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聯陞的學術轉向及論學旨趣述論
作者：安東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1期
————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史之學，經歷近代學術轉承的蛻變之後，在逐漸形成一套新學術規範的同時，也出現多元化發展的形態與趨勢。古今中外的眾多學說與流派，不論其原為中西學的「主幹」抑或「旁支」，均能在全國學術陣營中擁有一席之地，頗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氣象。這對於學術新進而言，也難免有一番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苦惱，不知如何適從。受此影響，後學新進在最初窺測學術領域之際，由於不明中西學的淵源門徑，往往喜歡新說，追逐巧徑，不僅常採用後設、外來的框架和系統條理中國固有材料，而且熱衷參與聳人聽聞的熱點問題、學界大論戰的討論。他們日後一旦得窺學術大道，輒捐棄故技，成為引領中國文史之學潮流的學術大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楊聯陞。出身於清華大學的楊聯陞(1914-1990)，先是師從陶希聖、陳寅恪等學人，由經濟學轉向中國文史之學。其後，他赴美國求學，又轉向歐洲漢學的立場，活躍於二戰後的國際漢學界，被譽為伯希和之後唯一能擔當國際漢學警察的學者。
楊聯陞因緣際會，既親眼見證了二戰前後的國際漢學界重心與做法轉移的進程，又親身參與了美國的漢學(中國學)研究的轉折過程。他屢屢撰文評介海內外學人的中國文史論著，並為美國學術同人的研究把關，不僅以「媒介」的身份將中國文史之學的優良傳統引向海外，而且能夠溝通域外漢學界，為提升戰後海外漢學界的整體水準作出了重要貢獻①。1945年9月10日，身處美國的楊聯陞獲悉胡適即將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遂去函祝賀，一方面為中國學界的前途道喜，另一方面則提出整頓戰後史學界的方針：我覺得中國的史學界需要熱誠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評。到現在為止，多數的史學同志，似乎偏於閉門造車。誰在那兒研究什麼，別人簡直不清楚。在同一機關裡的人還好一點兒，離開遠一點兒的人就連影兒都不知道了。學術界的發現發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彈一樣的「只此一家」……中國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類的「漢學界的警察」。②楊聯陞表示，在戰後學術重建的問題上，其願意惟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做衝鋒陷陣的馬前卒。他直接針對的對象，即是戰後亂象紛呈的中國學術界。之所以有此抱負，主要還在於楊聯陞經過長期的學術訓練，個人的學術訓練轉向早年歐洲漢學的立場，成為「十八般武藝件件稀鬆」的「雜家」(引者註：楊對歐洲漢學者的戲稱)，「很想利用這個雜勁兒多交幾個朋友，在學術界作一名『聯絡兵』」③。雖然他故作謙詞，但是明眼人不難發覺其志向何等遠大。
值得玩味的是，楊聯陞赴美留學的初衷，本是向西方新興的社會科學化的史學方法取經，卻最終回到歐洲漢學的舊立場，其間緣由耐人尋味。1933年，楊聯陞同時報考了清華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國文系，雖然獲得兩校的錄取，但是聽從了家人意見，以為「經濟切實」，遂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在清華大學期間，他修完了經濟系的必修課程，也具備了社會科學訓練的基本素養。除此之外，由於個人的興趣愛好，他比較多選修中國文史的課程。
楊聯陞走上文史之學的道路，最初深受歷史系陶希聖等學者的影響，故偏重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的問題。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在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的影響下，陶希聖等人以《食貨》半月刊為中心，組建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陣營。由於陶希聖和《食貨》同仁的影響，楊聯陞開始走向中國經濟史研究，並為《食貨》撰寫文章。多年後，楊聯陞屢次提及陶希聖與《食貨》同仁對他學術研究的引導之功④。在晚年回憶中，他直言：「陶師與《食貨》諸君，對聯陞皆有影響，經濟史之轉向，實發於此。」⑤大論戰背景下開展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往往好談中國社會性質等大問題。儘管楊聯陞批評他人不重史實而重概念，其實自身也難免流俗。1935年，他在選修陶希聖的課程時完成的《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產》一文，刊於《食貨》。該文提到漢代農民身份問題，「妄用奴隸社會一詞」，後來遭到日本學者指摘。1984年，楊聯陞在講演中對此事直認不諱，卻又辯稱：在1936年《清華學報》(第4期)上撰寫的《東漢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試證其時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與略後之部曲]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經不再用奴隸社會這一類的模糊概念。奴與客的比例要實事求是，不應用框框亂套」⑥。這一番辯白，意在說明他在大學時已意識到歷史研究不要輕易套用概念。這一轉變應與他大學時代的另一位恩師陳寅恪有關。根據他早年論文與晚年回憶來看，事實可能是：他進入經濟史研究的引路人是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同仁，但在選修了陳寅恪的「隋唐史」後，受益甚大，治學取向逐漸向陳靠攏，最終在陳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寫作⑦。
儘管楊聯陞對陶、陳二人始終未作直接評判，但是綜合來看，他在治學領域上較多受陶希聖影響，而在研究取向上則更多得到陳寅恪的指正與薰陶。楊聯陞的弟子也曾撰文稱：「早年在清華時期，他已從陳寅恪治隋唐經濟史，畢業論文(關於中唐的稅制)便是在陳的指導下完成的。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聖以禮會科學治史的主張。」⑧實際上，楊聯陞大概先接觸陶希聖以社會科學治史的主張，而後逐漸接受了陳寅恪的學術主張。以社會科學方法研治中國文史之學，有助於跳出中國既定思維的一些窠臼，時有意外的驚喜與斬獲。不過，等而下之的研究者難免用外來或後出概念簡單地框套中國史事。這種學術亂象在美國新史學傳入中國之初比較盛行。對於此類學術現象，陳寅恪時有直接或間接地提出尖銳的批評。1931年5月，他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的演講中說：自然科學尚處於「聊勝於無」的境地，「至於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⑨。換言之，他認為當時中國文史之學的現狀，要麼缺乏統系，而稍具統系的研究則往往濫用外來或後出的概念。因此，陳寅恪對楊聯陞在《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產》文中用「奴隸社會」概念的做法，同樣持反對意見。在清華大學的後期，楊聯陞與陳寅恪過從甚密，獲益匪淺。據稱，他在課內和課外向陳寅恪請益很多，在課前「每得在教員休息室侍談，課後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當造寓晉謁」⑩。此外，他也得到被陳寅恪讚譽有加的張蔭麟的賞識，「常去其家」(11)。聽聞高論之餘，楊聯陞結識了周一良(時讀燕大)、俞大綱等同輩學子，並與周一良奠定了友誼。此後，楊周二人在北京談學論道，又同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兩人的博士論文題目雖然差異明顯，風格與路數卻相當一致。學院化進程中的近代中國學術轉型，許多真正的師承授受往往不限於校園內外，早年的周一良一直被認定為陳寅恪學問的繼承者。因此，楊聯陞與周一良相似的治學風格與友誼，可以佐證陳寅恪對楊聯陞學術取向的深刻影響。此外，以「教外別傳」自居於陳門弟子的唐長孺對西晉佔田制的考釋，與楊聯陞在博士論文《〈晉書·食貨志〉譯註》中的注釋一致，屢被學者提及，以為學術巧緣。事實上，具有同等學識的學者，用同樣方法研究同一材料，結論往往相同(如陳垣與伯希和關於元代也裡可溫教入華史實的考證)，早已成為學界美談。如果從陳寅恪治學方法的傳承而言，唐自承陳門「教外別傳」，楊曾親炙於陳門，兩人關於「佔田制」得出同解的這個巧合，就不是偶然，而為當然。「七七事變」之後，在錢稻孫和賈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ner)的幫助下，楊聯陞赴哈佛大學攻讀學位。受錢、賈二人的影響，楊聯陞在日語、英語、法語方面得到提升(12)。賈德納的博士論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紀譯註》，仍是早年歐洲漢學一脈的做法。當時，哈佛大學的漢學研究大概仍在這種學術風氣的籠罩之下。這也影響到楊聯陞的論文選題。1943年10月26日，楊聯陞致函胡適討論自己的論文選題：「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為主。可是很難找適當的材料。想譯《宋史》〈食貨志〉的一部分，全譯太長又似乎沒有意思。您想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義不甚長的東西嗎？(比方《徽宗紀》，要譯註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頭緒太紛繁了。」(13)胡適曾推薦《顏氏家訓》，但楊以為已經有人譯過，又曾對《陸賈新語》及曹操傳、諸葛亮傳有過嘗試。「後來忽然想起一段簡短而自成片斷的文字，就是《晉書》〈食貨志〉，同Ware、Elisséeff商量，都覺得還可以，暫時就算定了。譯註之外，加一兩章引論，講《晉書》本身同幾個經濟史上的重要問題。」(14)儘管餘英時認為楊所接受的西方漢學主要是在技術的層面，真正繼承並發揚的是20世紀在中國發展起來的文史研究傳統，但正是通過對《晉書·食貨志》的譯註，楊聯陞在治學方面與法同漢學正式接軌。楊聯陞學業有成之際，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受戰爭影響，漢學界也進入失範的狀態。楊聯陞目睹學界亂象，有心學習伯希和以漢學警察扭轉學風的前例，從1940年起的十年，用力打入西洋漢學界(15)。素來重視北大出身與「正統」學風的傅斯年，也認為楊聯陞可由北京大學或歷史語言研究所拉攏，加入抗戰後振興北大學術的人才陣營(16)。美國學者賈德納引領他拜會學界老輩時，「每以漢學界前十名相期」。1951年，楊聯陞旅歐拜會歐洲漢學前輩，「頗為各國漢學耆宿所重，法國戴老(戴密微)曾以少年輩第一人相許」(17)。正如前引楊聯陞致胡適的賀信，他「最初的目標，不僅是美國的中國學界，而包括抗日戰爭結束後的中國學術界」(18)。
然而事與願違，楊沒有能夠回國實現他的志業，卻在美國一留再留，最終成為旅美華人學者，將他對中國學界的抱負貢獻給二戰後的國際漢學界，尤其是在美國興起的中國學研究。20世紀後半期的西方漢學界內部發生重大變化，一改前期「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轉向「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19)。而二戰後的西方漢學界，以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崛起最為突出。
楊聯陞適逢其會，不僅處於西方漢學界內部轉向的潮流之中，而且是美國漢學界崛起的參與者與見證人。楊聯陞早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期間，他已經密切注意美國新興漢學研究的動向，並不時用書評或者翻譯講義的形式向國內學界進行介紹(20)。他到美國不久，便注意到「近幾年來，美國學者對中國經濟史，頗多注意」，如普林斯頓大學的Nancy Loe Swann博士在譯註《漢書·食貨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Phea C. Blue女士譯註了《隋書·食貨志》，以及身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魏特夫(Willfogel)及其追隨者合譯了《遼史·食貨志》等等。1943年，他專門評介了韋爾柏(C. Martin Wilbur)的《前漢奴隸制度》，認為該書「論述部分主要貢獻在於掃除有些人以為漢代是奴隸社會的誤解」，「作者的議論，大體上是妥當的，因為把秦漢當作奴隸社會，不過是公式主義者的一種附會，本沒有歷史上的根據。西周以前，史料不完備，我們不能妄下斷語，東周以後，在中國從沒有以奴隸為生產中心的社會，已經是一般史家所公認的事。不過作者從各方面作詳盡的分析，使這個論斷更加有力，是我們應該推許的」(21)。這篇書評，似乎也是他在反思早年以「奴隸社會」界定漢代社會的問題。與楊聯陞學術路向的轉變相反，二戰後「西方漢學發生重大變化，逐漸和各種不同學科(特別是社會科學)融合起來，而科際溝通更蔚成一時風尚，所以60年代美國的《亞洲學報》上曾有過『漢學乎？社會科學乎？』的熱烈爭論」(22)。這對正在美國崛起的中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移席美國的蕭公權注意到，雖然美國若干大學在二戰後先後設立了遠東語文系和研究所，表面上師資、圖書、學生的數量陸續增加，「『漢學』的重心逐漸從歐洲移到新大陸」，但是過速的發展引發了一些缺漏。因為「美國的大學中很少設置中文的課程。大學生多半是到了三年級(甚至進了研究院)才立志主修『漢學』。即使他們有『語言天才』也難於三五年中培成閱讀中籍的能力」，所以，「各大學裡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不願(或不能)廣參細考中文書籍，但又必須時時發表著作，以便維持或增進他們的聲譽，或博取升級加薪的待遇。天資高一點的會從涉獵過的一些資料中『斷章取義』。挑出『論題』，大做文章。只要論題新鮮，行文流暢，縱然是隨心假設，放手抓證的產品，也會有人讚賞。作者也沾沾自喜」。蕭公權不無感慨地說，這種作風竟有點像王陽明所說的「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3)。針對這種不良學風，楊聯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60年，在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楊聯陞引用當年傅斯年批評拉鐵摩爾的妙喻，「提到學術上有見樹見林之論，但亦有望遠雲而誤以為林者」(24)，得到蕭公權的讚賞。二戰後，美國學人以哈佛燕京學社為中心，對中國學研究開始了新的探索。其傑出代表就是中國學界熟知的費正清。實際上，哈佛燕京的中國學研究，由費正清與楊聯陞共同主持。費正清以1800年後的中國研究為發展方向，楊聯陞則主持1800年以前的中國研究(25)。此外，楊聯陞還負責為哈佛學人著述進行把關，以至於費正清麾下學人不止一次表示將著作獻給楊聯陞。1965年，費正清主持「世界秩序專題討論會」，並刊行論文集，在書的扉頁上題寫：「全體撰寫人獻此書於哈佛燕京中國史講座教授楊聯陞。」援引新興社會科學的方法或觀念研究中國文史，無疑為學養不夠的美國中國學研究提供了出路。儘管楊聯陞與蕭公權等人多次糾正一些學者誤解文獻，可是難以在整體上扭轉乾坤。1976年3月24日，楊聯陞在東亞研究大會結束後曾作一偈語：「莫教冷氣歸心，有屁任憑天放；若會庖丁解牛，許你目無全象。」(26)可謂是極不客氣的譏諷。結合蕭公權批評一些學者「管中窺天」、「斷章取義」的現象，大體可以明白此偈語所指。楊聯陞的學術關懷不止於美國漢學界，他幾乎擔任了《哈佛亞洲學報》書評編輯，展開了他對整個西方漢學界的批評。他的書評幾乎涉及了中國文史的全部，而且篇篇皆有深度(27)，獲得周一良、劉子健、周法高及何炳棣等學者的高度評價。1957年，他代表哈佛燕京學社赴臺灣訪問，臺灣學界將他的書評與伯希和的書評相提並論。但他認為自己的書評與伯希和的不同，較少火氣。其實，他也承認自己作書評曾有意與《通報》(伯希和曾以《通報》為陣地，發表大量書評)爭先(28)。在伯希和之後，楊聯陞的書評在歐美漢學界的頗具反響。德國漢學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的《漢學》，就列舉了楊的許多書評。1962年3月，楊聯陞得戴密微推薦，得以在巴黎法蘭西學院用法語講演四次(以前無東亞人)(29)，恐怕便基於此。楊的書評多為西文，部分收入Excursions in Sinology(即餘英時提到的《漢學散策》，楊自稱《漢學評論集》)一書。戴密微作為二戰後法國漢學界的領軍人物，對該書亦有較高稱譽。在歐美書評風氣比較健全的情況下，一些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以自己著作得楊聯陞評論為榮。何炳棣甚至因他的人口史研究未能得楊聯陞的專文評介，多年後回憶起來仍覺得不無遺憾(30)。
不過，楊聯陞在漢學書評方面的突出貢獻，在學界並非沒有異議。他一生的著述不少，但大部分作品是書評。1965年芝加哥大學擬聘楊聯陞為講座教授時，見他「學歷上列有『論文』104篇，內約四分之三實系書評，這點曾引起幾位同仁對楊『史學』的質疑」(31)。伯希和曾受人責難，
「惟乏組織與創造力，故無專門著作。生平述作，多以書評為之」(32)。20年後，以伯希和為學術競爭對手的楊聯陞，也遇到了前者同樣的尷尬。所以，何炳棣只得告訴芝加哥大學楊聯陞不是史學家，而是漢學家(33)。楊聯陞在海外教洋人讀書，「學生好奇，往往提出一般想不到的問題(特別是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既無法暢談中國文史之學的精髓，也容易陷入煩瑣之病。真正能夠引起教者興致的往往還是中國學人。餘英時帶藝投師，赴美深造，得到楊聯陞的器重，被視為他在哈佛「已選定之承繼人」，可以稱得上禪家所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的人，為數年內絕難覓得真可付託之人(34)。餘英時在治學上能得其長，對時人以西方觀念誤讀、亂解中國固有書籍的批評也毫不客氣。1993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強調：「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35)後來，餘英時撰文評述其師對西方漢學界的最大貢獻在於
他「通過各種方式——課堂講授、著作、書評、學術會議、私人接觸等——把中國現代史學傳統中比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進漢學研究之中」(36)。繼伯希和之後
以學術警察自居的楊聯陞，所撰的書評針對歐美學者解讀中國文獻的錯誤，維護了國際漢學界的學術秩序。正因如此，二戰前後的國際漢學研究雖然在重心與做法上開始轉變，但是仍然能夠保持水準，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中國留存的古代文獻典籍浩瀚，遠非一些歐洲學者心目中的東方國家可比。二戰前作為漢學中心的法國漢學研究(不限於法國本土)重視文獻學，有其重要理據。而一些漢學家對於能不能讀懂中文，亦有著一定的自覺。1950年代，已經退休的英國劍橋大學漢學家慕阿德(Moule)問楊聯陞：「你想我們西洋人真能讀懂中文嗎？」楊答曰：「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淺之別而已。」(37)既然閱讀有淺深之別，那麼理解本事及本意亦有中、不中之分，故而外國學者的中國學研究若要超越中國同行，往往要另闢新徑。鑑於中國文字難讀懂，西方漢學界不免會藉助社會科學來條理中文史料。如何在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保持恰當的距離，這對二戰後成長起來的漢學家都是嚴峻的考驗。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演繹抽象概念固然基於自身文化積累，建構理論也主要依據西方歷史經驗(38)。社會科學注重概括，即使演繹西方不同國家的史實都有局限，更何況引申出來條理中國文化的概念。如何正確解讀中國文獻，而不濫用框架或模式亂套？楊聯陞反覆提示研究者：「中國的各類歷史文獻(從制度到思想)都有其特殊的『訓詁』問題，治中國史者首先必須深入中國文獻的內部而盡其曲折，然後才能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39)能臻此境的學者，如果推舉他的同輩學人為代表的話，他心目中的人選在國內應為周一良，在境外則是嚴耕望。早在大學時代，因選修陳寅恪的隋唐史，楊、周二人便結為摯友，後義在哈佛6年(1941-1946)同學，楊聯陞以為周一良的「史學之深(尤其是魏晉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都望塵莫及。周的博士論文《唐代密宗三僧傳譯註》，受伯希和的影響，以長注見功力，在1945年刊於《哈佛亞洲學報》後，引起國際漢學界的矚目。哥倫比亞「講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國漢學元老，曾說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內容豐美，可快朵頤」，凡治佛教史者，不可不讀(40)。
楊聯陞晚年在同輩學人中推崇嚴耕望，稱其著述「充實而有光輝」。楊、嚴二人交往，始於1957-1959年嚴耕望以訪問學人身份赴哈佛大學研究。不過，楊聯陞對嚴耕望的初次會面並不佳，稱後者「既聾且啞，又兼半瞎」。所謂的「聾」、「啞」、「半瞎」，應當是指嚴耕望在英語方面的生疏(41)。後經胡適介紹：嚴耕望的「校史工作，能見其細，又能見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別指導他，使他的時間可以用在最有益處」(42)。
事實證明，嚴耕望不僅「校史」功夫了得，其著述更是斐然可觀，被楊聯陞樹立為能夠扭轉學術風氣的楷模，也是楊在海外能夠暢論學術的摯友之一。1985年1月19日，楊聯陞在給內兄繆鉞的信中說：「近晤嚴耕望，渠有《唐代之成都》一文甚博洽，制度史大佳，地理尤深入，可為海外一人!」(43)而他對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則表彰其「以自己著作為例，尤為切實……如此現身說法，讀者得此鼓勵，必有聞風而起者矣」(44)。楊聯陞推許的學人及著述，雖可引起青年後進的共鳴，卻未必可切實遵從效法，故難以收到實效。且不說外國人不得已借用域外及後來觀念、理論條理中國史事的弊病，20世紀以來，隨著國人對文獻閱讀理解能力的下降，原來被前賢視為旁逸斜出的治學方法，轉而被新進後學奉為終南捷徑。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中國後進學人研治中國文史之學，為求速成，往往不遵循前賢開創的學術正軌，徒以採用域外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新模式為尚(當然，一味抱殘守缺，亦非正道)。與國際漢學界接觸頻繁的臺灣學界較早呈現這一現象，據稱在20世紀80年代時，域外學人已抱怨「到臺灣留學，本想看看中國人如何治學；但不幸，所聽到的不是美國式的方法，就是日本式的方法，仍不知中國人傳統的治學方法」(45)。與此同時，近幾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至少在圖書方面發展迅速，已非費正清時代能比。事實上，美國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在搜索資料上所下的功夫值得敬佩。1979年，費孝通訪美時曾與施堅雅交談，讓費孝通驚訝的是：「他向我開列有10多種我國的地方志，每本書後註明現在中國何地和哪個圖書館，他說這幾本書，中國之外是沒有的，希望我能幫他看到這幾本書，允許他照相，作為研究資料。」(46)就此而言，楊聯陞的論學旨趣對當下中國學術界有重要啟示。他晚年重新與中國大陸學界接觸，仍希望能夠有所貢獻。自1958年開始，楊聯陞因得抑鬱症，其學術研究狀況已經大不如前，時常發病。但每當有大陸學人赴美交流，他都希望能夠與之交流。1976年朱德熙赴美，楊聯陞失之交臂，在給女兒的信中憤憤不平地說：「這裡有些人可能是忌妒我，國內語文、考古界有人來時，往往不通知我。也許以為我身體太差了，實則我近來精神安定，血壓也有所控制，每數周即量一次。」(47)1982年，在繆鉞赴北京參加整理古籍的學術會議之後，楊聯陞隨之致函稱：整理古書是件大事，我們自己不做，將來萬一有外人比咱們高明(例如高本漢的語言學)，讓他們做，豈非國恥。但近二十年來有若干日本學人(不止於西京)和歐美學人，讀漢籍的本領已大有進步，我見了中國來的青年，常要他們警惕，因為就文化而言，日本、西洋們本已有相當可觀的歷史，對語文的研究，也頗深入，他山之石不可以攻錯也。(48)1983年2月，楊聯陞收到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編的《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後，雖以年邁抱病之軀，
仍提筆撰寫評論，對所收文章從作者到研究問題逐一點評，視野從域內到域外，條分縷析，細緻入微，仍可見其當年在漢學界指點江山的風採。就寓目所及，這大概是楊聯陞晚年公開發表書評的代表作了。其意自然是期望中國學術界能夠在前輩開啟的學術大道上大步邁進。近代中國學術在承繼清學、參照歐美學術體制與取向之下，歷經蛻變與新生，最終仍需重構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系統。若一味趨從歐洲漢學、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模式、框架、觀念，仍不免陷入捨己從人、忘卻自我的尷尬境地。陳寅恪指出：「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49)就
中國文史之學而言，借鑑域外同然必不可少，但是立足於文獻解讀，尋繹本事及本意，始終是提升中國文史之學水準的基礎和原動力。近年來，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在找文獻和讀文獻方面均有長足進步，必然挑戰本土研究。為了避免飽嘗「國恥」，後學者更應該從中國文史之學的根本處下手。正如楊聯陞所強調的
要「深入中國文獻的內部而盡其曲折」，從而揭示其本事及本意。這也是陳寅恪所謂「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要義與根基。有意思的是，
楊聯陞雖是留洋學人，後來卻「一向認為專治中國文史之人除非外文特佳大可不必追求國外學位，以其種種規定皆為外人所設」。(50)無獨有偶，曾經留學東西洋十數年的陳寅恪亦持類似論調，故其留學志在求學問而不求學位，又稱「搞中國史的到外國能學些什麼」，或許學點語言還有用處(51)。飽嘗其中甘苦的前輩學人現身說法，尤其值得後學新進玩味。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然而，借鑑域外，亦不可迷失自我。
注釋：
①既有研究關於楊聯陞教授的學術定位與解讀，以餘英時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兩文最具代表性。近年，有研究者從清代學術傳統與清華學派的角度分析楊聯陞的史學風格(李顯裕：《博雅的通人：楊聯陞史學精神再探》，彭明輝、唐啟華主編：《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以及著重從史料、史觀、會通的派分來研究楊聯陞的治學及學術交往(劉秀俊：《「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陞學術交往探要》，山東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本文致力於梳理楊聯陞學術轉向的因緣以及針對漢學界亂象的批評與引導，故以書信、回憶錄及書評等類文字為基本資料。
②③《楊聯升致胡適》(1945年9月10日)，胡適紀念館編：《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72，72頁。
④楊聯陞：《楊聯陞自傳》，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北京：商務出版社，2004年，第5頁。
⑤楊聯陞：《打像為誓小考》，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82頁。
⑥楊聯陞：《書評經驗談》，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140頁。
⑦楊聯陞：《打像為誓小考》，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第282頁。
⑧餘英時：《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胡適紀念館編：《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第9頁
⑨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61頁
⑩楊聯陞：《追憶陳寅恪先生》，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5頁。
(12)楊聯陞：《楊聯陞自傳》，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5頁。
(12)楊聯陞：《憶錢稻孫先生——兼憶賈德納》，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52頁
(13)《楊聯升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胡適紀念館編：《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第2-3頁
(14)《楊聯升致胡適》(1944年9月14日)，胡適紀念館編：《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第63頁。
(15)楊聯陞：《書評經驗談》，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145頁。
(1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5頁。
(17)楊聯陞：《楊聯陞自傳》，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7、8頁。
(18)桑兵：《〈近代中國的學術批評〉解說》，《史學月刊》2007年第10期。
(19)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頁。
(20)二戰末期，他在《思想與時代》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富路特，中華民族小史(書評)》、《評韋爾柏〈前漢奴隸制度〉》、《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書評)》及《司開洛術戰爭與史學》等。
(21)楊聯陞：《評韋爾柏〈前漢奴隸制度〉》，《思想與時代》1943年第28期。
(22)餘英時著，傅傑編：《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400頁。
(23)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頁。
(24)楊聯陞：《敬輓蕭公權先生》，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87頁。
(25)《致楊忠平》(1976年2月21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33頁。
(26)楊聯陞：《東亞研究大會晚偈》，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299頁。
(27)餘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餘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169頁。
(28)楊聯陞：《書評經驗談》，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143-144、145頁。
(29)楊聯陞：《楊聯陞自傳》，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8頁。
(30)(31)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9，334-335頁。
(32)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第145頁。
(33)同為清華校友、但治學取徑頗不一致的何炳棣，在回憶中對楊聯陞有褒有貶。他既欣賞楊聯陞的學術見識與博雅，又對楊的取徑不無保留。據何炳棣透露，楊治史有一訣竅。由於日本研究中國史的學人對於史料用功「勤遠」，遠超一般中國學人，所以楊先以日本人的著述為「引得」，再加上自己窮檢遍翻所獲的心得，從而能夠在海外漢學界贏得博學無雙的聲譽(何炳棣：《讀史閱史六十年》，第364頁)。
(34)《致繆鉞》(1977年7月11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53頁。整理本原為「見遇於師方堪傳授」，「遇」字可能為繁體「過」之訛誤。
(35)餘英時：《怎樣讀中國書》，餘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第313頁。
(36)餘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餘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第172、173頁。 (37)楊聯陞：《書評經驗談》，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147頁。
(38)張光直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屢屢提及社會科學研究與西方歷史及中國史的關係，強調「社會科學上所謂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裡歸納出來的」，如果沒有經過其他地區歷史經驗的檢驗，特別是幾千年文明連續的中國經驗，那麼現行的社會科學都不能說是通則。正是基於此，張先生提出21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是中國的世紀。參見張光直收入在《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中《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應該躋身世界主流》等諸篇文章。
(39)餘英時著，傅傑編：《論士衡史》，第401-402頁。
(40)楊聯陞：《〈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讀後》，《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41)據嚴耕望自述：1956年起，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開始函請史語所派遣青年學人到該社訪問，次年按資歷輪次應當是嚴耕望，但其「英文甚差，他人不免有爭先之想」(嚴耕望：《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頁)。
(42)《胡適致楊聯升》(1957年9月12日)，胡適紀念館編：《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第400頁。
(43)《致繆鉞》(1985年1月19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415頁。
(44)嚴耕望：《治史三書》，第65頁。
(45)此為黃寬重轉述韓國學人語，見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73頁
(46)費孝通：《赴美訪學觀感點滴》，費孝通：《費孝通域外隨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292頁。
(47)《致楊忠平》(1976年2月21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33頁。
(48)《致繆鉞》(1982年5月4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92-393頁。
(49)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4頁。
(50)《致繆鉞》(1981年1月17日)，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371頁。
(51)王鍾翰：《王鍾翰學述》，《王鍾翰清史論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602頁。