兩者之間是親屬關係還是接觸關係。民族社會學要搞清楚操某種語言的人群的來源及其形成問題。如我們甘肅省東鄉縣的唐汪鎮,有唐、汪二姓,是元明之際的漢族先後遷入唐汪地的。唐姓原籍四川柳樹莊,有一部分人主動接受了伊斯蘭教信仰教義;汪姓徙自山西洪洞縣,先居於隴西汪家洞,約明代中期少數汪姓人再遷至唐家川。所以他們的語言底層是漢語,是漢語受到了東鄉語的影響,並不是東鄉語受到漢語的影響。分子人類學即生命遺傳科學。分子人類學往往與語言的分類聯繫在一起,即根據人們所使用的語言的不同,將他們劃分為不同人群來分辨考察。這主要是指父系遺傳的Y染色體DNA和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比如:關於東鄉族的族源眾說紛紜,見仁見智。蘭州大學遺傳學研究所的謝小冬教授等,從群體遺傳動態的角度探討東鄉族的族源,通過血樣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東鄉族的起源與歷史上中亞色目人的遷入有關,而跟屬於同一語系語族的蒙古人沒有聯繫。所以,民族語言的研究有時候需要生命科學的佐證。我們通過這「三者」互相推求,有些複雜問題就如同撥雲見日、水落石出,真相就會大白。

學習需要持之以恆,做學問亦要堅持不懈,「每日千字」,將堅持修成禪!在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和新冠肺炎作鬥爭的特殊時期,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做好本職工作,靜待春暖花開!

作者簡介

敏春芳,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漢語史和語言接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甘肅省「飛天學者」特聘教授,寶鋼教育優秀教師。

內容來源 | 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教務處

編輯 | 宋雨晴

責任編輯 | 張田甜

主編 | 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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