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管仲經濟學的《管子》作於約公元前七百年。再往下可能就算是《史記·貨殖列傳》了。錢鍾書在《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中評價《貨殖傳》：「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民國時期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潘吟閣在其《史記貨殖傳新詮》中贊曰：「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貨殖列傳》也位列梁啓超指定的史記「十大名篇」之一，推薦語為：「商道貨殖，安邦定國」。《貨殖列傳》出自《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所寫的人物，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遊俠讀，亦可當小說讀。它集中反映了司馬遷經濟思想的重要篇章。「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
《貨殖列傳》開篇引用了《老子》的「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既是老子描繪的理想世界，也是過去中國農村小農自足經濟的寫照。但司馬遷並不認可這種生活方式，稱即使一定要採用這種社會組織形式，也是執政者為了掩人耳目。在信息和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社會越來越開化的今天幾乎無法施行。人們想過上好日子，吃好、穿好、玩好是眾心所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是執政者的努力方向。管理國家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善者因之），其次是誘導（利道之），再其次是教育（教誨之），再次是用法律約束（整齊之），最糟糕的情況是與老百姓爭奪利益（與之爭）。看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統計數據，國家的財稅收入長期兩位數增長，遠遠超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個人收入增長速度，同時也高於國家GDP的增速。遑論與民爭利，簡直是一臺抽血機器。試問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拿」走那麼多錢幹什麼用？除了狐狸分蛋糕，自己分走一大塊，剩下的難道政府比企業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更不用說民眾組閣政府只是請個分蛋糕的嗎？
社會經濟運行自有其自然規律。「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世界上的資源分布並不均勻，「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商品和勞務的流動並不需要政府發布命令。「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通過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貨物會正常流通，滿足人們的需求，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符合客觀規律一樣。這與今天我們強調的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司馬遷認為那是「如水之就下「的自然而然的道理，而我們今天仍然是執政者人為選擇的結果，可以左也可以右，並不是尊從自然規律。
接下來，司馬遷又從正反兩面舉例說明不尊崇經濟運行規律的嚴重後果。「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這跟中國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社會現實對比也是非常貼合的。60年代初被稱為「自然災害」時期全國餓死幾千萬人，竟然大都是農民。因為那時搞配給制，城市和學校每天還 能保證3兩8錢的夥食，但農村的糧食都被收走，農村的大人小孩就只能啃樹皮和吃觀音土了。地少人多的大省如山東、河南等，幾乎家家都有被餓死的。戶口制度，又把人口的自由流動卡死了。那時可真是「農不出則乏其食」，「商不出則三寶絕。」改革開放以後，各種生產要素也開始慢慢可以流動了，「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生產力就爆發了威力。
上邊司馬遷講得都是經濟運行規律。接下來他講了若干不同道路平民致富，富可敵國的生動故事。司馬遷為商人立傳，開創了上下幾千年的史家先河。須知商人在舊時是被歧視的，士農工商，商人是排在最後一位的。扶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子就曾主張降低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百工商賈不許穿用羔皮貂皮做的衣服。」《貨殖列傳》重點介紹了十五位成功商人的故事，分別是齊國範蠡、衛國子貢、周人白圭、魯之窮士猗頓、邯鄲郭縱、烏氏倮、巴寡婦清、蜀卓氏、山東遷虜程鄭、宛孔氏、魯人曹炳氏、齊刀間、周人師史、宣曲任氏和塞之橋姚等。這十五個人的致富方法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遵從和利用市場規律。
排在第一也是最早的一位是被稱為「商聖」的陶朱公。範蠡從成功的政治家轉為出色的商人。他先是輔佐越王勾踐二十餘年臥薪嘗膽成功滅吳，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急流勇退，隱姓埋名攜西施遊於江湖，泛一葉扁舟遨遊於五湖七十二峰之間。他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美人相伴；人生贏家！」陶朱公充滿辨證智慧的經商哲學充滿了對供求關係，價格形成，經濟周期以及人性貪慾的深刻理解，比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另一個值得稱道的是任氏。任氏是宣曲人，他的祖先曾任督道倉吏。秦亡的時候，各路豪傑都在爭搶金銀財寶，惟有任氏「獨窖倉粟」，囤積糧食。很多人覺得他傻，他卻一條路走到底。沒多久，楚漢之爭在滎陽一帶展開，老百姓無法耕種，市場糧食短缺而導致無價飛漲，一石米賣到了一萬錢。這一來，他因賣糧食發了大財，「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還有一個發戰爭財的橋姚也很有趣。邊疆地區開拓之際，橋姚富有馬千匹，牛二千頭，羊一萬隻，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起兵反叛漢朝中央朝廷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從軍出徵，需借貸有息之錢。放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國均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尚未決定，沒有人肯把錢貸給他們。「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後，無鹽氏得到十倍於本金的利息，「用此富埒關中」。發戰爭財很需要勇氣，這讓我想起了明成祖朱棣從北京反攻南京時 跟沈萬三借錢，也是數倍的利息，沈萬三為了保險還把女兒許配給朱棣要求如若登基許以皇后。
再有一個不問出身、不拘一格大膽啟用奴隸的刀間。「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日：「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奴虜當中也有各種各樣的人才，刀間拋棄偏見，唯才是舉，實在難得。奴虜或逐商賈之利，從事實業；或連車騎，交守相，疏通社會關係，為自己的事業尋求保障。「然愈益任之」，表明刀間不僅善任人，而且任人不疑，讓奴虜們放手去幹。結果「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所以有人說：「與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為奴」。憶起反映美國奴隸解放運動的小說《漂》中也有奴隸不願離開主人家的，離開之後沒有去處。刀間不愧為善用人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皆有可用之處，就看是否放在恰當的位置和施展才華的平臺，是否給予足夠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激勵。
除此之外，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還記述了兩位女企業家的故事。一位是與匈奴貿易馬牛的烏氏縣倮氏，另一位是在四川經營硃砂礦的寡婦清氏。「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匈奴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數量的程度。「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烏氏倮不過是個邊境偏遠地方的村婦、畜牧主，巴郡寡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她們卻能得到秦始皇帝的敬重，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如果細分如上富豪所在行業研究，也會得到有趣的發現。十五人中有六人從事的是冶鐵業，分別是邯鄲郭縱、巴蜀寡婦清、山東遷虜程鄭、宛孔氏、蜀卓氏和魯人曹炳氏。這有賴於「漢興，海內為一」，百廢待興。四人從事農業，周人白圭種穀養蠶；魯人猗頓起於畜牧和池鹽；宣曲任氏戰時囤積糧食，米價漲到每擔一萬錢；烏氏倮畜牧，與匈奴做生意，戎王給其十倍的報償。一人從事金融業，塞之橋姚做P2P，年利息高達1000%。不管什麼行業，只要專注地做，做到細分市場的領導者，皆能富甲一方。溫州的小商品市場就是典型的例子。司馬遷繼而總結錢生錢的資本力量，資源財富累積到一定規模就能達到財務自由的境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這種人家就能隨心所欲的靠利息，吃喝玩樂而無憂了。
司馬遷鼓勵人們致富，只要「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不取掘墓賭博的不義之財。這也是民心所向和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然規律。「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凡是編戶的百姓，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這是我們即使在現今社會也很容易觀察和理解的常理。那麼如何致富，不被人役使呢？「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門賣笑）」，這裡所說的經商末業，是窮人致富憑藉的手段。「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勞致富是一般道路，但想要大富大貴還需要守正用奇，守正是道，用奇是術。
富裕的社會會不會衍生出其他問題呢，比如為富不仁，幹涉政治？司馬遷認為人只有富裕了才能更注重禮節德行，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認為富人會有更高的德行。「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住上百年，就應招來德行。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亞里斯多德在2000多年前他的《政治學》著作中也說過類似的話：「自愛出於天賦」，「人們在施捨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夥伴有所資助後，會感到無上欣悅，而只有在財產私有的體系中才能發揚這種樂善的仁心」，「而寬宏（慷慨）必須有財產才運用，在一切公有的城邦中，人們就沒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為，誰都不再表現施濟的善心。」
所以司馬遷認為致富是能做到的，也是應該的和光榮的，反之貧窮就是可恥的。「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如此貧困，還不感到羞愧，那就沒啥可說的了。所以，沒有資本就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稍有積蓄便可憑藉智巧，已經富足了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沒有大隱於野之行，而長期處於貧困窘境，而妄談安貧樂道，足應該感到羞愧了。
最後司馬遷總結，富無經業，貨無常主，有本領的人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的享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補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約成書於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前後經歷了14年。毛澤東很欽佩司馬遷，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司馬遷的《史記》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稱「史學雙壁」。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