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成長的路上多是泥濘坎坷，就是匍匐也得前行
——我的幾個小故事
嚴純華校長於2020年2月4日下午給我發了一份微信《約稿函》，希望我能夠就治學方面寫一篇任意體裁的短文，在學校主頁和微信客戶端的「治學大家談」欄目展示，供老師、同學品鑑。我欣然領命。我想以隨筆形式在介紹我的學術生涯小故事的同時，談談我經歷的學術和職業的人生囧況，邊走邊說，揭示一下「勵志「的自我體驗。
我於2019年7月受聘擔任蘭州大學法學院院長，之前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習和任教合共40年。在來蘭大工作之前，我和甘肅法學界有意無意保持了莫名其妙的距離，甘肅政法大學舉辦了一個隴籍法學家論壇，我一直以各種理由婉拒邀請未曾赴會，我也不認識蘭大法學院的任何一位老師。在蘭大，經過半年的集體生活，我和法學院的各位老師已經結成了手足般的情誼，蘭大的黨政領導和許多中層領導通過事先的考察和工作交集對我有了一點了解。但關心法學院發展的許許多多的老師、學生、校友，對我了解甚微。藉助這個機會，我向大家介紹一下自己，醜媳婦不光要見公婆，還要向各路親戚和村裡的街坊鄰居報個到，不是嗎？
我是甘肅永登的土著居民，祖上一直是地地道道的農民，1979年我從永登一中的教師崗位上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校工作至今。高考那年，用「拼了命」三個字概括是真實的。考試成績名列甘肅文科第四（出了「三甲」），第一志願中國語言文學未取，第二志願法律中標，而當時並未真實地理解法律是何物。1985年，利用在職工作的便利，我考取了經濟法專業的碩士生，1989年1月拿到文憑。記得當年在撰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導師去了美加訪學，我自己花了三個月寫成了論文的手寫初稿（那時沒有電腦）。結果在導師回國後被完全否定，一百多頁中一頁紙的文字都不能用。那時真是晴天霹靂，天地均不應靈，點燈熬夜三個月啊！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被「治學嚴謹」洗禮了一把。沒有任何捷徑，面對導師「冰冷」的神情從頭開始，沒有任何轉圜餘地。導師明確提出的要求是找到企業承包經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開展研究，不能堆砌材料，不能匯成一鍋雜碎湯。重寫的第二稿又大體經歷了三個月時光，我每寫完一部分都交給導師審閱。在答辯完成後，我把論文拆成三部分分別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外法學》、《政法論壇》上發表了。那是1989年，我的學術之路正式起步（因為我在本科畢業後做了幾年的學生工作），充滿了鮮花和陽光，同時我的女兒也在那年出生。
1994年，經過不平凡的努力，我也獲取了副教授的資格。之所以這樣說是我的職稱評定經歷了體制上的趔趄，箇中的緣由與我那些年花了一些時間去兼職從事律師業務有關，學術上投入精力不夠，給學術委員們留下了不安心教學和學術的印象。的確如此，我當時把掙錢養家看得太重了，而且這種慣性在1994年後持續主導了我的生活常態好幾年。學術在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沒有形成魔力引領，我一直追隨著熬年頭的人生模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從1994年到1997年，我荒廢了三年的歲月，除了按時給本科生、研究生授課外，只是完成了《企業與公司法學》教材的獨立寫作，1998年出第一版。到2002年我申請教授職稱，七年間我每年發表論文只有一篇；更為重要的是我沒有及早決定考取法學博士，而更年輕的一代沒有博士學位就進不了高校擔任教職，雖然有時心中感覺到某種壓力，但因為恐懼北大博考中的英文幾乎是「魔鬼」水平，有一搭無一搭就擱置了。2000年，我和我的碩導楊紫烜老師、師弟張守文老師三人去臺灣交流，回來時在火車上楊老師突然問我「怎麼不考博士，你以後在北大法學院如何混」？問題很刺心，張博士在一邊也和顏悅色地循循善誘我。那時的我已經44歲了，居然被楊老師說動了，決心一試。回到北京，立即趕在關門之前報名了。「聽說甘老師和我們一起報考博士了」，我的幾個碩士很驚詫。雖然熱補了一個學期的英語，但最後的考試結果是聽力15分，筆試25分，專業是當年第一名。學校對教師的考博一直持鼓勵態度，我的這種情況挨誰也沒辦法，如果是校外人員或者是學生，直接捲鋪蓋回家，哪兒涼快去哪兒待著算了。但是，俺是教師，沒有功勞有苦勞，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學校就靈活了一項政策：專業考試記錄在冊，可以先聽博士生的課（主要是馬列著作選讀和英文），第二年即2001年再補考英文（我至今不清楚這樣的政策從啥時開始，啥時結束）。這事還沒完！第二年，整整準備了一年的英文，考試成績極其滑稽：和00年倒了一個個。麻煩大了！諸多因素迫使北大研究生院得做出決定，像我這樣的英文鐵鏽有好幾個呢！教師，年齡較大，英文不及格，職稱是教授或者副教授，連續兩年過不去（55分）以後也就過不去了，對學校有貢獻，已經同意人家上博士生課了而且馬列課考試成績合格。這樣，在北京大學紀委書記參加的一個考試委員會接受了我和其他幾位老師的博士生資格！不是有志者事竟成，也不是車到山前必有路，而是我有狗屎運！
2002年，為了爭取到申報教授資格的成功，我一年發了九篇論文，其中六篇是法學核心期刊（有學者稱這種論文是「職稱論文」）。這一年下半年我如願當上了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另外上半年還在香港鳳凰衛視「聖凱諾世紀大講堂」做了一把講座，出了點小小的名，副教授的身份，破例了。按照慣例，02年我就應該擔任博導，有教授資格，在形式上還要進行一個申報批准的過程。從03年開始，北大的政策是博導必須自己是博士。我的情況是一邊當博士生，一邊擔任博導，不合常理。所以一直揠後到2006年才開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我的博士畢業論文想申報國家優秀博士論文，但北大當年臨時出臺了反對的政策，不同意戴著教授頭銜的博士生去和普通畢業生競爭國家優博，我只能申請北京大學的優秀博士論文獎。06年獲得了這個獎。說起獎項，1999年末，我也被北京市法學會授予了一個優秀中青年法學家的稱號，那年43歲，趕了趟末班車。2011年，被北大法學院領導集體決定上報學校獲得了北京大學優秀教師稱號。獨著教材《企業與公司法學》到今年在準備出第十版，我把續著的任務完全交給兩位青年才俊了（浙大的周淳老師和中央財大的週遊老師，兩位曾在我名下讀博）；博士畢業論文花了1萬元出版後完全銷聲匿跡了，出版社沒有提出再版，我也沒有了再版的心氣，火車到站了，作為學術旅客的我該換乘其他交通工具奔向別的旅行點了。
在北大，學者有比較多而廣的資源可以利用，因為專業的原因我與象牙塔之外的社會各界漸進式建立了種種聯繫。02年以來，我參加了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交替在10多家上市公司擔任了獨立董事，15年擔任了最高法院的諮詢委員，17年又擔任了中國商業法研究會的會長。多了些頭銜，少多了學術，有時候捫心自問，深深覺得自己對於學術的貢獻實在是鳳毛麟角；平心而論，只是北京大學特定歷史時期一個基本合格的教書匠。
當然，無論怎麼講，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師崗位上度過青壯年歲月至老，我也絕不是濫竽充數混日子之輩，打拼過，跌倒過，踟躇蹣跚過，有時甚至有內心發狠的體驗以及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半個月不下樓不刮鬍子的瘋人經歷。這些也就是我在本文題目中所述的泥濘、坎坷中前行不止的話題註解。長期、反覆備嘗辛苦滋味，應該說是做學問人的同質生活模式，稀鬆平常，老生常談。做學問是一個艱辛備足的活兒，中等智商加上萬分的用功，才有可能擷取一兩粒理論的果實，告慰自己和社會。此等情形也會自然延伸到其他的領域和事項中。不妨讓我再講一個小小的故事作為本文的收尾。
話說2016年5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律師朋友的電話徵求我是否同意到中國郵儲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我欣然從命。很快，在主要股東中國郵政集團公司認可我的身份後，5月、6月開始參加了許多的會議，準董事提前幹活了。6月，公司召開了股東大會選舉了董事會，並且也做出了到香港上市的決議。公司的這些安排已經經過了總理的批覆。按照銀監會的規定，凡擔任國有大型銀行企業的董監高人員必須參加銀監會親自組織的考試，這個我們都清楚。只是一直在和銀監會大型銀行監管部門協調考試的時間，時間確定不下來，到7月中旬我們一家就去英國旅行了。7月14日，我在英國接到公司董事會辦公室的電話徵求於7月21日考試是否同意，我表態同意，同時告訴我有一本考試參考書需要學習。我以為反正總理都同意了公司到香港上市的方案，可能對我們的考試也就是走個過場，不過心裡也是隱隱有些壓力。7月17日當天回到北京我立刻趕到金融街公司總部領到了多達700多頁的參考書。時間太緊了，過去沒有金融學的學習經歷，跑回家趕緊開始啃書本吧，甚至沒有時間和公司董事會辦公室的領導討教一下重點。書名為《銀行高管知識題解》的書中主要是金融及監管的內容，浩繁不迭，如「有效市場假說」、「外匯敞口分析」、「期權性頭寸限額」、「巴塞爾Ⅲ對銀行資本提出的最新要求」、「流動性風險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聲譽風險、戰略風險的關係」、「美元指數及其與黃金、石油價格的關係」、「會計資本、監管資本、經濟資本三者之間的關係」、「大型商業銀行'腕骨'監管指標體系的主要內容」等等，這樣我幾乎是從零起步惡補這些金融學的知識，天昏地暗地苦戰了七八十個小時，結果考砸了，直接掛科。大家很驚詫，北大教授考不過銀監會的資格考試，郵銀的領導壓力也不小，獨董的政審、專業資格考察好了，股東大會選舉結束了，董事會也參加了，而且公司去香港發售股份的計劃經總理批覆了，現在獨立董事考試不過，全亂套了。我的夫人很直接，眼見一位六十歲的老頭如此折磨自己，明確提出「不幹了」。我呢，一是感恩郵銀公司對我的認可，賦予一次機會和責任；二是不服輸的性格。一次考試失敗就倒下了，將會是一生的羞愧；如果和範進中舉一樣補考能過，將會是學界的佳話和傳奇。我選擇後者。如此經各方協調安排了8月8日的補考。在17天的複習時間裡，因為時值暑假，我每天投入十六七個小時學習，天熱、心急，後背滿是痱子，苦不堪言。過去說人過四十不學藝，現代社會六七十的人參加資格考試的多了去了。話雖這樣說，但考試是閉卷類型，背誦沒有了年齡的優勢，費力十分所得其一。我用非常笨拙的方式作業，比如我總結的「全身有毒」，是指「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原則：即全面原則、審慎原則、有效原則、獨立原則」，再把各個原則適當解釋就可以完成一道簡述題。由於我是作為法律背景的專業人士加入郵銀公司的董事會，具體銀行業的專業內容不應該作為考試重點，這是郵銀公司董辦的官員在補考前給我的討論意見，的確第一次的考試內容帶有這種傾向。第二次複習的範圍適當壓縮了，緊緊圍繞金融風險的防控、公司治理、審慎經營管理、資本功能和資本充實等方面展開，我當時總結的其他一些口訣還有「差陳流子睡」、「歸還節目分」等等，都是每一個大題細解要點的第一個字，拼在一起就成了雜果組合的糖葫蘆串，生記硬背用來對付考試。第二次考試中好像對一個「擠出效應」或者是「鑽石模型」的名詞解釋根本未答出，其他的各類題目均在俘獲之列。在答題時間完成三分之二的時候，監考官員瞄了我的試卷三兩分鐘，就直接「違紀」向我講沒有問題，考試肯定通過之類的話。那一刻，就想大哭或者大喊大叫一下，發洩17天的壓抑和艱辛。在郵銀做了三年的獨董之後，因為我接受了蘭大領導的委任，已經正式辭職了，不做第二任。蘭大這邊的工作，是我面臨的新挑戰，唯有全身心的付出而不能盡其力，畢其功。
我在退休時清理自己的書存，很多都處理掉了，那本《商業銀行知識題解》被我揉搓過二十天，數十遍，勾勾畫畫，折角貼記。正如清詩人姚鼐在《慧聚寺》中所述「白雲蒼狗塵寰感，也到空林釋子家」，見物即憶事，它是那一年的我最有代表性的老照片，記錄了當時的困惑、壓力、彷徨和喜悅，一直保留在家中。
鮮花的背後是眼淚，成功的基礎是艱苦。選擇學術就是選擇苦難，選擇終極的挑戰。前行的路上，平坦很少，多的是泥濘坎坷，非常的風景需我們付出非常的努力才得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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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甘培忠，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諮詢員，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諮詢員，遼寧省人民政府法律顧問，中國商業法研究會會長，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內容來源 | 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教務處
編輯 | 馬小玲
責任編輯 | 張田甜
主編 | 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