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說起陶載良和立達學園，如今70歲以下的恐怕很少有人知悉其中的故事；但如果提起松江三中，那可是一所松江人耳熟能詳的學校。
陶載良是立達學園老校長和松江三中首任校長。
我們的故事就從這裡展開。
一，我也要辦學
江蘇無錫近郊的八士橋，因清代科舉出了８名進士而得名；這裡山青水秀，河網密布，人傑地靈的古鎮堪稱江南漁米之鄉。
陶氏一族久居於此。
陶載良的父親陶世焯，僅讀過１年私塾，生活所迫，在無錫米行當過學徒；他為人忠厚老實，結婚時向族親臨時租借１間陋室作新房。婚後，他又因病初愈，無奈與兄分家，在八士橋東街另開一小米店聊以謀生；但舊病頻發，生活維艱，不時受到族中人欺壓。
1898年3月13日，陶載良出生。
陶載良母親是個精明而有志氣的人，曾立誓說：「我手捏十根要飯棒，也決不向你們陶家要一口飯」。如此家境下的陶載良兄妹5人，全靠母親的勤奮、外婆的資助，一家人才得以維持生計。
初嘗生活艱難的陶載良，從小就在江蘇江陰北鄉沙洲福善鎮（又稱橋頭街，今屬張家港市）開了1間小酒菜店的外婆家生活，並就讀私塾。
當他離開橋頭街外婆家回到無錫八士橋，進入
江陰南菁中學（圖源：網絡）
蓉北小學就讀時已經10歲，學名陶賡唐。因學習成績出眾，他14歲便破例被著名的南菁中學錄取。這所取自朱熹名言「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意的學校，曾是清代末年江蘇全省的最高學府和教育中心。該校校長胡雨人曾留學日本，參加孫中山當年組織的同盟會，是一位「教育救國、科學救國」論者。學校實行美國的道爾頓學制。他在那裡學習了4年，就完成了初、高中全部課程，以優異的學習成績提前畢業。南菁中學實施的這種一年分3學期，只要讀完規定的課時，成績優異者，就可提升班次提前畢業的做法，對陶載良後來的辦學思想很有影響。
1915年，18歲的陶載良考取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化本科第一屆。學習期間，他結識了兩位老師，並在日後辦學生涯中與他們有過不尋常的交往：訓育主任陳主素是曾經留學過美國的松江人，以及亦是有美國留學經歷的教務主任陶行知。這段時期他所受到的完全是一套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他聽過胡適關於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實用主義的講話，康有為也來校作過世界大同的宣傳。
畢業前夕，陶載良與該校80餘名應屆畢業生，參加學校組織為期約40天的赴日本參觀訪問活動。他見到日本街頭的三輪車夫在等待客人時都在看報紙，當時就很震動，感悟到一個國家的強盛與提高民眾教育水平是分不開的，並由此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
1919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運動後期，圍繞巴黎和會上山東的歸屬，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日貨運動。5月中旬，上海抵制日貨聲浪日益高漲。乘船剛從日本參觀回國的陶載良，在登上十六鋪碼頭時，觸景生情，將購自日本的１根手杖和１支自來水筆，憤然拋入黃浦江中。
是年6月初，陶載良參加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金陵大學聯合舉行的罷課遊行活動。行動的前一天晚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會召開全校師生緊急會議，會議主張同金陵大學一起罷課。眼見群情激昂，訓育主任陳主素急忙上臺，竭力勸阻大家不要參加罷課活動，陶載良當即與他進行了辯駁。會議一致通過和金陵大學聯合行動。次日，他和同學們一起衝破軍警阻攔，遊行到下關懇勸商店立即實行罷市。
當年畢業後，陶載良被學校分配到奉天省（即遼寧省）省立第一師範，任物理兼圖畫教師。1年後因母病，加上奉直軍閥混戰迫在眉睫，他便辭職南返。1920年暑假，他由母校介紹到天津南開中學擔任初一代數、高一物理及南開女中化學教學。
聞名遐邇的南開中學，曾為國家培養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大批人才。
在南開中學的二年半時間裡，他任教高中物理。在一次高一物理公開課上，他很有創意的運用直觀教學方法來講解一條物理定律，因而受到外國督學的高度讚賞。
除了教學，他撇不開那時時盤旋於腦海中的教育救國理念。他從小就聽過武訓的故事，平日也時常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武訓一個叫花子都能辦學，我為什麼不能呢？
在這種極其樸素心理的驅使下，機緣巧合使然，就產生了他與校長張柏苓非同尋常的交往；也是惺惺相惜，張柏苓非常賞識這位年輕又頗有見地的教師。於是，兩人之間曾有過一次非同尋常的談話，話題有關辦學。
張柏苓，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私立南開系列學校的創辦者，與陶載良看似閒聊實際上推心置腹，他說：「我為了南開，腦子裡面想的就是怎樣向人家去募款。募款當然是向有勢有錢的人去募。就好像和尚要修建廟宇，一定要向富翁去募一樣。因此，我每次從天津到北京去，寧願多花一些車費，也一定要乘坐頭等車廂。因為頭等車廂裡可以遇到不少的闊人。在相互招呼，問個『貴姓』『大名』的時候，就可攀談起來。互相熟悉以後，將來就是募捐的對象。當然天下事沒有百發百中的；但是一網撒下去，大魚小魚總有幾條……」
陶載良聽別人說起過，張柏苓為了募款，經常出入
中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1875—1951）
（圖源：網絡）
北京各個政權的教育部大門；以致人們一看到他，悄悄說：這個化緣的老和尚又來了。
但張伯苓並不以此為苦，他對陶載良說：「 我雖然有時向人請求捐款時，被拒之門外，的確有辱顏面；但我並非乞丐，我是為興辦教育而化緣，並不覺得難堪。」
如醍醐灌頂，陶載良當時內心就有了這樣一個願望：「我將來亦要辦一所像南開一樣有名的私立學校。他（指張柏苓）能辦，我亦能辦！」
這次談話成為他後來為立達學園募捐、奔走於權貴富豪之門的衣缽。
二，立達學園應運而生
1922年，紛亂的世道卻在無意中給他開啟了一扇夢寐已求的門。
這年寒假前，陶載良的江陰南菁中學的同班同學周為群，來信介紹他到上海吳淞中國公學附中去當訓導主任兼物理算學教師，並說附中主任舒新誠已邀聘沈仲九、匡互生、朱光潛、豐子愷、朱自清等試行美國道爾頓制教學法。
他們中有的人在當時就已聲名在外了。
對陶載良來說，這無疑是個好消息！這絕非自己將要擔任的職務，他慶幸的是有緣結識的那幾位即將同道的新同仁，尤其是匡互生。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這位五四運動的急先鋒和策劃者之一，並參與組織天安門大會和會後遊行，第一個點燃趙家樓烈火的青年，是陶載良十分敬重的人。想到自己今後將與匡互生相處共事，他感到由衷的高興。
良禽擇木而居。他辭去南開教職，一路風塵，從天津趕到上海中國公學附中任職。
接下來的幾年，對陶載良來說，正所謂應了那句「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的話。1923年至1925年間發生的幾件事，對他的從教之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先是，匡互生等因中國公學董事長參加曹錕賄選，憤然辭職；隨即到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任教，陶載良亦由匡互生介紹到春暉中學教英語。後來，匡互生因在訓導學生問題上與春暉校長經亨頤（國民黨中央委員）意見不合而辭職；陶載良欽佩他的原則性和毫不妥協的精神，也一同辭職。匡互生他們幾位教師的接連辭職，在春暉中學引發了極大的震蕩。
回到上海，有一個急迫的問題擺在匡互生、陶載良和豐子愷他們面前：今後的路怎麼走？
在商談以後怎麼辦時，陶載良提議：「我們自己來
立達學園創辦人匡互生（圖源：網絡）
辦學校，可以貫徹我們的教育主張。春暉不少學生因不滿校方，紛紛申請退學，希望我們自己辦學。這是我離開春暉時所得到的消息。」此時的吳淞中學（前中國公學附中）亦已停辦。經大家仔細考慮，決定立即著手籌備，定校名為「立達」（取《論語》上的「立己達人」的意思），籌劃開辦費（至少要募到600元），並由匡互生即刻動身去北京募捐。這裡，陶載良、豐子愷他們幾人在上海邊等候匡互生的籌款電訊，邊擬訂招生簡章；一俟時機成熟，立即通知吳淞、春暉兩校失學學生。
天無絕人之路。智慧者獨闢蹊徑，在危機中抓住了機遇：立達學園應運而生。
然而，匡互生的北京募款之路一波三折。
他先到天津向總統黎元洪募捐，黎元洪避而不見，由副官送20元「聊表心意」。返京後他偕同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和教育總長易培基去協和醫院看望孫中山和宋慶齡，孫中山慨允捐助600元，後因孫中山病逝而放棄。復向母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黎錦熙募得60元。由易培基作保，向上海名中醫著述家丁福保借款300元……
孫中山的捐款雖然未能到手，但他的精神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上海《民國日報》總編邵力子特別優待，以1元錢為立達刊登1個月的招生廣告。匡互生的同學、學生，或動員親友，或籲請商家企業家等社會人士援助立達建校。
陶載良常說：「立達學園是以借三百元起家的。」
1925年1月，匡互生、陶載良、豐子愷、劉薰宇和朱光潛等創辦立達初級中學於上海西門黃家闕路，2月25日開學；7月，學校遷建江灣，改名上海市私立立達學園。取「學園」而不稱「學校」，一則寓意立達學園的辦學內容非僅僅限於初中教育，二則以寓學校猶如
位於南翔附近柴塘村的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
（圖源：《立達學園史論》）
花園，而教育猶如園丁培養花木之意。學校以「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改造社會，促進文化為宗旨。立達學園開辦初期曾設置過大學部文藝專修科，1年後因經費等原因停辦。1930年，立達學園分為江灣部與南翔部，江灣部為初中與高中普通科，南翔部為高中農村教育科。並在上海組織立達學會，會員除上述5人外，還有吳稚輝、李石曾、易培基、張靜江、胡愈之、沈亦珍、陳兼善、周為群、舒新誠、裘夢痕、馮達夫、夏承法、牛沛江和馮煥文等。隨即產生的立達學園校董會，成員由匡互生、陶載良、豐子愷、劉薰宇、朱光潛、夏丏尊、周予同、陳望道、俞君適、王更三和張石樵等組成。匡互生任首任行政委員會主席（相當於校長）。
匡互生曾撰文說：「立達的創辦，最初的同志不過三人（指匡互生、陶載良、豐子愷），自決定創辦以至
開校，為時不過四十餘天；開辦經費不過捐款百餘元，借款五百元。但是所以能夠成立是完全由於同志的增加，和各同志的志願的協作，理想的要求，堅強的意志。從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們對於『理想和意志能夠徵服環境，創造環境』這一句話，得到了一種憑證。」（《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23頁）。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立達學園，匯聚了當時的一批大師名流，除創辦人外，葉聖陶、夏衍、陳望道、沈雁冰、許傑、劉大白、鄭振鐸和周予同等任立達學園文史老師，胡愈之教世界語，楚圖南教經濟學，吳冷西教日語，劉薰宇和章克標教數學，豐子愷、錢君匋、關良、陳抱一、呂驥和裘夢痕等任美術和音樂老師。1925年發生「五卅」慘案，共青團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惲代英經侯紹裘（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中共黨
當時，不少課程的自編教材與開明書店合作出版
（圖源：《立達學園史論》）
團書記）介紹，曾到立達學園演講；立達學園師生為宣傳罷工、罷課和罷市的意義，出版了數期《立達人道報》，陶載良帶領幾名學生上街散發（每張收成本費銅板1枚。解放後，該小報曾在松江一次展覽會上展
李叔同寫給門生豐子愷的信（圖源：網絡）
出過）。魯迅先生於1927年下半年到立達學園作過2次講演，其中10月28日講演題為《偉人的化石》。李叔同（弘一法師）於1935年到立達學園講學，並為立達學園創作了校歌。當時，上海立達學園享有「文有立達，武有黃埔」的盛譽。
1932年爆發的「一·二八」事變，處於江灣的立達
「一·二八」事變後被毀的立達學園，中坐者為匡互生
（圖源：《立達學園史論》）
學園校舍被戰火嚴重毀損；半年後修復，並重新開課。匡互生為此耗盡了他最後的精力。
1933年4月22日，為立達學園殫精竭慮而積勞成疾的匡互生與世長逝，時42歲。
三，「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匡互生故世，立達學園行政委員會推選陶載良繼任主席。
從此，他與立達學園終生結緣，不離不棄。
這是一副極為沉重的擔子。當時，立達學園負債約2萬元，左支右絀陷入困境。陶載良後來回憶道：立達學園校舍每一塊磚瓦都貼有債券。
學校債臺高築，舉步維艱。正在此時，與匡互生關係密切並由其介紹到立達學園養病的孔祥熙私人秘書，匡互生、俞君適和周為群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學牛沛江，為立達學園獻了一「計」。
一天，牛沛江將立達學園行政委員俞君適、周為群及陶載良3人，引見給南京復興總社來滬視察社務併到江灣立達學園參觀的李新俊。寒噓一番後，牛沛江談到立達，說：「（匡）互生去世後，留下2萬元校債該怎麼辦？」李新俊說：「南京方面新近成立一個組織叫中華民族復興社，是黃埔軍校第三、四期畢業的少壯派軍官所發起。你們若願意加入，則對立達大有好處，可以得到政府的『私校補助費』」……
陶載良心裡只有立達學園。他要想盡一切辦法將立達學園延續和發展下去。他想起立達學園創辦之初與匡互生他們提起的「我們要以生死以之的精神來辦立達」的話，立志要給予所愛的人自己所有情感,就算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也在所不惜。這「所愛的人」就是立達學園及其師生。當年在春暉中學，他和匡互生一起實施愛的教育和感化教育，深受學生們愛戴；也因此與校長發生爭執而分道揚鑣。現在為了立達學園，他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提倡「禮義廉恥」，也不錯，這樣既可得到經費將學校維持下去，又可報日寇炸毀立達學園之仇。
然而，立達學園命運多舛。
1937年，上海發生「八·一三」 事變，處在戰爭漩渦中的立達學園，校舍瞬間成為廢墟。立達學園轉移到法租界後租房開課，當時，全校師生抗日情緒高昂，經常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在汪偽政權通令各校向偽教育局重新登記時，陶載良與其他學校校長聯名聲明：「下列具名各校，早經市教育局立案，均本國家教育宗旨辦理，始終不渝」。堅決予以抵制。
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後，艱難維持了3年的立達學園教學工作遂不能持續下去。
1939年底，陶載良告別妻子兒女，由上海經香港轉道四川（重慶浮圖關），參加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為期1個月集訓。期間，他得悉汪偽控制下的上海《中華日報》，刊出了通輯他和部分師生的通告，便決定集訓結束後留在重慶，籌劃將上海立達學園遷至大後方，繼續進行抗日救國教育。
集訓一結束，他找到康澤（復興社的創始人之一），要求留在重慶籌辦四川立達學園。康澤起初沒答應，但經不住陶載良一再請求，最後應允。
這便有了以下一個小故事。
1940年，山城重慶。一天，他偕同昔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陶行知，到上清寺孔祥熙寓所募捐。師生倆拜見了孔祥熙，說明來意：陶行知要辦育才中學，陶載良要辦立達學園；但開辦學校缺乏經費，故不揣冒昧前來，請孔院長……不料，孔祥熙聽後，說：「行政院長孔祥熙命令財政部長孔祥熙，財政部長孔祥熙命令上海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答覆行政院長孔祥熙說：實在沒有辦法，對不起！」如此戲語，弄得他倆面面相覷，啼笑皆非。
此處碰了釘子，那就另想辦法。
杜月笙當時是重慶交通銀行的監事，陶載良請他捐款，他慨捐法幣3000元。陶載良對此感慨系之：「一個行政院長竟不如一個青幫頭子慷慨！」
他與避居重慶和成都兩地的立達學園校董豐子愷、葉聖陶和俞君適等人進行了商量。他們認為，基於辦學需要，當下就得擴充校董會以應對學校不時之需。於是，徵得各方同意，孔祥熙為立達學園校董會董事長，還先後增加了康澤、吳稚暉、許世英、高秉坊、陶行知、牛沛江、杜月笙、陳築山、盧作孚和俞君適等為校董。
此時的陶載良，為了立達學園，使盡渾身解數；只要是有助於四川立達學園的事，他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這裡，順便說一句，有著黃埔系背景曾做過中學教師的牛沛江，在這其中起了不少作用：陶載良在重慶，為立達學園尋求多方援助，一切與政界的聯繫基本上由他出面安排引薦。
但也有這樣一個插曲。
那天，陶載良由堂妹夫吳大均（重慶正中書局總經理）陪同，去見國民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和吳是留美時的同學，又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中統局前身），因此，相互間的交談就比較客氣。當陳立夫看到陶載良遞去的名片上印著「上海私立立達學園行政委員會主席」字樣時，便說：「不要稱主席，還是稱立達學園校長吧。」從此，立達學園改為校長制。陶載良曾說：「我這個校長是『欽賜』的。」
為了籌集辦學經費，就得設法募捐，必要時還得燒香上供求財神。正如當年張柏苓對他所說的，募捐是件勞心費神的事，有時就要象叫花子，「叫花子要想偷雞，一定要撒把米。撒了米不一定偷得著雞，但是，不撒米，雞是一定偷不著的。」雖然這個比喻有失斯文，但也道盡了其中的酸辛。
陶載良商請孔祥熙以學校董事長的名義，邀請社會賢達，出席在重慶嘉陵賓館舉行立達學園成立17周年的紀念宴會；以「學校不能停課，老師不能減薪，教育不能耽擱」的戰時教育為由，造成社會輿論，向全國救濟總署求援。孔祥熙同意了。
當時，許世英任全國救濟總署署長。結果，立達學園得到賑濟款法幣10萬元。
有了開辦經費，陶載良即電請在滬原立達學園的教師攜帶家眷來川任教，同時付諸實施各項辦校事宜。
第一件事是選擇校址。
時任財政部稅務司司長的高秉坊，對陶載良說隆昌縣城外胡家壩有一所能容納千多人的大宅子，可以作為校舍。他聞之甚喜，即去胡家壩與房主餘自銘商量租房。餘自銘是個文化人，深明事理，當即答應將房屋租給立達學園作辦學之所。
四，隆昌異軍
1941年春，上海私立立達學園四川隆昌分校掛牌。學校藉助隆昌樓峰中學作考場，招收普通高中班和農
隆昌立達學園舊址（圖源：內江新聞網）
產製造科班各1個；秋天又招收了普高秋季班。次年秋開始招收初中班。
在隆昌教育史上，具備高中教育資質的學校，是從立達學園開始的。
隆昌立達學園舊址（圖源：內江新聞網）
承襲在上海辦學的理念，隆昌立達學園依然實施人格教育和生產教育，集學習與農藝於一體。
陶載良曾經說過：「我對陶行知老師甚為敬佩，主要是他提倡農村教育。」陶載良將這一思想很好地付諸於立達學園的生產教育實踐中。他注重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的鍛鍊：要求學生自備鋤頭，經常參加農業生產；倡導「大糞主義」，號召學生不怕挑大糞，堅持挑大糞，學校因此種植了多種蔬菜，其中番茄、花菜等是隆昌當地前所未有的蔬菜品種；餵養了安哥拉長毛兔、義大利萊杭雞、北京鴨和白毛大奶羊等；建立校辦工廠，設置發酵室，釀造生產出來的「立達醬油」，比隆昌本地醬油的味道好很多，學生們自己設計商標，自己銷售，供應當地。「立達醬油」與上海時期的「立達蜂蜜」和「立達鮮雞蛋」一樣頗負盛名，受到人們歡迎。1946年，立達學園遷回上海時，把做醬油的技術轉讓給隆昌。「立達醬油」因此成為四川名牌「美美醬油」的鼻祖。
傳承立達先進的教育理念，培育學校良好的學習氛圍和環境，造就一代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學生，是陶載良一以貫之的教學目標。立達學園的教師素質和教育質量獨樹一幟，兩者水平之高，在隆昌當地的教育界中無出其右。早在上海中國公學附中任訓導主任時，附中就已實行男女同校，他處處保護女生人身安全，曾被人譏笑為「陶載良，陪嫁娘」。在四十年代的隆昌縣，立達學園實行男女同校同班，與當地的教育觀念相衝突，無疑是開風氣之先。當時學生服裝整齊，高中男生頭戴黑色遮陽帽，身著麻布制服，束腰帶打綁腿；女生短髮戴白色寬邊帽，著袖口鑲黑邊的淺灰色連衣裙。初中生一律著童子軍裝。學校重視體育，校籃球代表隊在縣中無敵手，與鄰縣一些中學比賽「也都勝了對方」。隆昌立達學園被當地稱作「四十年代隆昌教育界的一支異軍」。
陶載良平時對師生包括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教師們（不包括本地受聘教師）西裝筆挺，儀容整肅。他從教多年，是內行，除了當校長又兼校醫外，還任教英語、化學等課程；而且任何一門課程缺人時，他都及時能頂上去，人稱全能手。因為學校的師資力量雄厚和教學質量優越的緣故，當時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務長的朱光潛，在1945年時，特地將他的兒子送到隆昌立達學園來讀書。由於是私立學校，經費來源除社會捐款外，只有學生交的學費和出售「立達醬油」等所得價款。物價波動，辦學艱難，但學校卻讓一些窮學生半工半讀，學校圖書室、化驗室、醫務室、教務課、訓育課以及校長辦公室等一切事務也就由這些工讀生推動起來，減少了員工開支，提高了辦事效率。當時，私立學校安置工讀生，實屬罕見。
隆昌時期日常生活中的陶載良，在繁忙的教務中，終日不閒，常常躬親灑掃，帶動學生搞清潔工作，生活卻十分簡樸。他飯食簡單，最高享受是花生米、胡豆板；平時所穿衣服，從入川到返滬，就那麼1套西服，而且裡面穿的襯衣更是補丁疊補丁；師生們看到，他經常在光線昏暗的油燈前戴著眼鏡補綴衣物。一次，他叫學生去買油燈燈芯線條，第二天卻又向這名學生索取，折騰了老半天，最後才在自己的腰間找到：原來，不知何時他將它當作褲腰帶使用了。
抗戰期間的立達學園師生，關心國家大事，具有強烈的愛國抗日熱情。學生們除了學習，還經常組織宣傳隊去隆昌縣城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晚上，他們提著煤油燈，沿小路徒步4公裡到縣城，為周圍群眾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劇節目。
1943年夏，國民黨軍委副委員長、「布衣將軍」馮玉祥攜夫人李德全由重慶到成都，沿途宣傳抗日，號召民眾為抗戰捐獻。途徑隆昌，他不顧鞍馬勞頓，來到立達學園參觀並發表演講。陶載良帶頭捐款，全校每個師生都踴躍捐了款，有的教師還獻出了半個月以上的工資。師生們除捐款外，還分批分隊停課外出向社會各界勸募；短短一周便募得折法幣50萬元。為此，馮玉祥將軍將親筆題詞「還我河山」和紅紙包裹著的
馮玉祥贈陶載良「還我河山」親筆題詞
（陶以文供圖）
1斤核桃贈送陶載良，深情地說：「我們一定要收復失去的河山，團結得象核桃一樣堅固！」
1946年春，陶載良收到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將軍籤發的「智」字號勳章和獎狀，表彰他抗日有功（該勳章於1949年5月上交松江縣人民政府）。
隆昌6 年，立達學園共有初高中及農科學生一千零七十多人，其中有2個高中班畢業生的大學錄取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立達學園為隆昌培養了不少人才。
五，轉機在松江
1945年秋，日寇投降，抗戰結束。內遷學校陸續返回原地。
立達學園教職員工也紛紛要求復校上海。
1946年春，隆昌立達學園結束課業。陶載良處理畢學校事務，離開隆昌到上海籌劃復校。他匆匆趕到上海江灣立達學園，不料，學校原來的校舍、種雞場等全無蹤影，匡互生的墓碑亦已不復存在，而面前新建的房舍早就名花有主，已經無法在原址復校了。他隨即再去吳淞、大場等處尋覓有否公共房屋租借，亦均被人婉辭拒絕。至於要在上海市區內找房子，即使是小小的亭子間，亦非用金條轉讓不可。
別無它途，只能另擇校址了。
在派克路上的原立達蜂蜜公司內，他見當年存放在此的儀器圖書等校產尚在，便就此設置了立達學園復校籌備處，寫信去四川召來工讀生黃少平相幫照應，自己則整日奔波滬上，拜訪校友、社會賢達。
此時的上海灘，波譎雲詭，辦成一件事往往事倍功
1947年1月，陶載良（右）與豐子愷杭州留影
（陶以文供圖）
半。年近半百的陶載良，想到留在四川歸心似箭的一眾立達學園師生，他不敢有半絲懈怠。
他剛到上海時在親戚家短暫住過，總非長久之計。後來，他搭夥順昌路強華襪廠，睡在原立達蜂蜜公司堆滿雜物的鬥室裡，棕榻晚攤晨拆當桌子；1隻公文包，1隻竹殼熱水瓶，苦心孤諧，伏案棕榻辦復校。黃少平回憶：陶校長「每至半夜，時有不安……」
老天不負苦心人，經他努力，復校一事稍有眉目，但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區已無立達學園的立錐之地。他與黃少平赴杭州拜訪原立達學園創辦人之一、早已在西湖邊上自建草房的豐子愷，商議復校事宜；租定杭州西湖城隍山頂一座大而破舊的院宅作校址。但山上缺乏水源，師生日常用水不便。
擇校一事最終在松江有了轉機。通過在隆昌立達學園擔任過會計的顧英斌牽線，曾經在隆昌立達學園就讀過的學生沈一德，將陶載良介紹給了其外祖父陳主素。陶載良拜訪了當年他就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的訓育主任，自然敬重有加。他順利租得上海西郊當時江蘇省松江縣城區包家橋北首的陳家大宅，作為松江立達學園的校址，以月租五石米（後增為七石米），訂立了租賃契約。與裘夢痕等商定後，遂去信豐子愷，放棄50元定金，決定在松江復校。隨即，他一邊著手請人修理房舍，一邊召回滯留在四川的立達學園教職員工，以及農產製造科大部分學生。同時，留在上海的原立達學園教師也應召歸校。
松江立達學園於1947年秋季招生，正式開學。
校舍簡陋、經費十分困難的松江立達學園，又一次踏上了篳路藍縷啟開山林之途。
開弓沒有回頭箭。陶載良結合學校教學實際，發動師生自力更生，開展生產自救活動。生物教師帶領學生開荒種菜，以改善生活；學校開設的農產製造科師生飼養雞和蜜蜂，生產醬油等。助推學校教育業務逐步走上正規發展之路。
事前，立達學園董事長王更三捐贈學校10擔黃豆、100隻麴盤、2隻大水缸和數壇味精下腳料，以及學生捐獻的水缸；利用建築2幢樓房的餘料造了1間發酵室，在校內一處天井裡埋缸作曬場，砌就蒸煮、壓榨及成品間；向松江明錩鐵工廠、寶康嫁妝店定製榨床等設備，向上海工業試驗所微生物研究室洽購麴菌種，向松江正大運輸公司託購醬色等。萬事俱備，生產醬油對立達學園來說無疑輕車熟路。一時，「立達醬油」名聞松江。同時，他千方百計籌措經費。
書聲朗朗的校園生氣初顯，看似掩蓋了時局紛亂的嘈雜騷擾。他環視這一切，心裡並不平靜。1912年10月19日，孫中山先生視察江陰，並在城內桐梓堂進行了演講。當時還是南菁中學學生的陶載良，在校長胡雨人的帶領下，和全校師生一起聆聽孫中山訓詞，並隨同孫中山先生一起參觀長江南岸（黃山）炮臺。一直以來，他心裡銘記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教導，「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偉大抱負，至今難忘！」但歷年來目睹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民怨沸騰以至民心盡失，他不免失望。1947年，國民黨松江縣黨部、三青團進行黨團重新登記時，他冷目以拒不去登記，以此「表明我已脫離反動的黨團關係。」
幾十年來，一介書生的陶載良，要的是專心辦學。 但辦學這條路，他一路走得坎坎坷坷，磨難不斷。在松江，因為經費結據，有時立達學園的教師僅能得到一點生活費；也為了節省開支，他動員立達學園的校董、校友或親屬等到學校兼課，邀請街坊中曾留日學過醫的鄰居孫百祿兼校醫；最困難的時候，學校連教師的生活費都發不出。他深知教師是學校的靈魂，萬萬不可缺失。在多方借貸無門、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為了能留住教師，使他們安心教學工作，他開始變賣自己家中值錢的東西。先是陶夫人的首飾，接著變賣家中的生活用品，凡是家中稍為值錢的東西都被他拿出去賣了，以此支付教師生活費。家中僅存下一些簡單的生活必需品，還是在陶夫人再三堅持下才得以保留下來。
為了立達學園，他是想盡了一切辦法，可以捨棄自己的一切。
當然，開荒種菜、養殖製造等生產自救方式也堅持始終，畢竟它是學校微薄經費的來源之一。
長夜漫漫，但阻擋不住光明的來臨。
他有與自己關係很密切的1個內侄和1個姨表侄，倆人均是上海隱蔽戰線上的共產黨員（解放後，內侄曾任中共無錫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在平時的接觸中，他們不斷向他宣傳時事形勢、共產黨政策，使他對共產黨有了一定的了解。松江解放前夕，曾有上海特務機關以督學為名，派出2名女特務到立達學園監視他，他心照不宣，使用「蘑菇戰術」趕走了她們。
他聽從內侄、姨表侄他們的忠告：堅守學校，保護好學校財產。在松江即將解放、其他學校和學生或停課或解散時，他「心裡有數」，立達學園裡照常「弦歌不絕……」立達學園是當時松江縣唯一堅持開課的中等學校。
六，歷史，是最好的見證
1949年5月13日上午9時許，他和立達學園全體師生集中在錢涇橋的馬路兩旁，夾道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
5月14日起，解放軍其他部隊相繼入駐松江。陶載
1949年5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松江市警備司令部的布告（松江檔案館供圖）
良所居住的錢涇橋涇北街36號大院子裡，駐紮了解放軍某部，指揮部就設在大院子內。與他家一牆之隔的幾間房子裡，住著1位約三十五六歲模樣的首長。
被拆除了大門和圍牆只剩主房的涇北街36號「大洋房」
（陸洪寶攝）
有一天晚上，首長邀請他和吳廣洋老師一起小酌，首長也知道立達學園的一些情況，相互間交談坦誠。此時，上海戰役大局已定，勝利在望。首長指著牆上的作戰地圖，告訴他們一些曾經交戰的地方。翌晨，首長當場潑墨書寫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徵》一詩贈送他作臨別紀念。
解放後，校園已初具規模、綠蔭掩映充滿生氣的
松江立達學園，迎來了歷史性的嬗變。
1952年10月，原松江縣中學改名為松江縣第一中學。陶載良聞風而動，商得校董會董事長王更三的同
立達學園復校松江後高、初中第一、二屆畢業生攝影1950年7月1日，第二排中間著深色西裝者為陶載良
（陶以文供圖）
意，旋即向松江縣人民政府提出將學校改為公辦的申請，得到批准。1953年1月，在中山路莫家弄口的松江明華電影院裡，縣人民政府隆重召開大會，慶祝松江縣第三中學成立；會上，委任陶載良為該校校長。
陶載良在立達學園擔任校長期間為鄧忠玲同志書寫的證明（圖源：網絡）
當他從副縣長姚鵷雛手中接過三中校印時，不由得百感交集，當眾講了兩句話：「過去為了立達，忍辱負重，
委曲求全；現在到了三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擔任學校行政領導的陶載良雖然工作繁忙，但沒有脫離教學第一線，他還執教高中化學課程。據松江三中54屆高中、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上海工業大學教授朱傳鑣回憶，陶載良的教學態度極其認真，講課時，只要你表示沒有聽懂，他就會一遍又一遍地對你講，直到你聽懂為止；除了傳授知識，他還象父輩那樣關心每個學生成長，從沒有一點校長的架子，為人極其隨和，經常與學生談心；他深知年輕人的特點，循循善誘，因勢利導，對學生關愛有加，尤其是他在填寫學生評語時，鼓勵鞭策學生奮發努力的話語使人終生難以忘懷……
1959年11月，陶載良從松江三中校長的崗位上退休。
退休後，他一如己往，為人隨和低調，生活簡樸。周圍的鄰居和熟悉他的人們，常常見到這位昔日的三中老校長、平時話語不多卻閒不住的老人，不時在院子中靠近他居住房間南面的一小塊花圃中蒔花弄草，還在其中闢出一小方園地種植些蔥蒜小白菜等。他的夥食又是那麼簡單，一隻小淺口鋁鍋子裡，日常煮的就是那點缺油少鹽鮮見葷腥的飯菜，鄰居偶爾撞見，
陶載良與女兒陶以文（陶以文供圖）
常常覺得奇怪：「陶校長（先生），您吃的啥呀？」語外之意覺得他吃得太清苦了。他聞言笑笑：「蠻好的。」此話實際上有二層含義：一則他長期以來，飲食清淡已成習慣；二來他的身體沒病沒災，確實「蠻好的」。
這位被孩子們稱呼為「陶家公公」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8年5月，在福建女兒家暫住了1年多的陶載良，無妄之災降臨到他的身上，被學校召回接受審查。當時，兒子陶而文在崇明工作，鞭長莫及。老人形單影隻，飲食起居缺人照顧，處境很窘迫。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受累不淺的他始終保持著樂觀精神。他在給女兒的信中曾寫過一首打油詩：「兩隻馬桶一肩挑，『試驗田』裡把糞澆……」苦中作樂如斯，所幸他挺了過來。
1972年，原在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作的女兒陶以文，調到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工作不久，又將父親接去安度晚年。
老人在福州的二十幾年，生活過得愉快而精彩。他菸酒不沾，信守「未飽先止，既餓方食（七八分飽）」，少鹽少油等養身之道，常抱怨女兒，「我在你這裡是沒法長壽的，你們天天喊我『吃吃吃』」。除了血壓較低，他的身體一直很好，從不看病吃藥。每天天不亮起床，冷水擦身，冬天也儘量堅持；然後在校園或操場小步慢跑，一路上還不忘將醫院、圖書館和食堂等處的路燈隨手關掉。1977年恢復高考前，學校在讀的工農兵大學生學習成績參差不齊，他常在校園內為一些英語基礎差的學生熱誠進行輔導，有時還將他們帶到家中「開小灶」。以至於幾乎全校都知道有這麼一位天天堅持鍛鍊、天天不忘做好事的退休老教師。
在福州的日子裡，曾有幾位不速之客來看望過老人。
1972年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後賦閒在家的曾擔任過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處原候補書記、書記的梁靈光，聞訊來到福建師大教工宿舍看望老校長。1933年冬至1934年夏，梁靈光在上海立達學園求學期間，就參加了革命。師生見面暢談往事，不免感慨萬千，情同非常。
八十年代的一天，全國政協委員、葉聖陶之子葉至善因公出差福州，他是1931年的立達校友，特地到福建師大來拜訪陶載良。在師大會議廳裡，師生相聚，進行了親切的交談。
八十年代末期，全國政協六、七、八屆委員，國學大師、著名詩人，旅居馬來西亞的梁披雲（梁龍光），由福建師大教授陳祥耀陪同，到師大陽光新村六樓宿舍看望陶載良。其弟梁靈光就讀上海立達學園時，他就讀上海大學，那時便認識陶校長。兩人交談甚歡，合影留念。
……
陶載良為松江三中（前立達學園）建校六十五周年題詞（陶以文供圖）
最後2年裡，老人居住的樓房因無電梯，他從此就沒下過樓，只是在六樓的住房內走走，活動一下筋骨。
1995年7月，年事已高的他留下了最後的遺墨：「祝賀松江三中（前立達學園）建校七十周年（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陶載良九十八歲書）」。
1995年9月12日，陶載良在福州與世長辭，享年98歲。
松江縣人民政府、松江縣教育局分別給陶以文發來唁電錶示慰問，給予陶載良以很高的評價
松江縣人民政府唁電（陶以文供圖）
松江縣教育局唁電（陶以文供圖）
七，尾聲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松江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松江的教育事業發展前景誘人。
上海市松江縣第三中學於1985年2月，遷入大倉橋附近的松匯西路1260號；1998年，松江撤縣設區，學校更名為「上海市松江區第三中學」（普通高中編制）；2002年9月，學校復名為「立達中學」（附屬於松江區教師進修學院，公助民辦性質），時任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廣東省原省長梁靈光等前來參加校名揭牌儀式；2007年，松江區立達中學又重歸公辦。
從松江立達學園到松江三中，直至松江立達中學，這所學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華麗轉身。
曾記否，有這樣一位老人，他在其中給我們留下過難以磨滅的背影？
陶載良，曾經掮背著立達學園，跋山涉水，先後輾轉上海、四川和松江三地，風風雨雨幾十年，為這所歷史上曾是大師林立、名流蹁躚而久享盛名的學校，披肝瀝膽而義無反顧；他知識淵博，心胸曠達，在學校燦爛輝煌之時，默默無聞似綠葉簇擁著紅花；在戰火烈焰無情凋蝕下，踉蹌前行的立達學園趨步維艱，甚或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他忍辱負重，力挽狂瀾於既倒；他鍥而不捨，高風亮節，為教育事業奉獻了他一生的心血，立已達人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篇章，彰現出了一位傑出教育家無畏擔當和極其難能可貴的精神！
當初，他接任立達學園行政委員會主席時，曾悲痛地對立達學園師生們說過：「我之所以敢於挑起這副重擔，就是為了恪守與匡互生相約的『生死以之』的誓言。如果打退堂鼓，不但對不起匡互生，對不起立達創辦的宗旨，更對不起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的老師們和同學們啊！」
這發自心中的肺腑之言，今天讀來，還是那樣令人動容，那樣使人振聾發聵！
立達，曾經滄海。
沒有匡互生，就沒有立達的創辦；沒有陶載良，就沒有立達的薪火傳承。
歷史，是最好的見證。
20.陶載良（陶以文供圖）
作者附記
今年5月中旬，我接到陶載良女兒以文大姐的來電和微信，說起立達校友會近日向她徵稿一事，因自己年事已高等殊覺為難；說看過拙文《涇北街36號》有感，商請我是否能寫一點有關立達的文章，並願提供其父親的有關資料雲。年已耄耋的以文大姐如此信任，我當不能推卻；況且陶老生前與我同住大院子近二十年，老人是看著我長大的，他那德高望重的品行，我自小耳濡目染，確實難以忘懷；再說，自己也曾有過想好好寫一寫他的念頭，便應允。以文大姐踐言，珍貴資料悉數而至，於是，班門弄斧作就拙文。成文後送呈以文大姐徵求意見，她不吝施教，又數次提供她親自寫的修改建議和有關情況說明，以及圖片資料等。這些，使我獲益匪淺。在此深表謝意。
撰寫過程中，參考了陶以文大姐提供的《陶載良自傳（底）稿》《陶載良先生生平》等；陶以文《忍辱負重為立達，一心一意辦教育——父親陶載良（1898—1995）事跡記略》《讀立達學園農產製造科——工讀生黃少平回憶有感》；陶瀛孫、鄧蓉莎《生死以之終生不渝》；《立達學園農產製造科——工讀生黃少平回憶》；趙嘉禎《解放前隆昌教育界的一支異軍——記四十年代在隆昌辦學的上海市私立立達學園》；朱傳鑣《高尚的品格，不朽的業績——紀念陶載良先生誕辰100周年》等。以及搜集到的其他一些資料。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