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懷念陳明忠:「我生錯了時代,但沒做錯事」

2020-12-13 觀察者網

1947年的今天,「二二八」事件在臺爆發。事變期間,時年18歲的陳明忠前往埔裡尋友,偶遇反抗國民政府的二七部隊,加入其中,後任敢死隊隊長,在「烏牛欄之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 陳明忠先生是「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亦是「臺灣最後一位死刑犯」。三個月前,已過耄耋之年的陳明忠先生在滬壽終,臺灣統派再失一將。 今逢「二二八事件」73周年,觀察者網特刊文一篇,一作紀念,二為緬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我再講兩點。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還看不到兩岸統一,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趨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1]

這段話被反覆刊載或引述多次,幾乎成了臺灣統左運動家陳明忠先生的定評與聲明。

許多人憑粗淺的印象和情緒來認知日殖臺灣下的人物與歷史,而這正是島內外某些政學媒勢力所刻意營造與期待的認知結構,這種結構形成輿論上的臺灣外觀與臺灣社會自我詮釋的基礎。

然而,2019年11月21日過世的陳明忠老先生,以其親身經歷與無悔的遺言,幡然挑戰那種記憶結構的所有正從共犯,這是《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一書的價值所在。

雖然臺灣以選舉民主自詡,但恰恰是選舉政治容不下陳明忠所追求的理念。島上多數政黨仍視而不見、甚至敵視陳先生所說的「大趨勢」:或說條件不夠、無權限制下一代人的選擇,或者推出各種限制和威脅兩岸交流的法令。在這樣的氛圍中重看《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別具現實的意義。

陳明忠先生(資料圖)

陳明忠的留言

根據日本駐臺灣軍1937年9月1日的密件《通過北支事變看本島人的皇民化程度》,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內,臺灣發生70餘起反日事件或言論。日殖當局承認,42年來的統治「十分令人寒心」,[2]這或許是總督府後期強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一個誘因。而陳明忠便是在「皇民化」時期就讀高雄中學,卻因歧視待遇而意識到自己是個中國人,並產生初步的社會主義意識。[3]

還有許多臺灣青年到大陸投入對日抗戰,以求臺灣的解放,例如同是高雄中學畢業、後來成為中共地下黨的鐘和鳴與蕭道應。[4]但這些人物和故事,都不是後來臺灣社會的主流敘事和記憶;只有倖存者和少數作家的努力傳述,能讓少數人關心或記得。仿佛這個時代,仍然是陳明忠生錯了時代的時代。

陳先生的遺言也是一種代言,他不幸生錯了時代,但有幸為其同志與同胞發聲,而留下鐵錚錚的歷史證言。2018年7月5日,陳先生留言:「祖國統一變成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應該是陳先生生前所看不到的「小小的遺憾」,與他所認知擋不住的「大趨勢」。雖然,這種遺憾或趨勢未曾寫入臺灣的教科書,也無法成為臺灣的義務教育或輿論主流。

陳先生的留言有三個層面:一是祖國統一;二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三是統一與富強相互成就。按照「兩個一百年」的計劃,是先求富,進而變強。在富強的過程中,臺海兩岸統一能起到什麼作用?則取決於人們對統一的認識和方法。

然而在《無悔》書中,陳明忠疑惑地問:

「最近幾年,明明是大陸的遊客和大陸的購買團在支撐臺灣的經濟,但大家不肯承認,贊成統一的人還是那麼少,我實在不知道臺灣人在想什麼?」 「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臺灣人才會醒悟。現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惡鬥越來越厲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慮臺灣發展的方向問題,讓人無可奈何。」[5]

由於對統一的認識缺位,輿論在方法上就以兩岸間的「武統」、「和統」,以及島內的「統」、「獨」之論為主。其中,「武統」和「獨」的聲浪各佔優勢,在兩岸輿論場上形成一種正相關係數;「和統」和「統」則分別在輿論或現實弱勢下迎難而行,成為一組還擠不上話題熱點的政治係數。

陳明忠的困惑與無奈,反映的是臺灣人對兩岸統一普遍的無感與無知,後者似乎與陳先生所認知擋不住的「大趨勢」相左?或者說,統一隻能是大陸方面的一廂情願,而這又與「兩岸心靈契合的統一」有所出入?

臺灣的「心理距離」

在陳明忠過世20天後,《人民日報》刊出《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文章。

文章指出,大陸當局仍然「堅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一如既往尊重、關愛、團結和依靠臺灣同胞。要擴大兩岸同胞尤其是基層民眾和青少年交流,增進相互理解,拉近心理距離。要團結臺灣同胞共同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信念,增進臺灣同胞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和對祖國和平統一的認同」。[6]

這篇令多數臺灣人無感或無知的刊文,不例外地被某些政學媒套上「統戰宣傳」的詮釋框架,而引起表面的輿論反彈。然而它至少有三個前提值得注意:一是它以40年來的政策一貫性為依據,並擁有大陸改革開放40年的實際成就為條件;二是超過40年來,「一個中國」的原則和氛圍在國際社會上已是日趨普遍、明朗、堅定,而不是相反;三是大陸實踐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制度優勢,已讓西方政治和價值感產生巨大焦慮,而具體反映在美國大張旗鼓的貿易戰、科技戰和軍備戰。

因此,從國內外的形勢來看待劉結一主任的這篇刊文,可見適時而豐富的戰略意義。在刊文的前10天,前美國在臺協會(AIT)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指出,臺海兩岸的疏離已經註定沒有和平統一的可能。[7]兩相對照起來,可知大家都明白「心理距離」是兩岸能否和平統一的指標。

臺灣的「心理距離」,就是前述島內外某些政學媒勢力所刻意營造與期待的認知結構,也是陳明忠晚年的困惑與無奈所在。

但陳明忠是一個求索解答的人,在他看來,兩岸分裂的罪惡之源是美國;而臺灣藍、綠惡鬥的根本關鍵,就是雙方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8]在臺灣輿論焦點的2020選舉話題上,「中國人」確實不是藍、綠雙方的主體思維;所謂「親中」、「反中」的選舉用詞,也暴露自己將中國客體化的心態。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陳明忠(中)參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

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問題

這種心理結構,與兩岸的政經生態不同有關;陳明忠的解答,則是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問題。

以上世紀臺灣的「統」、「左」分裂為例,有些認同文革的毛左派反對改革開放,認為大陸是「走資」,因此對於兩岸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而影響了後來的左派青年;陳明忠則主張站在中國人立場來討論,他整理出的答案是「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

比如中國和前蘇聯的革命,都是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如此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經壓迫。其後,後進國根據自身條件集中全國的力量發展生產力,企圖在短期間內實現「原始積累」,卻又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

於是,後進國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遂扭曲了社會生產基礎的積累構造,不得已將以農業剩餘轉來建設軍重工業,因而犧牲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此外,「戰備體制」使得毛澤東和史達林在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就過早地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過早的理想來規範滯後的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卻導致兩國都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

然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解放並發展生產力;但蘇聯則改革太晚而解體,今日俄國的實力和地位已不如中國。陳明忠總結歷史經驗,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原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時期,要利用市場經濟以迅速提高生產力,這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9]

由陳明忠的解釋來看待兩岸政經生態的不同,可知作為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地區,大陸為了超越、克服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圍堵、分化與打擊,必然要經過一個社會主義前夜的「特殊的過渡階段」。即經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實行具有反帝民族主義成分的資本主義式生產,如此發展國內的生產力之後,才有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

正因為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待兩岸和世局,陳先生才理解大陸追求社會主義必然要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即大陸的社會革命一定要結合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成分。[10]

但臺灣地區自國際冷戰以來的路徑就截然不同──對反共仇中陣營的美、日等國具有強烈的政經依附性,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思想各方面為資本主義先進國代工,成為臺灣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路徑。

因此,奉美、日為「現代性」上國模式的思維,就成為臺灣人的集體心理和認知。即使用「中華民國」、「民主自由」、「臺灣主權」等政治符號,也無法掩飾自失中國人立場後的論述虛弱與矛盾。

例如陳明忠的反問:美國保護下的「中華民國」,與日本保護下的「滿州國」有何不同?當「中華民國」還擁有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時,它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主權國家嗎?分裂中國這種蔣介石都不肯幹的事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或任何中國領導人幹得出來嗎?[11]

陳先生並指出,臺灣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空間比現在還大得多,只是臺灣兩黨蓄意欺騙人民而拒絕罷了。[12]

信息不足的民主

90年前出生於日據下臺灣高雄的陳明忠,其中國懷抱與認同是從自身的痛苦經驗出發,與文革時期才接觸到社會主義的臺灣左派青年有所不同,更與當前只有兩黨「民主自由」價值觀的一般臺灣人不同。

固然,大陸在文革時期以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被視為革命的挫敗,且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不得不走過代工與世界工廠的階段。但一方面因為先前的軍重工基礎成為日後產業升級的憑藉,另一方面,大陸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的民族立場,這就讓大陸在改開40年而生產力趕超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後,能全面恢復作為中國人的道路、制度、文化與人格的自信。

陳明忠說,大陸基於自身條件,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民民主專政和市場經濟,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13]這種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嘗試,原就超過依附型民主教徒的認識格局;何況將中國客體化以後的臺灣人,既無法在反帝民族主義的頻道上與大陸共鳴,也無法在更高的世界主義或天下觀層次上站住立場。

於是,臺灣政學媒慣用西方的「民主」當鎮靜劑,因為依附在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民主」,已經是臺灣人集體對於天堂的想像極限。以這樣的「心理距離」,卻聽聞臺灣政客要求大陸先實現自己認識所及的「民主」才能拉近彼此,恐怕是一則夏蟲語冰的笑話。

試看為了2020年選舉,臺灣兩黨鬧出的醜聞,以及民主悖論的政治廣告或立法,反證了選舉民主的局限性。但這就是一般臺灣人的真實生活──失卻中國立場的生活情境和認識格局,被政客用「拒統反中」操控著亡國情緒和思維。即使像新黨那樣聲稱統派的政黨,也不得不支持在2020選舉中「堅拒一國兩制」的國民黨參選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明忠承認,兩岸分斷體制使得島內的大陸信息不足,連香港鳳凰衛視臺也不便收看,所以臺灣統派對於大陸的情況還不夠了解。且陳先生本人的知識背景是日本教育,歷史因素造成他的知識語言是日文,他只能通過日本左派的書籍來重新認識中國。[14]

那麼,在臺灣連贊成統一的人尚且對大陸的認識不足,連陳明忠這樣認同並投入中國革命洪流的臺灣人,尚且只能間接而曲折地重新認識中國,甚至曾在獄中期間讀到關於大陸文革的傷痕文學而萌生過死意;[15]則在「反共仇中」「島國體制」下認知大陸的一般臺灣人,其對統一無感無知或反對,也就是兩岸長期分斷的必然後果。

其實陳先生的中國人認同並沒有實地的大陸經驗為背景,而且是在日據臺灣的「皇民化」時期形成。況且,殖民地遺留在陳明忠身上的印記也不少,例如日語、日文詩歌,以及學校和學生兵的經驗。然而,陳明忠卻能在思想和人格上拒絕日本殖民的馴化。

少年時期的陳明忠先生

不屈不撓的人格

在讀初中的時候,陳明忠受到民族主義的啟發,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而瞧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同時,在陳先生視皇民化臺灣人為「三腳仔」時,還能自覺到家裡的佃農也同樣對自己那麼恭順。他意識到自己仿若日本殖民者,成了壓迫者甚至歧視者的角色,由此而產生反對壓迫的社會主義意識。[16]

覺悟反映人格,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陳明忠超越、克服殖民地遺留與反共意識形態、拒絕「歷史低能」覆蓋其人格的武器──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方遠說,港、臺兩地正處在「歷史低能」的狀態。從陳明忠這面鏡子來照看港、臺兩地,可知中國人立場的缺位,就是這種「歷史低能」的淵源。

然而陳先生的中國人立場是超越選舉政治、超越國共對立、超越兩岸隔閡、超越中外矛盾、為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而堅定的信念。所以他說:「如果大家放寬胸懷,重新復歸中國人的認同,那路子寬得很,還有什麼好鬥呢?」[17]

基於這種認識和胸襟,陳明忠在2005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對國民黨主席連戰說,臺灣內部族群問題的根源是國共內戰,國民黨及連戰應負起歷史責任和義務,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18]陳先生這種信念,與1949年因為反對內戰與外力的《和平宣言》而入獄12年的楊逵,[19]是同一個歷史脈絡。

為此,同受過國民黨政治刑求的難友王子煃則因此曾與陳先生絕交,認為他不應該幫助國民黨。[20]況且陳明忠夫婦都曾因為選擇共產黨,而被國民黨迫害得家破人亡。

陳先生二次入獄時,先經過六天五夜的車輪式審問;再經過五天五夜的刑求,八個人刑求他一個,夾手指、灌辣椒水、通電、灌汽油、坐老虎凳、牙籤插入指甲、鋼絲條抽打到脊椎錯位、……;然後是五天五夜的另一輪刑求;再然後是另一輪五天五夜的刑求。期間,陳先生的領悟就是:「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21]

由於這種堅定的立場和清醒的認知,陳明忠挺過國民黨的刑求後,又反過來教育國民黨。為人類、為中國人、為兩岸、為臺灣,陳明忠義無反顧。

對陳明忠這一類人,臺灣社會的腳步趕不上他,就只能用監獄和遺忘來對待他們。一如任何人想要踰越「民主自由」去探問壁壘外的光景,就用「反共」、「反滲透」等政治戒嚴來伺候他們。於是記憶白痴化,成為一個普通臺灣人最安全的「民主自由」。

「奉公守法的順民」

成年後的陳明忠曾經對自己的父親說:「你政治上是白痴,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22]

雖然陳明忠生前有感於大陸近年來強調中華文化復興,而十分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好好學習中文,無法通過中國文化來思考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23]但從國民黨在臺灣光復後帶來中華文化教育,到如今藍、綠雙方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情況,可見陳先生當年的遠見。

臺灣自上世紀90年代的冷戰結構結束之後,其原來對美、日的依附性開始產生政經分裂:經濟上逐漸依賴大陸卻又早已自失中國人的立場,只好在政治上用「民主自由」來掩飾自身的棄嬰焦慮。「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這種冷戰依附性的分裂,將許多人導向認同分裂,也導致可悲的政治局面。

因此,與其說臺灣當局以《反滲透法》張開一道反民主的兩岸之牆,[24]不如說是許多臺灣人心中從未或無從翻閱高牆外的民主光景。《反滲透法》其實是臺灣當局面對「大趨勢」的反映,也就是面對陳先生所說「統一不成問題」的問題。而所謂「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遁辭,已被這個全新體驗的戒嚴傳統打臉。

陳明忠說,假如人生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選擇同樣的路。「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了路。」[25]換句話說,如果陳先生面臨《反滲透法》,他還是義無反顧。這話不是人人都能講的,而陳明忠當之無愧!

至於一般習慣「民主自由」的臺灣人,將在《反滲透法》的照顧下當個順民,無視或無感於陳明忠還是李光耀說過的「大趨勢」,可能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把胡秋原、王曉波、王津平、陳映真、陳明忠等中國人立場的言論全都埋藏起來,告訴孩子像自己一樣避談政治,更不準談統一或暴露中國人認同,以免在學校、在職場被開除人格。

正如臺灣那部「把紅旗塗綠」的驚悚電影,[26]其中臺詞說:「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陳明忠這面鏡子則反問:「你是無知呢?還是不敢摘下面罩?」

參考資料:

[1]《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臺北:人間,2014年5月,第312-313頁。

[2] 引自《兩岸史話》,《旺報》,2019年11月24日,D2版。

[3]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52頁。

[4]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44-45頁。

[5]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310頁。

[6] 劉結一《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2日,第9版。

[7] 《若蔡連任 陸恐威脅吸納並進》,《中國時報》,2019年12月5日,A9版。

[8]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300-301頁。

[9]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44-249頁。

[10]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93頁。

[11]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83頁。

[12]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82頁。

[13]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310-311頁。

[14]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96頁。

[15]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13-214頁。

[16]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48-50頁。

[17]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302頁。

[18]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39頁。

[19] 曾健民《楊逵的臺灣人脊梁》,《中國時報》,2014年3月25日,A14版。

[20]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151頁。

[21]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190頁。

[22]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42頁。

[23]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312頁。

[24] 邵宗海《反滲透法 隔開兩岸之牆》,《旺報》,2019年12月19日,D3版。

[25]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07頁。

[26] 楊渡《把紅旗塗綠,狡猾的喜劇》,《中國時報》,2019年10月30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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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臺北2月28日電 「無悔的鬥士:陳明忠先生追思會」28日在臺北舉行。臺灣愛國統一陣營的傑出領袖和革命家、理論家、社會運動家陳明忠先生,因病於2019年11月2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1歲。2月28日是陳明忠先生逝世百日,適逢「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出席追思會的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表示,陳明忠先生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雙重受害者,即使長期遭遇磨難,也絲毫未損其對自己理念的堅持。他是大時代的勇者,是滄桑歷史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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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上班,經常犯糊塗做錯事,沒心思上班,該怎麼辦? 涼拌,我只能說題主不夠窮,上班的時候竟然還有時間想心事,看來日常的工作很輕鬆嘛。經常犯糊塗做錯事經常犯什麼醋?犯錯不要緊,要看犯的什麼錯,是自己粗心大意導致的,還是自己故意犯錯的。前者是因為對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同導致,而後者那就是消極怠工,所以當我們經常犯錯時,一定要想明白自己因何犯錯,如果是前者那麼就要嚴格要求自己勿犯同類錯誤,如果是後者,別等了儘早離職,別給企業添麻煩。
  • 白先勇披露父親白崇禧與臺灣二二八事件秘聞
    首先謝謝未名講壇邀請我來做一個演講。二二八事件在臺灣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雖然是發生在68年前,但它的陰影一直到今天還影響著臺灣,影響著臺灣的政治,更影響著臺灣人的心理。所以要了解臺灣,還是要對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對於白崇禧,我看到大陸方面對他的評價或者稱謂,很多時候是桂系軍閥。
  • 臺灣各界紀念「二二八」
    原標題:臺灣各界紀念「二二八」   新華網臺北2月28日電(記者曹典 李寒芳)28日是「二二八」起義68周年紀念日,當天台當局及社會各界舉行追思會、座談會、紀念展等活動,紀念這一對臺灣社會造成深遠影響的歷史悲劇。
  • 我讀︱仇鹿鳴:職業讀書人的專業與業餘
    我素來沒有盤點一年閱讀的習慣,一來多少中了點後現代的毒,對於年終總結這種秩序感強烈的儀式懷有本能的抗拒,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儘管在大學中以教書、做研究為稻粱謀,使我表面上具有了職業讀書人的身份,但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種「職業讀書人」的身份反而降低了閱讀上的自由度與愉悅感,因授課、研究所需自然是要不斷地披覽各種相關的史料及論著,但這種閱讀無疑具有相當強的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