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簡介
李登輝（1923-），祖籍福建永定，出生於臺灣臺北縣三芝鄉。
1941年畢業於淡水中學，考入臺北高等學校文科（即臺灣師範大學前身），1943年東渡日本入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1946年返臺，轉入臺灣大學農學院農經系，參加「新民主義讀書會」，1949年與曾文惠結婚，並畢業留校任教。1965年，考取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與康奈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再度赴美，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72年為蔣經國延攬「入閣」，任「政務委員」，至此投身政界，為國民黨新生代臺籍政客骨幹人物。參與制訂了《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等。
1978年調任臺北市長，標榜「物質與精神並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創辦「臺北音樂節」，推行都市更新計劃，建立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臺北市資料處理中心。
1981年12月出任「臺灣省主席」。
1984年被蔣經國提升為「副總統」，並進入中常會，刻意培植其為接班人。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組」成員，後接替嚴家淦任總召集人，研擬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繼任「總統」，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在「十三大」上正式當選國民黨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總統」，嗣兼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著有《臺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臺灣農業成長的過程與型態》、《農產品價格政策與水準》、《農業發展的初期條件與政策》等。
以「大腕臺獨分子」為友為「師」
與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輝和「臺獨教父」彭明敏談論他倆「友誼」的事，在李登輝上臺前後的幾年裡，是臺灣媒體報導的熱門話題，而且「彭明敏在說到李『總統』時，總掩不住心情的喜悅」。從他倆的口中人們了解到：臺灣在日據期間，彭明敏讀東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長崎的路上，被盟軍飛機炸斷左手臂，李登輝則讀京都帝大。戰後回到臺灣為臺大同學，在學生宿舍，二人於焉認識，因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時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學幫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輝也常助彭一臂之力。兩人在宿舍裡，「總徹夜長談聊個沒完沒了，久而久之結成莫逆」。後來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譽國際，身份地位遠遠超過李登輝，但彭還是對老友以禮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輝深感友誼的可貴。此後兩人「友誼之樹，常綠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製「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還和李登輝在一起吃過飯。
彭明敏外逃後，雖然李登輝成了通緝彭明敏的「黨和政府」負責人，但倆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臺灣媒體指出的那樣：「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輝接見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彭明敏信徒楊黃美幸的丈夫楊次雄時，楊向李耳語說：「彭先生向您問好」。剛上任不久的李登輝卻毫不避諱地說：「現在不必這樣神秘兮兮了，請你轉告彭先生，請他好好研究，如何來對付那一邊（指中國大陸）。」
1988年1月李登輝「榮登大寶」，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個「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並「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排除萬難……讓臺灣和平地完成體制的轉變。」還不無吹噓地說：「在臺大時，我們常接觸，彼此很談得來，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裡聊天，彼此是蠻要好的朋友。」以後彭明敏就總不時地稱讚李登輝「學識淵博，具有道德人格」、「是臺灣和平實現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還間或有書信往來，彭明敏曾就臺灣問題「寫過幾點意見託人帶給李登輝」。在1990年春臺灣圍繞「總統」選舉展開激烈政爭時，彭明敏以「亞太民主協會」主席之身，毫無顧忌地公開支持李登輝，說什麼我「大膽在特殊的處境中為李登輝背書，是因為臺灣沒有更適當的人選當『總統』。」
和劉慶瑞「相濡以沫」。民進黨人辦的《民進》周刊，1989年2月刊載一篇文章說：「認識李登輝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輝具有相當清楚的臺灣人意識，尤其在尚未與國民黨的政治圈接觸之前，李登輝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對酒時，出現極為激昂的臺灣人意識。」那時，李登輝和劉慶瑞、郭婉容夫婦「相濡以沫」。臺灣大學的學生戲稱他們的這三位老師是『鐵三角』。」
文章指出「劉慶瑞不但是個知名的『憲法』學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領悟到臺灣國際地位問題的臺灣人……早期臺大法學院有一個很普遍的傳言說，當時彭明敏和他的學生所發布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其實還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個時間裡，據說劉慶瑞已經完成了一部『臺灣新憲法』，倘若發表，將是獨步全球的臺獨經典之作。」《民進》認為劉慶瑞是「臺獨」分子的判斷，為「宣言」炮製者之一的謝聰敏所證實。劉是謝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在1992年回憶說，「經過和彭明敏、劉慶瑞、殷海光幾位老師的討論，我已經認識到：如果國民黨不變，這樣下去，臺灣是一個悲劇。」於是就投入了「臺獨」的行列，「才有了後來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的「臺灣國際關係中心」，是「海外五大臺灣人社團」即五大「臺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的同學、「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們返臺探親時，李登輝在日理萬機之中，撥出長達4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些「臺獨」老同學敘舊、聊天，而且讓他們大門進大門出，絲毫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臺灣廣大民眾的強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師」。李登輝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奉行「入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在島內「臺獨」活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它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人權宣言》等三個東西，被認為是島內「臺獨聲音發皇的根基」。《人權宣言》宣稱：「面臨中共企圖併吞臺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將來應由臺灣1700萬住民決定』」。它還提出「為達成臺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宣言」就是在翁修恭當「長老教會」總會代理議長期間，炮製出來的。因此，他被人稱為「島內公開倡言臺獨主張的前鋒人物」。
就是這個「臺獨前鋒人物」翁修恭，卻在1988年底，就是說在蔣經國逝世的當年，卻被李登輝聘請為「家庭牧師」。
與黃彰輝是「教友和舊識」。黃彰輝曾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是該教會「本土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的倡導者與奠基人。由於「和彭明敏時有聯繫」，在彭因「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之後，離開臺灣。上個世紀70年代，他在美國先後發起組織「海外臺灣基督徒自決運動」和「臺灣人自決運動」，成為海外「臺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黃彰輝於1987年7月回到臺灣，獲得「李登輝『副總統』的茶會邀請」，見面時，當李登輝邀請黃彰輝上座時，黃彰輝一語雙關地說道：「時陣（候）一到，該你坐的位子，不要遲疑，儘管就座吧！」倆人還就「變更臺灣政治體制」，「進行了一次充滿智慧與愛心的對話」之後，黃對李「頗有好感」，當即對李期許道：「有你在位，我們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點08分，「時陣到了」，李登輝在「『總統』的位子」「就座」，黃彰輝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輝是一個臺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並呼籲海外臺灣人：「我們應該給李登輝一個機會，讓他完成理想，因為李登輝知道掌握變更政治體制的重要性。」
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輝的交友、擇「師」，十幾年前臺灣媒體指出：「這是李登輝內心深處對於臺灣獨立運動一個悠遠而深沉的表態，表示他從未忘記年輕時代的理想和朋友。」這話點中了要害。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李登輝「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當《聖經》中的「摩西」，妄圖帶領臺灣演出一場「出埃及記」。
靠「反臺獨」當了蔣經國接班人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問，這樣一個李登輝，怎麼讓堅決反對「臺獨」的蔣經國選中當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輝就是靠「反臺獨」被蔣經國看中的。這是「追隨經國先生左右16年」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一篇題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的文章中披露的。
這位「追隨者」說，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一是他的「政績」；二是他「生活起居甚為簡樸」。但起了「極大的關鍵作用」的，是李登輝的「反臺獨」。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將文章有關部分原文照錄：張文寫道：「上述幾件事情，固然都為當時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較有利的地位，不過，真正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優勢，則在於李的另一表現。因為經國先生在考量搭檔夥伴條件時，除了前面說的各項要求之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基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具有堅定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這樣的條件，李登輝怎麼被蔣經國選定的呢？文章緊接著說：「而就在民國73年10月間，臺灣省李主席向第7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於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覆質詢之後，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臺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盡可以超越省政範圍為藉口不予答覆。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臺灣，臺灣怎能脫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於閱讀此項剪報之後，頻頻點頭稱是，連說『很好、很好』。這一經過，距離7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12屆2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二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
很顯然，李登輝這個「臺獨」分子，在蔣經國面前耍了兩面派。1994年他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在「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一節中，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接班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
小編：真的很喜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