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習近平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內容。習近平站在新時代和全局戰略的高度，對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特徵作出準確判斷；從新發展理念、「六穩」工作、「兩個輪子」等方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點作出正確把握；客觀分析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如何打好「三大攻堅戰」的問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取向即以人民為中心、強化民生服務作了科學定位。習近平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性貢獻。
【關鍵詞】 習近平；新時代；新常態；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作者簡介：張雷聲（1954-），女（漢），安徽蕪湖市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理論。
習近平站在新時代和全局戰略的高度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內容，它反映了習近平在引領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上的深謀大略。準確研判新時代經濟發展的特徵、正確把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點、客觀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科學定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取向，構成了習近平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論述的基本內容，反映了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性貢獻。
一、準確研判新時代經濟發展的特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經受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的衝擊，特別是全球經濟增長在2010年反彈到4.1%後就連續3年下滑，國際市場動蕩和外需相對收縮對我國經濟增長形成了強大的制約，2011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降，發展進程減緩。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界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習近平就如何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走勢、引領我國經濟的發展問題作了準確的分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分析了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徵做出了準確的研判。縱觀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推進，我們看到，習近平對經濟發展特徵的論述經歷了從「新常態」到「高質量」的發展過程。
首先，根據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習近平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2013年10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重要演講，針對中國經濟發展受到世界經濟衝擊的狀況，他強調，「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正在進行深刻的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1］在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作出了中國經濟正處於「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狀況的重要判斷。以這一判斷為基礎，2014年5月他在河南考察期間首次明確提出了「新常態」概念。隨後，在多個場合，習近平全面詮釋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現形式、特徵以及新常態下國家的戰略發展。他認為，新常態的表現形式即「三期疊加」中，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意味著我國經濟處於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的發展時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意味著結構調整刻不容緩，不調就不能實現進一步發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則意指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實施「一攬子」刺激計劃，現在這些政策還處於消化期。關於新常態的特徵，習近平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的深度調整」［2］，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的這些特徵反映了它是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階段演化的必經過程。
其次，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新發展理念的要求，習近平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判斷。在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把「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看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所著重抓的三件大事之一，並在對國內經濟發展存在問題的分析基礎上，為我國經濟發展探尋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新路子，對我國經濟工作的理念、思路、著力點進行了重要調整。新常態既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高度概括，是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規律性認識，也反映了經濟發展必須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新常態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基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事實，以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要求，對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做了準確的判斷，即「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3］。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黨外人士座談會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4］。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又進一步強調必須圍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來部署2018年的經濟工作，並且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5］。因此，在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依然明確地為我國2020年經濟發展定了「高質量發展」的調子，儘管2020年經濟發展受到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和要求則堅定不移。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習近平對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特徵作出的重大判斷。這一重大判斷奠定了中國經濟朝著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方向發展的基礎，構成了我們理解和把握習近平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論述的前提。
二、正確把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點
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堅持穩中求進成為中央經濟工作的總基調。這既體現了量的要求，說明速度的增長要符合當前發展階段的要求，更體現了質的要求，說明穩定的經濟增長環境是結構優化、動能轉換、經濟質量和效益提升的前提。只有在經濟「穩」的基礎上，才能通過解決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觀大勢、謀全局、幹實事，為我國經濟發展質量穩步提升把脈問診、開方施治，從而科學把握了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點。
第一，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發展理念是基於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客觀實際提出來的，是引領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體系和指導思想。它集中體現了習近平對我國新的發展階段所存在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問題所具有的深思遠慮，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的科學把握。習近平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要求。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6］這一論述深刻說明了發展理念與經濟發展階段的適應性。當我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是「有沒有」「有多少」的問題，而當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後，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則是「好不好」「優不優」的問題。因此，新時代抓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必須更加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
堅持新發展理念是黨的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和重要目標。「全黨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7］習近平精闢闡明了如何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即，一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上；二是樹立全面的、整體的觀念，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重大政策出臺和調整要進行綜合影響評估，切實抓好政策落實，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三是把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作為檢驗各級領導幹部抓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尺度。這三個方面成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尺。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8］。習近平從堅持新發展理念角度，高度概括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第二，以「六穩」工作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在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同時，針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問題，面對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徵日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的歷史環境，對我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作出了明確闡釋，即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9］為此，2017年至2019年，每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圍繞推進「高質量發展」問題部署下一年的經濟工作。
習近平強調，要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全面做好「六穩」工作。所謂「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穩就業居於「六穩」之首，習近平從三個方面部署了穩就業的任務，一是對就業困難人員及時提供就業指導和技能培訓，確保他們就業有門路、生活有保障；二是重點解決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返鄉人員等重點人群的就業問題；三是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努力為人民群眾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顯然，穩就業對於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穩金融在「六穩」中地位突出，習近平認為，「面對未來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挑戰，我們不但要確保金融安全網資源充足，也要讓國際金融架構的代表性更加合理，更好反映世界經濟現實格局。」［10］為應對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挑戰，確保我國的金融安全，穩金融就在於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穩外貿不僅關乎中國發展，而且對全球經濟也意義重大。習近平指出：「我們應該堅持以開放求發展，堅持『拉手』而不是『鬆手』，堅持『拆牆』而不是『築牆』，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11］穩外貿既要擴大進出口規模也要提升進出口質量。「我們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願意進口更多國外有競爭力的優質農產品、製成品和服務，促進貿易平衡發展。」［12］穩外資即穩定和擴大利用外資，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保護，繼續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將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放寬外資市場準入，繼續縮減負面清單，完善投資促進和保護、信息報告等制度。」［13］穩投資強調切實增加有效投資，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各類政策形成合力，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位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等領域，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穩預期則是要求在經濟發展中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我們既要堅信中國的發展前途光明，又要充分認識到道路曲折、困難很多，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準備之戰，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14］習近平對「六穩」任務的部署，給我們以「六穩」工作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第三，以「兩個輪子」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習近平指出，要以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作為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的「兩個輪子」，對於激發經濟內生動力，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無疑具有「提速」作用。
在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創新從理念到實踐都並非是單向度的行為。習近平強調，「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15］，它包括了「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等」［16］。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和我國發展動力轉換的形勢下，只有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17］，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以創新驅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既要堅持全面系統的觀點，又要以主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突破帶動全局；既要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又要以重大科技創新為引領，加快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增強我國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招，也是制勝一招。新時代，在「四梁八柱」的改革基本完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開放取得了重大進展的情況下，以改革開放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就必須注重改革開放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適應經濟新常態提出的戰略決策，也是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主線。以改革為動力，降成本、補短板、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切實做強實體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就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18］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濟要發展，就必須順應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引資和引技引智並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三、客觀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
在新時代經濟發展中，「三大攻堅戰」即精準脫貧、汙染防治和金融風險防範化解雖然取得關鍵進展，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卻遭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戰。習近平強調，要順利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關口，就必須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工作，打好「三大攻堅戰」。在如何通過打好「三大攻堅戰」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上，習近平所作的論述展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政治擔當和政治智慧。
首先，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部署，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支點。習近平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的難度、影響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緊要關頭，他就決戰脫貧攻堅問題作出了新決策新部署。
一是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了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任務。目前看，脫貧進度符合預期，成就舉世矚目。」［19］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貧困群眾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明顯加快、貧困治理能力明顯提升、中國減貧方案和減貧成就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我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二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面臨的困難挑戰。習近平精準分析了在2020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打贏脫貧攻堅戰所面臨的難題。對於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未摘帽、2707個貧困村未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未全部脫貧的問題，他強調：「雖然同過去相比總量不大，但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20］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諸如外出務工受阻、扶貧產品銷售和產業扶貧困難、扶貧項目停工等問題，他強調必須採取措施解決。對於已脫貧的地區和人口中存在產業基礎比較薄弱、產業項目同質化嚴重、就業不夠穩定等問題，他強調在已脫貧人口中要防範返貧風險，在邊緣人口中要防範致貧風險。對於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重點轉移、投入力度下降、幹部精力分散等現象，以及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等問題，他強調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加強脫貧攻堅工作。
三是確保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的舉措。針對位於西藏、新疆、甘肅、四川和雲南的「三區三州」這類國家層面的深度貧困地區，習近平強調要加大政策、資金的傾斜支持力度，優化政策供給，強化措施落地，提升產業扶貧質量。針對疫情影響問題，習近平強調，疫情嚴重地區，在重點搞好疫情防控同時，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而沒有疫情或疫情較輕地區，則集中精力加快推進脫貧攻堅；要做好對因疫致貧返貧人口的幫扶，密切跟蹤受疫情影響的貧困人口情況，及時落實好兜底保障等幫扶措施，確保他們基本生活不受影響。習近平提出了要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在精準落地上見實效的思想。不僅扶貧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精準，而且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精準。在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與鄉村振興的關係上，習近平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21］這既說明了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全面提升脫貧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也強調了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意義。
其次，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杆，是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顯著標誌。汙染防治攻堅戰開展以來，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成效顯著。但是，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增添了難度。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依然突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環境風險防控能力還有不足等問題，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制約。面對這些問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關頭，習近平對如何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作了精闢論述。
一是必須樹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把握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習近平把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概括為「四個一」，即「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基本方略，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堅戰中汙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堅戰。」［22］習近平的這一概括，深刻闡明了綠色發展觀對於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遇到的難題和挑戰面前，「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程中，汙染防治和環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關口。要保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的定力，不動搖、不鬆勁、不開口子。」［23］既不能放寬放鬆，更不能走回頭路，保持方向、決心和定力不動搖，是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先導。
二是突出精準治汙、科學治汙、依法治汙，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習近平提出了精準治汙、科學治汙、依法治汙的原則。精準治汙，既在於精確定位影響環境質量和涉及汙染擾民的突出環境問題及主要汙染源，更在於精準發力，對症解決主要矛盾和深層次問題。科學治汙，關鍵在於遵循客觀規律，實事求是地採取科學手段，力求取得較好的治汙效果。依法治汙，則是嚴格依法審批、監管、治理、處罰、追責，把尊重法律與依法行政、創新工作、防治汙染有機結合起來。「準確把握『三個治汙』，要害在精準，關鍵在科學，路徑在依法。」①以「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複製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為舉措，聚焦綠色發展、生態保護與修復，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強化系統謀劃、精準施策、攻堅保障，做到精準發力、科學施治、依法推動。
三是重點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完善相關治理機制，抓好源頭防控。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三大保衛戰，是習近平在論述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始終貫穿的思想。他強調，要採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實施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落實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等，打好這場攻堅戰。2020年是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的不可忽缺的內容。
最後，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針對我國實體經濟中結構性矛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強、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創新能力不足、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等問題，習近平就如何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作了系統性分析。
一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重中之重在於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習近平把此項任務看成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他認為，防範風險，重要的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此，既要「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國產化」，「做好金融業綜合統計，健全及時反映風險波動的信息系統，完善信息發布管理規則，健全信用懲戒機制」；也要「管住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和高中級管理人員，加強對他們的教育監督管理，加強金融領域反腐敗力度」「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結算機制，適時動態監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資金流動都置於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視野之內」；還要「完善金融從業人員、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運行、金融治理、金融監管、金融調控的制度體系，規範金融運行」［24］。習近平關於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系統性對策的提出，對於壓實金融機構、金融管理部門各方責任，為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規定了方向和路徑。
二是金融要回歸本源，金融業的天職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習近平把此項舉措看成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性舉措。他指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25］習近平的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屬性，指明了理清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對於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意義。針對我國金融業的市場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習近平強調：「我們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這個重點，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26］。一方面，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要以實體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為基礎，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另一方面，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建立完善更加協調的金融監管制度。
三是充分發揮金融機構防範化解風險的主體作用，守住風險底線，提高防控能力。習近平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要守住底線打好基礎，把防範化解經濟重大風險變成加快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他提出了「六個要」，即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要建設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要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的產業體系、市場體系、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等提供精準金融服務，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要適應發展更多依靠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推動金融服務結構和質量來一個轉變；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場規律、堅持精準支持，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六個要」充分表達了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對於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四、科學定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取向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習近平最關心人民、最關注民生，他強調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從而為新時代改善民生指明了方向。
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依靠人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是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發揮人民主體作用是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持續抓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強調更多從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入手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27］因此，以人民的呼聲為第一信號，以人民的需求為第一要務，以增進人民福祉為重要內容，以滿足人民期待和實現人民願望為己任，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成為習近平關於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導向。
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事關國家發展、人民幸福。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歷來是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的重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以人民為中心，強化民生服務，更是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屬點。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習近平部署的每項任務、每個舉措，都貫穿了鮮明的民生導向。做好「六穩」工作、「兩個輪子」驅動、打好「三大攻堅戰」等都和民生直接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就在於確保民生得到有效改善和保障，這反映了習近平基於人民，為了人民，向著人民，對人民負責，讓人民獲益的立場和思想理念。
民生是一項系統而複雜的工程，涉及就業、醫療、住房保障等方方面面。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習近平把確保民生得到有效改善和保障的重點，定位在重點群體、困難群體和特殊群體上，強調要發揮政府作用保基本，注重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做好關鍵時點、困難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從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解決民生問題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首先，就業是民生之本。習近平以「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論斷點明了就業與民生的關係。要讓老百姓端穩飯碗，就必須通過就業，獲得穩定的收入，只有安居樂業，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從宏觀上來說，就是「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28］高質量的就業就在於穩定就業總量、改善就業結構、突出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確保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針對重點群體就業問題，習近平強調要「紮實做好下崗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29］，多渠道促進就業創業。開展「穩就業」行動，兜牢民生「底線」，可以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其次，教育是民生之基。習近平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30］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對於農村教育存在著短板問題，他強調，「要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縮小城鄉教育資源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切斷貧困代際傳遞。」［31］對於城市務工人員特殊群體，他強調，要有效解決他們的子女上學難問題，保證城市務工人員的子女以流入地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為主接受學前教育，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解決他們接受完成義務教育之後的中高考升學問題，讓他們的子女享有平等的同城入學、同城升學的機會，以推進教育公平。
再次，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網。習近平指出：「按照兜底線、織密網、建機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3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國大地之時，習近平強調，「要完善社會保障，做好低保工作，及時發放價格臨時補貼，確保群眾基本生活。」［33］對於老弱病殘等缺乏勞動能力的群體，要綜合運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保障措施，實現應保盡保，確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線；對於老年人群體，要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還必須發揮市場供給靈活性優勢，深化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領域市場化改革和對內對外開放，增強多層次多樣化供給能力，更好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最後，住房是民生之保障。習近平告誡我們：「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34］。他一再強調，只有堅持這個定位，才能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對於城市困難群體的住房保障，不僅要加強城市更新改造，改善基礎設施，而且要進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加電梯、地下管網等，做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租賃住房，全面落實因城施策，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長效管理調控機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更好地滿足城市困難群體的住房需求。
民生問題是習近平於2020年4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六保」任務（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中的前兩項任務，是完成後四項任務的前提和基礎。解決民生問題，既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取向。習近平把改善民生，特別是在關鍵時點上改善特定群體的民生，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放在黨的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體現了他以人民為中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治國理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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