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大航海家，人們一定會想到鄭和。但比鄭和更早、到的國家更多、航行更遠的一位南昌人卻少有人提及。《辭海》1979年版中記述：「就清中葉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國航海家而論，其遊蹤之廣遠，汪氏當居前列。」西方學者稱他為「東方的馬可·波羅」，他的著作《島夷志略》被收入影響中國的100本書中。
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淵，他兩次遠航東、西洋，足跡遍及亞洲、非洲，甚至到達了非洲東岸的坦尚尼亞桑給巴爾島。
贛江養育的年輕航海家
汪大淵，字煥章，現江西南昌人,其故居汪家壟在今南昌市青雲譜區施堯村萬壽路兩旁。大約出生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父母期望成才，他的字「煥章」即出自《論語》中的「煥乎其有文章」。元順帝至順元年（1330年），19歲的汪大淵從泉州搭乘遠洋商船第一次出海，元統二年（1334年）夏秋回國。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第二次從泉州出海。遠航回國後，他把兩次航海所見記錄整理，寫出了《島夷志略》。
與鄭和相比，汪大淵其實沒什麼優勢：汪大淵第一次航海19歲，比鄭和第一次航海34歲足足小了15歲，且比他早了75年；汪大淵時刻有生命危險，還得經商掙錢維持航行。鄭和是官派，有官船200多艘，幾萬官軍，用的是公帑。而結果是：汪大淵比鄭和航行更遠，所到國家更多。航行之後，汪大淵自費出書以廣其傳，鄭和官方海圖記錄先是束之高閣，後被付之一炬，沒有流傳。
由於汪大淵只是一個布衣商人，沒有功名，能查閱到的歷代《南昌府志》、《南昌縣誌》均未見載入其人其書，幸而《島夷志略》為《四庫全書》收錄，我們才能在被淹沒的歷史深處發現他的存在。汪大淵回到南昌，寫成《島夷志略》出版後便無生平記錄，其後經歷無從考證。據施堯村世居者流傳的說法是，汪家舉家遷往了泉州，只留家丁看守房子。
家鄉的航運業繁榮培育了年輕的航海家。有記載，汪大淵的家鄉自唐以來一直是朝廷的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的良港。贛江撫河的交匯口，是洪州府的所在地，地理位置優越，也是江西「江、洪」（九江、南昌）兩大造船基地之一。唐貞觀時期，朝廷命洪州造海船，這種船可載六七百人或500噸貨物。到了南宋造的「楊麼車船」則可載人一千。明永樂年間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參加鄭和「大寶船」的建造。這裡民間一直遺存一首排工號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將軍渡口波連波；象湖源上風光好，施家堯去划龍舟；王老丞相來迎接，相府千金坐花樓；汪家壟住航海客，漂洋過海到夷洲！」宋朝人宗必經有《南浦》詩曰：「江到南關古渡頭，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楊夾道三千戶，繞郭連檣數萬舟。」詩中所描寫的地方就是贛江撫河交匯口這一帶，其航運業的繁榮可見一斑。自幼成長在這種航運繁榮的環境中，耳濡目染的薰陶讓汪大淵不到20歲就萌發了對航運業的巨大興趣和遠航探求的願望。
年紀輕輕就能出海遠航必定家庭富裕。從《島夷志略·大佛山》篇中「命童子入水採之」的記錄可以看出，也許是一個小貴族率領了一個經商團隊出海。經濟富裕是支撐汪大淵兩次歷時7年航海的必要條件。《島夷志略》的序作者吳鑑說，汪大淵從小就胸懷大志，有「奇氣」，效仿司馬遷遊遍名山大川，足跡幾乎遍及半個世界。
把世界介紹給中華
如果說馬可·波羅把中華介紹給世界，那麼汪大淵則把世界介紹給了中華。《島夷志略》是一本古代中外交通地理、經貿志，也是一本古代亞非風俗志。它泛蓋經濟、人文、地理、風俗、氣象等內容，有99個地名章節，加上異文類聚整100篇2萬多字。記有我國的澎湖、琉球（當時琉球同屬於澎湖巡檢司轄）、海南島。文中涉及現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索馬利亞、肯亞、坦尚尼亞、馬爾地夫、斯裡蘭卡、馬來西亞、東帝汶、汶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坦尚尼亞。可能到過尚存在爭議的有摩洛哥、澳大利亞；分析航海路線應該到過但難以認定的有阿聯、卡達、阿曼、葉門、吉布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婆斯的記載。羅婆斯，有的外國學者認為是索馬利亞，有的認為是印度尼科巴群島。而不少中國學者認為是澳洲達爾文港。文中對地形的描述符合達爾文港的特徵，人的生活習慣也貼近。汪到達過帝汶島，跨帝汶海離達爾文港只有300多海裡，這可能是對澳洲最早的記錄。書中記載約220個域外地名。
《島夷志略》包含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記述了我國的各類貨物出口，如絲織品、陶瓷、金屬、食品等。尤其是中國瓷器出口，100個篇章中有40多篇記述瓷器貿易，其中有20多篇記載了青花瓷貿易。青花瓷是中國元代暢銷的國際品牌，比現在的蘋果手機名貴多了。據報導，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博物館藏有完好的景德鎮青花瓷達120餘件，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中出土過數百片元代中國青花瓷器，在東非沿岸的索馬利亞、肯亞、坦尚尼亞等國家的港口城市和島嶼都發現有中國瓷器，坦尚尼亞基爾瓦島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鎮青花和釉裡紅瓷器也印證了《島夷志略》的記載。進口貨物有香料、棉織品、動物毛、礦物、珠寶、食品、藥物等。從《島夷志略》記載和國外出土中國文物來看，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應該是「絲瓷之路」更為準確。
《島夷志略》記載有珍貴的航海高科技資料。如《崑崙》篇寫道：「諺云：上有七州，下有崑崙，針迷舵失，人船孰存。」這種指南針失靈的事作者在《急水灣》篇也有記載：「失風，針迷舵折，舶逐擱淺。」指南針在元代已大量用於航海，即用「針路」航行，沒有指南針，經驗再豐富的船工，也無法在大海航行。
因為作者記載真實可靠，「國史未盡其蘊」，所以後人編修的官志《元史》、《新元史》、《寰宇通志》、《明一統志》多有引用。鄭和的隨從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評價：「餘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這說明馬歡在出國前就研究過《島夷志》，隨鄭和等到海外各國後證實了汪大淵所記之翔實，因而啟發他撰寫《瀛涯勝覽》。不過他的書只談到了20個國家和地區，敘述雖更詳細，但涉及的地域卻遠不如《島夷志略》所述之廣。《島夷志略》雖經改朝換代的戰亂，仍被公私藏書家珍藏，著名的天一閣、文淵閣、文津閣有刻本或抄本收藏，這些也許是其被評為影響中國的100本書原因吧！
《島夷志略》的文化價值
《島夷志略》是中外延續友好交往的媒介。汪大淵在《島夷志略》很多篇章記載了中國人在海外與僑居國融洽相處情況，「渤泥」（加裡曼丹島汶萊國）「尤敬愛唐人，醉也則扶之歸歇處」；「文古老」（蘇門答臘）其地居民每年都盼望中國商船來做生意，他們往往認為五梅雞的出生能預兆中國商船的到來，一隻雞出生就有一條船，兩隻雞出生，就有兩條船，以此方法佔卜，還很靈驗；馬魯澗（伊朗的馬臘格）「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龍牙門（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書中也記載了元朝的兵士「有病卒百餘人」仍留在勾欄山（今加裡曼丹島），「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他到達並記載沙烏地阿拉伯聖城，稱天堂（沙特聖城麥加）「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
《島夷志略》是研究元代海外貿易可靠的史料。《島夷志略》被明代及後世研究者公認為史料可靠真實，99篇幾乎都有貿易內容，有各種易貨貿易，如《無枝撥》中記載用西洋布換處州青白瓷；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如《交趾》(今越南北中部）「流通使用銅錢，民間以六十七錢折中統銀壹兩。官用止七十為率」；所記載物產貿易品種達300種以上。
汪大淵兩次航海成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說明江西在明代之前造船、航海、經商水平當時世界一流，「江右」商幫思想開放敢闖天下。由於是瓷都所在，江西成為「海上絲瓷之路」主力軍。汪大淵和《島夷志略》是加強南昌與國際城市間交往的媒介。筆者的同事2006年到新加坡學習，當地導遊告訴他：「新加坡的歷史最早就是你們中國江西南昌人記載的。」《島夷志略·龍牙門》篇中記載「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布捎」，這是目前所知文字記載華人在新加坡的最早記錄。「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狀，中有水道以間之。」如今已看不到這一景象了——1880年前後英國海軍嫌「中有水道」窄，影響軍艦航行，將龍牙炸毀了，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動期間，新加坡旅遊局根據歷史記載，在拉柏多公園內複製了一個「龍牙門」。
《島夷志略》也是一部有極高史料價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大唐西域記》的記載使人們重新找到了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那爛陀即以新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重新展現於世人面前。《島夷志略》是14世紀亞非各國史地的重要資料，有很多對所在國都城、市井、村莊的記載，如《僧加剌》篇（其地名現斯裡蘭卡國棟德拉岬）：「其山之腰，有佛殿巋然，則釋迦佛肉身所在。」並對佛足跡大小深度作了記載，此佛殿1587年被葡萄牙人所毀。類似這些有價值的記載，可研究的信息書中還很多。
然而遺憾的是，這位本來應令家鄉人感到驕傲的先賢，在家鄉卻未曾留下任何痕跡。鄭和是幸運的，在福建南平，人們發現了鄭和下西洋前為祈求「一路平安」而鑄造的大銅鐘；在福建長樂，有今人修鑄的鄭和廣場和鄭和的雕像；在南京牛首山下，有明人修建的鄭和衣冠冢；甚至在瀕臨印度洋的基斯麥猶，還有一個以「鄭和」命名的小村莊。可是，汪大淵與鄭和相比，簡直是天淵之別。汪大淵好像是一個暗礁，始終為浩瀚的大海所淹沒。如果不是留下了中華100篇名著之一的《島夷志略》，即使他高翰如珠峰，也會被瀰漫的海霧所掩蓋。曾有《泉州晚報》的記者撰文寫道：「在汪大淵的家鄉南昌，人們找不到汪大淵留下的任何痕跡，不知道他出生在南昌何處，甚至遺忘了這個可令他們驕傲的名字。」2012年南昌市地名辦在南昌市青雲譜區施堯行政村區域內命名了一條煥章路，稍微彌補了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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