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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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12 月 22 日， 《人民日報》 刊發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從此，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儘管此前確因升學、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鎮畢業生面臨如何安置等人口、經濟問題，但根本的因素是必須對知識青年 （畢業生） 進行「再教育」。此為「文革」運動的形勢和政治路線所決定。至中後期的上海知青史料顯示，各地知青的「勞動—生活」普遍處於困頓狀態中，且回城的願望強烈。1978 年 3 月至 1979 年 10 月，鄧小平就知青「返城」連續發出三道指令，並強調知青問題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但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而「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
沈國明研究員就中國知青史研究的課題，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無論是下鄉還是返城，都源於國家發生了大的歷史轉折。」這是解析知青問題的一把鑰匙，因為它沒有拘泥於具體過程、事件的是與非，而是將「下去」與「上來」兩個改換命運的時段，放在了「歷史轉折」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聯繫當下「左」或「右」兩路圍繞知青問題的爭論，少有客觀的質疑和駁斥可以擺脫此背景而成立。
《毛澤東年譜》指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從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其間，有以下兩個環節值得注意：
第一，肇始於1968年的知青運動，政治上源於紅衛兵運動的式微，理念上源於革命青年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加上當時經濟、社會等運行中的實際因素，已有北京、上海的紅衛兵在此前提出，要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並聯絡了內蒙古、雲南和江西井岡山等地。中央根據全國1966~1968屆的近400萬城鎮中學畢業生，仍因「文革」運動積聚在校的情況，下達了「四個面向」的分配原則。據統計，至當年10月中旬，共有21個省區向國務院提出年內有166萬人上山下鄉的計劃，事實上也已有北京、上海（跨省）、遼寧（本省）等70.1萬人去了邊疆農村。
第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公布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是姚文元摘編送呈的。再查《毛澤東年譜》，可發現整個1968年度，大多數通過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報導，所發表的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等，以及關於「五七幹校」「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等批示，也多是由姚文元整理報送的。其中，與畢業生和知識青年相關的有四處：
其一，當年8月16日，姚文元、陳伯達報送為紀念毛澤東首次檢閱紅衛兵兩周年，撰寫社論稿《堅定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將文中一句「輕視工農而又自己以為了不起，難道還不該『奉勸』一下嗎？」改為「輕視工農而又自己以為了不起，這種極端錯誤的態度，難道還不該徹底改正一下嗎」？
其二，9月3日，毛澤東閱上海市革委會報送的調查報告《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並批示姚文元：「我寫的這個按語，是否妥當，請提到碰頭會一議。」毛澤東在按語中說：「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
其三，9月10日，毛澤東將姚文元送審的評論員文稿《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的標題，改為《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並將文中「走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改為「走從工農兵中培養技術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
其四，9月上旬，毛澤東審閱修改姚文元上報的上海市關於「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親自加寫一段話，其中針對「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毛澤東指出：「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綜上所述，聯繫沈國明研究員所提的命題，便可解答中國知青運動發端於1968年的緣由及其性質。那就是從下端來看，確因高校升學、企業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鎮畢業生面臨如何安置、社會如何接納等問題，與人口、經濟等相關的實際情況。而從上端來看，恰是「文革」運動的形勢和政治路線的指導，所決定的必須對知識青年（畢業生）進行「革命—改造」，即接受「再教育」的主題。再將兩個端點聯通起來，便可知上端是政治性質的、強勢的、主導的。所以，那些力圖將知青運動的發動，歸因於社會管理的方面，是有失偏頗的。其政治運動的性質才是本質的，因為整個國家背離了經濟建設和科學發展的方向，在「革命」和「繼續革命」的軌道上強力滑行，已「發生了大的歷史轉折」。
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知青運動，正是這個「歷史轉折」的產物。
那麼，歷經知青上山下鄉的十年運動後，其「返城」的路途又遇到怎樣的「歷史的轉折」呢？要解答這一問題，首先應剖析「文革」運動的中後期，整個知青運動所呈現的形態和境況。
據以上海為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上海市各區的知青人口數量，均在毛澤東「12·22」指示後達到高位，如黃浦區1969~1970年的下鄉人數達42823人；盧灣區29380人；徐匯區34871人；虹口區58252人。自此，上海知青的人口數量走勢一路下滑，至1973年到達低位，當年黃浦區下鄉人數為6335人；盧灣區3285人；徐匯區8770人；虹口區6174人，均以數倍減縮，呈現明顯的「頹勢」。當然，此中確有人口比差和政策調整等諸因素，但「社會—家庭—個人」認同和選擇的大趨勢，是愈加背離了上山下鄉的方向。
還有更多調查匯報材料，可以證實各地在鄉知青的生存境遇。
據1975年4月上海市「革委會」上報國務院《關於上海下鄉知識青年情況的報告》，1968年以來，上海先後有近60萬知青奔赴安徽、江西、黑龍江等外省區。其中插隊落戶30萬人，大體上生活自給的約佔40％，不能自給的約佔60％。在江西，54％的上海知青年收入不到80元；在安徽淮北，生活不能自給的更達80％左右。在雲南、貴州，上海插隊知青的生活自給程度也很低。同年12月，上海赴雲南省上山下鄉學習慰問團關於西雙版納4個分場所屬121個生產隊「職工生活狀況」的調查，其中31個單位基本有菜吃，55個單位基本以菜湯為主，另35個單位缺油斷菜情況嚴重。再據1976年6月，上海市赴雲南知青慰問團對《勐海縣上海下鄉插隊青年的情況調查》，至5月底，尚在隊的上海知青有120人（男78人，女42人），其中，一年以上滯留在滬的有33人（男16人，女17人），回滬探親的有24人（男16人，女8人）。實際在隊者只有63人（男44人，女19人）。已經結婚的21人（男10人，女11人），已生育21個小孩，其中12個寄放在上海家長處撫養。這些知青普遍「思想混亂，不安心農業，勞動下降，甚至想回滬、想另找出路等」。
毫無疑問，在鄉的上海知青處境，不僅影響上海繼續動員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的效果，以至在外地接受繼續教育的上海知青方面也頻頻出現問題。如1974年4月，上海市鄉辦向地區組並馬天水反映：上海原計劃安排赴江西省插隊知青1.75萬人，結果只落實近1000人。其中上饒地區計劃5000人，只落實700人；井岡山地區計劃4000人，只落實73人；撫州地區計劃4500人，只落實33人；宜春地區計劃4000人，只落實120人。
為此，上海市革委會加大組織動員的力度，各區縣、各系統紛紛召開宣講會、表彰會，甚至多方組織數十萬人沿街歡送下鄉知青的造勢活動。宣傳機器也大力開動，據《文匯報》專題報導，至1974年1月的統計，在上海郊區插隊的6萬多名知青中，已有400多人入黨，30多人進入縣級領導班子，更多的知青或者參加社隊領導團隊，或者成為了赤腳醫生、廣播員、土記者、農技員等。確實，不能否認廣大知青中存在一批既有理想，又有能力和勞力的成員，在接受「再教育」中脫穎而出，成為知青群體中的標兵，受到了提拔和任用。同時必須承認，這一來自另一向度的報告，只能說明知青運動在「區域—管理」層面上存在的差異，甚至證實知青在「命運—前途」層面上出現的懸殊，而不能掩蓋和替代整個知青群體的生存困境，就此得出或虛假、或浮誇的結論。否則，將很難解答往後的知青「大返城」。
與此同時，因為上海既是「文革」運動的策動地，又是知青人口的重要輸出地，且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正是政治、社會、經濟三重因素的疊加，促使當政者在知青運動的中後期，面對落戶他鄉的知青子女們，推出一系列「柔性管理」的措施。如向上海知青所在地選派幹部慰問團、給予接受地拖拉機等物資支援和無息貸款、編輯出版青年自學叢書、開辦知青函授教育課程、建立小作坊，以及提供資金補助等。這些舉措對解決知青的生活困難、緩解知青的精神愁苦，以及求知的渴望、創業的出路等，的確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和幫助，並在全國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但必須追問的是，上海方面創設這些舉措的目的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為了繼續推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因為這是當政者政治路線的需要，這是尚在進行中的「文革」主題的需要。所以，當這些手段性的舉措與知青持續的生存困惑相碰撞的時候，當這些舉措的目的指向與知青的命運選擇相違拗的時候，它必然在知青們要「回家」的呼號中，顯得綿軟無力。
為了求得更準確的解答，還是應直接把握沈國明研究員所提出的知青「返城」與「歷史轉折」的關係。這既要看知青「返城」的發生和進程（仍然以上海的材料為中心），還要看高層決策的機緣和結果。
首先，應該肯定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粉碎，使中國政治形勢和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這是知青問題獲得解決的最大的時代背景。然而，作為一種後遺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力量，至1978年2月的第五屆人大會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方向仍然被堅持，並強調「今後還會有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恰恰在這個當口，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等人的談話時指出：「現在是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我們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要開闢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正是鄧小平所具有的撥亂反正的眼光和膽略，清晰而明確地發出了解決知青問題的第一道指令。
知青問題關係千家萬戶，自上而下的消息層層傳播，其社會反應極其敏感和迅捷。據上海市鄉辦同年6月的《情況反映》，當年5月份以來，到外地插隊的知青，要求病退回城的人數激增。在閘北區，1月至4月的病退材料平均每月338份，5月份增至968份，6月份僅半個月就達938份。在黃浦區，1月至6月共接收病退材料3586份，其中5月1日至6月15日佔總量的一半。全市1月至5月底，共收到病退材料2.3萬餘份，其中插隊者佔近80%。同期，黑龍江省遜克縣知青辦也向縣委反映，上海知青波動較大，傾向「返城」。
接著在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國務院知青辦談話時指出，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要逐步減少，以致做到不下鄉。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著眼於城市，先抓京、津、滬三大城市。7月19日，華國鋒在同胡耀邦談話時提到知青問題時也表態：「小平講能不去（下鄉）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億，農民還不歡迎，和農民爭飯吃。城市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門路。」正是有來自鄧小平言近旨遠的判斷和預見，國務院知青辦於7月20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關於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方針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的口徑是，今後若干年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針還應堅持。但是，在政策、做法上要逐步調整。《報告》提出，今後「不再往農村社隊安置，不再搞分散插隊」等。與此同時，國務院知青辦《情況簡報》反映，上海市委針對尚有37萬知青安置在外省區，決定「放寬困退、病退條件，對符合規定的，計劃在三年內招回十六七萬人，分別緩急，逐步安排適當工作」；對繼續留隊的近十萬插隊知青，「擬給予三年定期補助，每人每月十元。結婚有了孩子的，另行補助」。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通知》，既強調「統籌解決」知青的實際問題，又要求「大造上山下鄉光榮的輿論」。為此，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舉行了多次討論。華國鋒認為：「現在國營農場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國營農場辦好。」紀登奎表示，「一下子不搞上山下鄉，反而會造成更大困難。另一方面按老辦法也不行。所以，方針要堅持，政策要調整」，並點名批評「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經批了三萬，還有八萬待批，搞不好要出事」。如果說，這是一種堅持所謂「方向」的傾向性意見，那麼鄧小平則在10月18日的討論中堅決指出：「現在下鄉的路子越走越窄，總得想個辦法才行」。李先念表示同意小平的意見，並提出「廣開門路」，重申了「四個不滿意」的觀點（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不滿意）。在此，華、紀與鄧、李之間的意見是否存在牴牾呢？在需要改變知青現狀的前提下，雙方在方向定位和方法選擇上確有歧異，且與內在政局判斷和道路設定緊密相關。相較之，鄧小平的意見更開闊，更順應民意，更有利於知青問題的徹底解決。所以，鄧的意見始終佔據主導，這應是鄧小平發出的解決知青問題的第二道指令。
無獨有偶，就在鄧小平重申知青「下鄉的路子越走越窄」的當天，遠在雲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撰寫了《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這封公開信得到974人聯名籤署，喊出了「我們要回家」的心聲，並組織請願團赴京。這種時空上的共振，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時運」所造就的天地間的呼應，因為中國的「世運」與知青的「命運」，歷經「文革」十年的動蕩後，已匯聚在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上了。
歲末年初，肇起於雲南墾區的風波波及全國，包括上海也發生了知青在市革委會門前請願的事件。上海市委召開幹部會議，根據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精神，提出了「不再搞過去那種到農村去插隊的辦法」和「有計劃地、有步驟地解決知青問題」等措施。同時，受命於赴雲南墾區解決知青問題的農墾部副部長趙凡，在現場考察了全面的情況後表態，「知青鬧事不好，但事出有因，應實事求是分析，是人民內部矛盾」，「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有理解知青的心情，才能處理好知青問題」，並與雲南省第一書記安平生聯名向中央報告，建議中央批准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1979年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同意知青辦報送的六條意見，其中除了明確「招工」「頂替」等政策外，第二條明確知青可「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回城，由知青部門負責辦理」。1月28日，雲南省「革委會」下達《通知》（後稱「雲南12條」），告知「不願意留下的」知青，可通過「病退、困退、頂替、調工」等方式返回原籍。旋即，在雲南的外省籍知青大批返回。2月8日，上海市知青辦發布《關於妥善解決外地國營農場上海知青問題的幾點意見》，表示至1978年底，上海在雲南、黑龍江等留場的知青仍有13萬人，將於今明兩年分期分批通過辦理病退、困退、頂替、調工等回城。終於，「大返城」成為了潮流，它事實上促成了知青運動的解體。③大批知青回城後，矛盾轉化為就業問題。
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強調：「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在具體說到如何處理就業問題、上山下鄉青年回城問題時，鄧小平認為，「這些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但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比如知識青年問題，不從經濟角度解決不行，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要想寬一點。下鄉青年過去一個人由財政部一次給500元，現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業，不下鄉了，是否可以把這些錢用來扶助城市安排知識青年就業」。知青運動的性質確實是政治問題（當時，社會上也有種種表態、議論甚至行動，再提知青運動的「大方向」），鄧小平的高明和智慧，不僅在於方法上提出可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更在原則上堅持了「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這就是說，包括對知青運動的評價和解決知青問題的途徑，其政治的性質已不再是「再教育」的方向了。在鄧小平看來，這正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立足在這個判斷上，從鄧小平1978年3月主張「城市青年不下鄉」，到1979年10月要求扶助「知識青年就業」，是鄧小平發出的徹底解決知青問題的第三道指令。
由此可見，從事實和路徑上說，是鄧小平的這三道指令打開了知青回城的門戶。而從本質上說，這正是鄧小平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英明之舉，將知青返城問題與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以及與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現代化融合為一體，從而得以徹底解決。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和小標題略去。原文《知青下鄉與返城：凸顯歷史的轉折》，載《探索與爭鳴》2014-11）
12月11日下午，影像與近代史工作坊（第一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影像與近代歷史敘事——以德國魏司夫婦中國西南紀行為中心」，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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