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財大的老同學給我轉來閔庚堯老師的一篇回憶王立達先生的文章,讀後不禁感嘆唏噓。王立達先生是中央財經大學一位才學出眾的語言大師,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逃過那場劫難。感慨之餘,落筆寫下回憶起的有關先生的二三事,聊以悼念。
作者劉新春 中財大銀會65級校友
退休前在太原市人大工作
我同王立達先生的認識實屬偶然。
剛上大學時,學校將同學們分到英語班、俄語班或是古文班。聽古文班的同學說,教古文的王立達老師博學多才,講課風趣,旁讓博引,引人入勝。我從小就熱愛文史,因此很想領略一下他的風採,但一直無由會面。
文革爆發後,王先生因歷史問題毫無疑問地被「揪」了出來,打成所謂「日本特務」「反動雜家」,但從大字報對他的「批判」中反而可以窺見,他的訓詁和日語水平都十分了得。大字報上曾有人揭發道,從他家裡搜出一尊小銅佛,上有一行日文,先生對內容支支吾吾,不老實交待;又污衊先生家藏有一個本子,裡面的顏色圖案儘是些特務的聯絡「暗號」等。我對那些「帽子」不感興趣,但總覺得「小銅佛」和「顏色本」中應當有什麼故事。
有一天,我正在校門口遛達,正好遇見王立達先生騎著自行車進校門,當時文革剛開始,他在接受批鬥後每天還能回家。我向他打招呼,稱他為「王老師」,他立即與我問好。聽他的口音很熟,便詢問他是哪裡人,他說是山西太原人,我說我是晉東南的。這樣,我們就拉起了老鄉。我趁機問他大字報中提到的那尊小銅佛上的日文是什麼意思,他環視左右,然後小聲地、極其認真地給我講,那句話的意思是「失去了親人的小鳥,到我這裡來玩玩吧!」我問那是什麼含義,他解釋道,「銅佛為日本寺院所鑄,這行字在製作時就存在,往往是批量製作。人們買下銅像送給出門在外的親人,盼望遊子早日平安歸來。那尊佛像是早年一個日本商人送給我的。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揭發過,說那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向我發出召喚,讓我叛國投日。日本早就投降了,我還投什麼日!可我也無法辯解。」這時,班裡一個同學從門房出來,手裡拿著一張郵單,說有我的郵件。我拿過郵單正要去魏公村郵局取,立達先生說,「騎我的自行車去吧,車子不好,但總比步行快。」我不好意思地道謝,他卻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還記得那輛車子又舊又破,就像相聲裡講的「除了鈴不響什麼都響」,也不知他平時是怎麼騎的。當我回到學校時,尋不見立達先生的身影,就隨手把車子推到存車處,鎖上就走了。後來因為忙別的事情,借車的事早早地被我拋到腦後了。
快到中午時,忽然聽到廣播聲,「是誰借了王立達的自行車,請送到校門口」。壞了!我一聽,急忙跑出四合院,只見王先生站在校門口焦急地等待著。我很不好意思地把車鑰匙還給他,向他表示歉意,誰知他卻笑容可掬地說:「沒關係,沒關係,再用的時候來找我吧!」我曾想,先生為什麼對學生那麼恭謙呢?可能因為每天遭受批鬥,聽到的總是謾罵與斥責,以至於聽到我的道歉和感謝,竟有些「受寵若驚」!
在文革中,王立達先生顯得有點另類,他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裡邋遢;他被批鬥時嘻嘻哈哈,有問必答,對什麼「帽子」都來者不拒;他願意遊街卻不願拔草,我曾見他一個人敲著破臉盆在「自我遊街」,逗得人們哈哈大笑。人以為其疏狂,我倒覺得,這是先生應對文革衝擊的一種態度。而對他的人格和學識,我是一直很尊重的,我時常向他請教問題,他也從未拒絕回答過。1969年夏天,學校組織師生去京郊的懷柔縣割麥,結束後,在返回的火車上,我和同學們正好和王先生在一個車廂,學生們圍著王先生,你一句我一句地說開了。有的同學問一些知識性問題,有的同學則故意調侃,甚至搞惡作劇般提問,但王先生都能運用他淵博的知識和幽默的語言將這些「問題」一個個文明地應對過去。我當時問他,懷柔縣為什麼叫「懷柔縣」,他說,「懷柔」一詞,出自《詩經》,「懷」是召來的意思,「柔」是安撫的意思,「懷柔」就是招來、安撫,簡單講就是施德政,講團結。那為什麼縣名要叫「懷柔」呢?因為這個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是少數民族居住地,一直爭戰不斷。由於十分重要的戰略位置,秦統一中國後就在這裡築長城、修馳道,稱這裡為漁陽。唐朝初年,在今天的順義縣一帶正式設立懷柔縣,以強調民族團結,後來邑名多次變更,直到明朝時,才重新設置懷柔縣,同今天的懷柔縣範圍基本相同。聽罷,一個學生挑釁地問,「聽說你是什麼『講師』、『教授』,那我問你,為什麼罵人要罵『王八蛋』?」他不慌不忙地說,「王八蛋」實際上是對「忘八端」的訛傳。中國人自古講究修「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排在第八位的即「恥」。「忘八端」,就是忘記了「恥」,一個人如果沒了恥辱感那還叫人嗎?這個典故據說同明末清初的洪承疇有關。洪承疇原來是明朝的重臣,後來在同清軍的作戰中被俘而投降了清朝,成為清王朝的「開國漢奸」,因此遭到人們的唾罵。有一年過年,有人在他門上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孝悌忠信禮義廉」,下聯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橫批是「無恥忘八」,即上聯沒有「恥」,下聯忘了「八」。那個學生聽後說,「真不愧是『講師』、『教授』,就像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他則回應道,什麼「講師」、「教授」,不過是「殭屍」「叫獸」而已。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也笑了,但我覺得他那笑聲是那麼的酸楚和無奈。1969年初,62、63、64級的同學都已畢業並先後離校。為了便於管理,工、軍宣隊把我們系65級的學生都集中到東一樓住,同時把所謂「有問題」的教工也安排在東一樓,王立達先生的房間正好和我的斜對門,這樣,我們就有了「接觸」的機會。當然,「接觸」的時候手裡還要拿著毛主席語錄本,要正兒八經地把他叫出來「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